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年）的冬天，此时的宣统皇帝早已在隆裕太后的懿旨下宣布逊位，大清是真的亡了。然而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却在这严冬里穿越北疆的荒漠戈壁，行程达一百二十余天，在迷路时只能靠伏在地上分辨马粪来辨识道路，一心只为北上库伦，请求援助，匡扶大清。而他的对手孙文此时功成名就，身兼铁路督办之职，醉心于大好河山，在观赏钱塘江大潮时，留下了一句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位老人就是题词中的逆流之人，清末九位封疆大吏之一，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
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主要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满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不与革命军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图谋复辟。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逊帝溥仪赠谥曰文忠。
多罗特·升允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下，升允却不甘心，遂隐瞒退位诏书。2月13日，陕军派来的议和使者雷恒炎被杀。2月14日，升允改变战术，分兵攻礼泉，2月18日礼泉被升允攻陷，咸阳、西安危急。2月26日，孙中山致电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称升允实为民国公敌，清帝退位，仍反对共和，要求袁世凯派兵增援陕西，合击升允。袁世凯于是派赵倜率毅军20营入陕。
赵倜
在西安起义发生后，赵倜本来率毅军增援河南豫军，协调进攻陕西革命军，到了袁世凯复起之后，赵倜连胜于豫西，且再克潼关，但此时根据袁世凯的指令和革命军（当时临时称号为秦陇复汉军）谈判停战，并转而支持其与升允作战。当然，袁世凯另外一个用意是让赵倜军进入陕西控制局面。
这一情况下，清军各部军心开始动摇。民国元年（1912年）3月2日，围攻乾州的马安良、彭英甲与守军将领张云山签署停战协议，陕军送还西安的升允眷属，马安良退兵。同时，彭英甲接受袁世凯命令通知张行志和陆洪涛部撤军回甘肃。
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关中名儒牛兆濂、张晓山与升允直接议和。升允表示：“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国恩。至于议和条约，已由彭、马二公主持，我不过问。”
多罗特·升允（左）
3月8日陕西军政府与甘军签字言和。3月10日，升允退回甘肃，又辗转来到青海西宁。
关于升允以后的行动，各种历史资料都有记载。比较特别的是这样一件事，《近代名人小传》说他退居西宁后，“已，复历内外盟蒙古，说之叛民国复清，皆无成。”胡思敬《与刘潜楼书》中说：“升吉甫奔驰冰天雪窖之地，凡百二十余日始达库伦。”
从这些看，升允可以说是“死不改悔”的“民国公敌”，但是当牛兆濂代表陕西军政府和他谈判时，除了因为部下已经离心不能用命不得不罢兵的一面，升允还是有顾念陕西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面，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十九年后，这个在慈禧大寿时一毛不拔的孤臣，这个在庚子大乱中为慈禧做马夫的孤臣，永远告别了他的皇权与国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