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七月，对抗朝廷一年有余的昭义军在朝廷大军四面围攻下，发生内部叛变事件，自称节度使留后的刘稹及其心腹十二家的宗族老少，均被其变节部将郭谊、王协等屠杀，其后变军遣使向朝廷请降，然当时主政的宰相李德裕以郭谊等本就是怂恿刘稹叛乱的谋主，现在势穷力孤，就卖主以求荣，断不可恕。唐武宗从其言，命与刘家有私仇的河中节度使石雄以兵七千直入潞州，擒杀郭谊、王协等变军将士数十人。至此，所谓昭义刘稹之乱彻底平息。
在唐史上，类似的藩镇叛乱、剿平事件层出不穷，然平息刘稹之乱却另有深意。众所周知，自唐武宗登基以来，长期受牛僧孺、李宗闵朋党集团打压、排挤的李德裕，得到了武宗皇帝充分的信任和重用，得以一展抱负。在他当政期间，不但大批因循守旧的牛党官员纷纷遭到贬斥，朝廷的对外权威随着李德裕积极、强硬的内外政策，而得以逐渐恢复。
李德裕
就在李德裕积极巩固、重塑朝廷权威的会昌三年（843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諫病逝，其侄刘稹在军中大将郭谊、刘匡周、李世贵等拥戴下，上表朝廷，欲以“河朔旧事”、请为节度使留后。所谓“河朔旧事”，即屡屡反抗朝廷、隐然独立王国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的父子相承、朝廷被迫追认的旧俗。但是，昭义军并不是根源于安史旧部的河北藩镇之一，且在历史上屡次成为朝廷征讨河北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只是自刘悟以来，刘家父子两代执掌昭义军，且刘从谏在世时嚣张跋扈，在朝廷发生甘露事变后，刘从谏是唯一敢指责仇士良等权阉把持朝政、并公开庇护被通缉的官员的藩镇，当时朝廷内外一时为之哗然。
面对刘稹的表请留后，宰相李德裕以昭义军节度使必须听从朝廷委派，遂代表朝廷对刘稹之请严词拒绝，并下诏让刘稹护丧归洛、听候朝廷安排。昭义军诸将闻听嚣然，于是刘稹拒不受命，就此举旗叛乱。而这正是李德裕希望的杀鸡儆猴、确立朝廷威仪的良机，于是按照早已定下的计划，朝廷颁发讨伐令，河阳军王茂元部、忠武军王宰部、河东军刘沔部、河中军石雄部、成德军王元逵部、魏博军何弘敬部等纷纷出动，四面围攻，尤其是刘稹集团期待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的支持，完全落空，前者还加入了讨伐大军，因此可以说，刘稹之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而借刘稹等人的脑袋，李德裕成功地树立了唐武宗朝廷的威势，国内诸藩镇无不对朝廷旨意尊奉有加，为武宗、宣宗时期李唐王朝的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