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显露，从壬辰倭乱到抗战，日本一直都在试探着希望侵占中国。到了清朝末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后便重新捡起了废置数百年的战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我国逼着我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进入民国又威逼利诱我国签订《民四条约》，随后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攻打首都附近，逼中国政府就范。一·二八事变侯，鲁迅前往内山书店去避难，即使在避难时，鲁迅依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言论进行了一番驳斥。
周樟寿
作为文化人士，鲁迅即使在日本友人的店铺里躲避时，也依然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上署名，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并没有说因为身边都是日本人，就缄口不言了。
而鲁迅之所以要选择日本友人的书店做避难之处，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战斗发生的时候，鲁迅一家正好处于风暴中心，无处可去。
按照鲁迅妻子许广平的回忆：“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突然看见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驰去，似衔枚疾走的匆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三十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来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他们当即离去了。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就无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内山书店
也就是说，鲁迅如果不去内山书店（该店是上海销售进步书籍的主要场所，又是中共和进步人士的重要联系地点。方志敏在南昌狱中的书信文稿，就是通过内山书店送到鲁迅手中转达中央的），接下来很可能作为日本司令部附近的中国人，他一家都会被羁押甚至杀害。
当然，值此祖国遭受侵略之际，鲁迅却只能避难于日本书店，他的心里是很难受的。另一位经常拜访鲁迅的日本人杉本勇乘回忆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您生病少爷的小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可见其愤懑难平之情。
鲁迅与内山完造
此外还值得说明的是，那位邀请鲁迅一家避难的内山完造，其目的虽有保护鲁迅之意，但作为日本人，不得不受日本军政部门指派，与鲁迅的交往也并不单纯。内山似乎经常促成类似日本文人与鲁迅的会见，大约与日本当时致力于宣传中日亲善的政治任务有关。
其中就有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鲁迅的会谈中，曾试图向鲁迅灌输这样的思想：“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鲁迅当即予以驳斥：“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后来鲁迅就表示：“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
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铁骨铮铮的一生，即使是在身处困境的时刻也依然不改它的爱国之心，依然为抗战作者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对日本的侵略言论当面进行驳斥，并未因周围全是日本人的势力而退缩。这种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他的一生不愧于“民族魂”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