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后，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登基，南宋建立。随后高宗在金国的不断打击下放弃中原向南逃遁，引起了很多将士的不满，再加上南逃过程中的宦官及其党羽擅作威福，欺压良善，搜刮民脂民膏，最终酿成了一场兵变，宋高宗的皇位也险些不保。这场兵变就是著名的“苗刘兵变”。
当时的宋高宗宠信内侍省押官康履等宦官，他们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而王渊因和宦官勾结而步步高升，成了御营都统制和枢密使，他同样搜刮民脂民膏。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王渊建议宋高宗南逃到杭州，自己断后，却把战船用来装自己的财宝，导致很多官兵失陷敌营。随军的苗傅见状恨恨不平：“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手下的张逵也对士兵说，如果能杀死那些擅作威福的宦官和王渊，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按理说王渊改严加处分，但是由于有宦官撑腰，宋高宗就没有严惩。这就更加激起了不平。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罢，制以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使、制置使刘光世为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百官入听宣制。苗傅，刘正彦令王世修仗兵城北桥下，俟王渊退朝，即摔下马，诬以结宦官谋反，正彦手斩之。遂遣人围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无须者皆杀。”他们挂着王渊的首级到了皇宫，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官吴湛和苗、刘军队私通，“引傅所遣使臣入内附奏曰：‘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耳。’”
“知杭州康允之见事急，率众官扣内东门求见，请帝御楼慰谕军民，不然，无以止变。”赵构便登上城楼和苗傅等人谈了起来，苗傅、刘正彦见了宋高宗还是按规矩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的，但是还是“厉声”指责赵构：“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顾止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蓝珪、曾择斩之，以谢三军。”
赵构这时候的态度和马嵬之变之时李隆基的态度差不多，表示：“内侍有过，当流海岛。卿可与军士归营。”事都干了，你们都散了吧。本来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想到苗傅还在提着要求：“今日之事，尽出臣意，三军无预焉。且天下生灵无辜，肝脑涂地，止缘中官擅权。若不斩履、择，归寨未得。”赵构就答应给苗傅加官为承宣使及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及御营副都统制。赦免其他军士。浙西安抚司主管时希孟也表示一定要杀了康履他们。赵构哪舍得？还是时希孟硬劝着才把康履用竹篮放到城下，让这些人处置。结果康履到了城下立刻就被愤怒的士兵腰斩了。
赵构本来事情到这儿就行了，没想到苗、刘二人竟然质疑起赵构得位不正，让他退位了。就连隆佑太后孟太后提出的折中方案，自己和赵构一起听政都不行。他们要立赵旉当皇帝。没法子了，赵构只得退位，孟太后也就垂帘听政。
太后和丞相朱胜非和苗、刘周旋，同时密令张浚、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率兵勤王。刘正彦、苗傅大惊，只得让赵构复辟。但是为了保命，还是让赵构给一份丹书铁券来保命。赵构在铁券上写了“除大逆外，余皆不论”把二人忽悠了。随后勤王军赶到，将苗、刘军队的首脑全部处死。由于赵构表示只追究苗傅、刘正彦等人的责任导致军队全部倒戈，最后勤王军队很快平定了这次苗刘兵变。
随后宋高宗大行封赏功臣，包括韩世忠夫人梁氏在内的一大批有功人员全部得到赏赐。
这次兵变可以说是一次剧烈的震荡。它深深的打击了朝廷之中的投降派和南逃派，迫使宋高宗赵构进行军事政治改革，使得南宋的政治结构适应战争的进行，同时也为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创造了机会。宋高宗本来就惧怕地方物理和将领拥兵自重，这次兵变的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使他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此后频繁的调动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是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苗傅以高宗从张邦昌手中继任帝位来质疑高宗皇位的正统性，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高宗退位，加深了高宗对此事的忧惧，对他此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议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