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敌的爱国精神。
三元里是广州城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财物、强暴妇女、英军开棺暴骨（停战后，部分英军开进城北双山寺，寺中存放了一些的棺椁，英军开棺看尸），清政府腐败无能进行投降，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打死数名英军。当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攻占虎门之后，溯流而上，沿途的防守要塞在琦善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丢失殆尽。英军遂长驱直入，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24日直逼广州城下。守卫广州外围的清军不战而退，英军以其中的四方炮台为据点，公然在城外高地上架炮轰城。一时间，广州城内火光冲天，一片混乱。清军统帅奕山等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抢掠烧杀，奸淫妇女。
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
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引诱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战鼓擂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以林福祥为首的五百余名水勇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初战得胜，各乡义勇连同陆续赶到的花县、增城等地的武装群众一鼓作气，从四面八方涌到四方炮台。几万人马把侥幸脱逃的卧乌古一伙与前来增援的义律等牢牢困在炮台里。各乡群众愈来愈多，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路，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手持刀、矛、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
按国内通行说法，此战共毙伤英军少校军需毕霞（Beecher 一译比彻）以下近50人，生俘10余人（一说歼敌二百余人）。而据卧乌古报告，为战死5人，受伤23人，毕霞系“疲劳过度而死”（另一说法死7人，伤42人）。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可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并且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 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