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有一种时尚，唤作“清谈”，讲求的是风度，是潇洒，是玉树临风。王衍的堂哥就是竹林七贤的王戎，王戎曾这样称赞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倘若真是风尘外物，像老子、庄子那样穷思宇宙真理，大概也能为文化做点贡献。可是魏晋的风度，只是一种很表面化的风度，并非如庄子那样在心灵上超凡脱俗，他们内心浅薄得很，格调不高，内心深处充满世俗之欲望，官要当，事不做。晋朝之所以衰落得那么快，原因固然很多，虚而不实的社会风气亦是一大原因。这些所谓的名士，很多都是朝廷重臣，没事则罢，一旦有事，误国误己。
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叫“信口雌黄”，典故便出自王衍。这位清谈家喜欢跟人辩论，谈老说庄，但是讲话逻辑性不强，常常自相矛盾，刚才说这个观点，一会又轻易更改，大家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矿石，它的作用就像今天的涂改液，字写错了，用雌黄涂在上面后可以重写。
晋代政坛有个很坏的传统，不看本事看风度，王衍这信口雌黄的人竟混到太尉。他作为国家官员不思国事，只考虑自己的前途，他曾经对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就让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告诫他们：“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这就是“狡兔三窟”的来由，“识者鄙之。”
当时，匈奴刘氏建立的汉政权，屡屡对西晋首都发动猛攻。执掌国家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竟然弃皇帝于不顾，自己带着军队离开首都洛阳，太尉王衍以“军司”的身份随行。“军司”就是“军师”，因为避晋国奠基人之一的司马师的讳，所以“军师”就改叫“军司”。
行到半途，司马越病死，群龙无首，军队没有统帅，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大家推举军师王衍出来领导军队，王衍没敢答应。
别看他是太尉，可是对军事一无所知！他自己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不敢出来领导大军，实际上是不敢任事，指挥军队靠清谈怎么行，靠风度怎么靠得住？太尉都不出来领导军队，别人也自然不敢，这样，十万大军竟然群龙无首，不知所措。王衍也不知要怎么办，不然，先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国吧。
然而，王衍忘了一件事：石勒正在一旁虎视眈眈，要张开血盆大口，要把十万晋军一口吞掉。
石勒见司马越已死，晋军群龙无首，心里大喜，当即遴选精锐轻骑兵，奋起直追。护送司马越的灵柩的晋军行军迟缓，很快被石勒追上。石勒在苦县宁平城包围十万晋军，一战下来，晋军全军覆没，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等，全部沦为战俘。
石勒把这些高级俘虏押到营帐，让他们聊聊晋国衰乱的原因。王衍一五一十地分析晋国祸患灾难的缘由，然后话锋一转，极力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计不在己”，国家错误的政策，都不是自己制定的，自己“少无宦情”，“不豫世事”。王衍还没忘拍石勒的马屁，劝他称帝。石勒听罢大怒，斥道：“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心腹孔苌告诉石勒：“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石勒表示：“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不用刀杀，那用什么呢？石勒令人把墙推倒，将他们压死了。
几十年后桓温北伐感叹道：“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古今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