1644年，中国同时出现了四个皇帝。而此时身受诏命、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却在历史长河中显得格外安静。他既没有北上拱卫北京，也没有向任何一方投降，更没有率众策立南明，他究竟在盘算什么呢？
首先看他当时的心态。一是左良玉早有骄横专任的先例，自十年前他在怀庆时与督抚意见不一开始，他便行“缓追养寇”之事，征战之时不忘充实自己队伍，对上级文告常有抵触。因为皇帝急须武将征战，所以对他的各类过失也惩戒极松。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左良玉抗命导致张献忠破襄阳，最终朝廷也只敢让左戴罪自赎。左良玉当知其中原因，所以当此关键时期，轻易出战等于自断生计。二是左良玉早年受侯恂提拔，崇祯十六年（1643年）左良玉又连累侯恂下狱。左良玉对明末党争之事应该不陌生，侯恂是东林党人，左良玉被牵入党争是必然的。弘光政权的掌权者中不少人反感东林党，在朝中政敌环伺的情况下，显然守在自己的地盘里更为安全。况且武昌当时远离战火纷飞的华北，又俯视政局纷扰的江南，相比之下是难得的平静。
再看他当时自身的状态。崇祯十五年（1642年），左良玉在朱仙镇被李自成打败，致使其部精锐损失大半。此后，李自成追，左良玉就躲。左良玉后两年平定鄂西也基本是等张献忠、李自成主力开走趁虚而入。史称晚年的左良玉“老且病，无中原意”、后期的左部“法令不复相慑”，这既说明左良玉勇武不复当年，也能看出元气大伤之后，左部的新兵比例也大幅上涨，其纪律性和战斗力都衰减不少。综合后来左良玉“清君侧”之事，按《明史》说法是黄澍私自和部将盟誓，用众意绑架了首领。左良玉对部下的驾驭也远不如前，此时开拔至外地，很多事情怕是主将决定不了的。由是，左良玉应该知道参与角逐的风险，选择坐守自保较为妥当：既不参加中原事务以免战损，也不自立大旗以躲征伐。左部兵八十万，这种数量级的兵团无论是对南明所倚重的四镇，还是对清朝，还是对大顺，实力都极为可观，加之周边军政大员何腾蛟、袁继咸与左良玉交好，左部进攻不足，自守足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