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北守边的时候杜松和蒙古在交战中可谓是战功赫赫，可就这么一个大将，就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导致在萨尔浒一战战败身死。
首先我们要知道，从隆庆元年（1567年）册封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为顺义王，在边境开展贸易以来，明朝西北边陲，就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从俺答汗到他儿子黄台吉，两代顺义王都很好的履行了职责。所谓“东自海台，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和平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以后，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图谋将势力扩大到青海，开始窜犯边境，明朝集中大军到西北，开展了长期的战争，不过主战场在青海，杜松应该就是作为偏师，在陕西边境出击沿边的蒙古部落，作为牵制。
杜松
那时候蒙古人已经严重衰落，除了扯力克的直属精锐外，大多数部落武装不过是装备不起铁甲的牧民，在武装到牙齿的明军九边铁骑前，战斗力着实堪忧。因此说“敌人畏之”是真的，但并没有什么厉害的敌人。杜松也正是靠这些不厉害的敌人获得了战功和威名：“由舍人（明代称应袭卫所职位的武官子弟为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
一旦遇到厉害的敌人，杜松立刻就暴露出其有勇无谋，难堪重任的缺点。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扯力克的长孙卜失兔（后来的第四代顺义王）“掠张春井，大入下马关。松偕游击史见、李经以二千余骑邀击马莲井，小胜，误入伏中，见战死，松、经皆重伤，士卒死过半。麻贵援军至，松复裹创力战，寇始败走。时松已进游击将军，论功迁延绥参将。”
从这个战例中可以看出，杜松恃勇轻进，结果中了蒙古人的埋伏，二千明军骑兵死了一大半，杜松自己也身负重伤。要不是与辽东总兵李成梁并称为“北李南麻”的延绥总兵麻贵及时救援，杜松这次就死定了。
当然蒙古人毕竟没文化，狡猾的不多，大部分时候杜松靠着勇力就能打胜仗，因此节节高升。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贵大举捣巢，松以右军出清平塞，多所斩获，进副总兵”。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杜松已升为延绥总兵，“套寇犯安边、怀远，松大破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二月，为辽东总兵时曾“败敌连山驿”
杜松性格颇为急躁，还在当参将时，就因为“尚气不能容物。尝因小忿，雉发为僧”。后来当辽东总兵，又因为反击朵颜部，结果误击察哈尔部。曾经被李成梁打得比较老实的察哈尔部大举入侵，“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击于守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引发许多文官弹劾和诬陷。
杜松更加愤怒，“自提兵出塞，将捣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级，士马多陷大凌河。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这种自暴自弃的行为导致其被解职。
可以说中年时期的杜松精神状态已经很不稳定。就其能力来说，也就是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匹夫之勇，不能胜任统帅的位置。但是当时大明内忧外患，还离不开杜松这种武勇之辈。“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轻骑捣火落赤（蒙古多罗土蛮部）营。获首功二百有奇，复叙用。”
但是杜松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还当新崛起的后金像他海扁了半辈子的蒙古人一样软弱。为了夺头功，置杨镐的会师计划与不顾，不但提前出发，还玩起来急行军：“日驰百余里，抵浑河。半渡，河流急，不能尽渡。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杜松随即抛下难以渡河的车营（装有火炮的战车），自己率轻骑渡河。
结果才三月一日，杜松就已经打到了萨尔浒谷口，其他三路明军严格按照杨镐的计划缓行，结果远在天边，形成了杜松孤军深入的不利态势。而且杜松还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又开始玩分兵了：杜松亲率一部攻击吉林崖（界凡山）的后金军，并将主力屯驻于萨尔浒山，由监军张铨指挥。努尔哈赤乘机调集八旗中的六旗，以绝对优势兵力于三月三日先打张铨，后打杜松，各个击破，围歼了杜松所部，这时杜松扔下的车营还没有渡过浑河呢。
可以说，杜松之死，就是他的性格缺陷导致，自取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