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本来就是复杂的，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也留下了他的认识。而且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时代不同，总会有人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例如火烧圆明园后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有德于我”就是其一。
正当太平军如火如荼之际，英法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联军10月侵入了北京。他们杀人越货，焚烧圆明园，掠夺珠宝无数，秩序岌岌可危，大片领土被割让，可以说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然而，同治元年（1862年）5月7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曾国藩
英法联军发动罪恶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市场，攫取利益，迫使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服从，而且也有看到了中国的虚弱，炫耀武力的层次。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廷应接不暇，处处掣肘。英法等国为了保住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帮助湘军剿灭太平军，这绝对不是什么仗义相助，而是利益导向，保障自己的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降低关税。但是，前线打仗不易，曾国藩身处军旅，自然就有自己的考虑。太平军兵锋凶险，湘军与朝廷的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破。
湘军部下一些军火也是从洋人那里购得，在各种利益共享下，因此曾国藩在南方和英法等国是有部分合作的。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事。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局，也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自古宗庙为大，英法未毁灭祖宗门庭，他就认为洋人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况且，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洋人也辅助了，曾国藩就自然春秋笔法了。
清政府忙于镇压天平天国，没有太多的精力处理英法战役。毕竟，无论是对于清廷还是曾国藩来说，清朝的存亡大于一切，至于受点屈辱，老百姓吃点苦，都可以接受。而通过签订各类不平等条约，勉强维持了自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