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2日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12日，短短两个月内，日本宪兵在谷口少佐指挥下对桓仁、安东、宽甸、岫岩、凤城、庄河、辑安、临江、长白、通化等10多个县进行了大逮捕。被捕者从教育界到商业、金融界人士都有。如此重大案情究竟缘何而起？伪安东省长黄富俊于1961年8月所写的交代中道出了部分真相。他说：这次案件“完全是日本宪兵队望风捕影、假想捏造，并非真正的事实。是关东军有计划有目的对东北人民实行一次惨无人道的暴力大镇压。”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安东一带有一支义勇军一直在坚持抗战。这支义勇军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由一些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组织救国会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镇压救国会，也为了迫使中国人当顺民，便在“治安肃正”中，在逮捕救国会名义下滥捕滥杀。实际上，他们所捕杀的许多“思想犯”、“国事犯”，绝非真正的救国会成员。
教育局长邓士仁、安东县教育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震藩、安东县教育会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被捕。继而凡是中国人当的校长统统被抓。包括一些商界人士也都被捕。
据伪满中央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反满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被日本宪兵逮捕的安东县有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其中被处死和其他刑罚的249人。其实这个数字绝对被缩水了，受害者绝对不止这几百人。
伪满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介夫被捕后，日本宪兵在审讯时先问：“为什么逮捕你知道吗？”李介夫当然说不知道。于是敌人一拥而上，四个人将他捆吊起来，离地不高，四个人拳脚棒一起上，踢来打去，直打得他哀嚎声声，气息奄奄，再将他放下来。喘息片刻后又拖出去打，如是三番。第二天他们又用辣椒水灌。后来见他确实有心脏病，又改用恐吓的办法，让他去看别人受刑。
在第一批羁捕之列的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在搜捕时躲到了门后暂得脱身，可他的家人可就受罪了。他的妻子、八岁的女儿和年近九十的老母亲全部被日寇带走。日寇对这个八岁的小女儿大打出手，险些将她打失明。而秦有德那个接近九十岁的老母亲就要眼睁睁看着日寇给孙女灌辣椒水。不仅如此，日本宪兵还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这些平素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顿悟，这哪里是搜查救国会成员，分明是“杀一儆百”，借此灭绝东北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思想，俯首帖耳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任凭日寇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