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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三十一章
意外捕捞漏网鱼
如何调查此人呢？我组织大家讨论，可谁也找不着头绪。这时，小高说：“我听那人说话，像似大同口音，也可能是由大同流入我县。我们是否从大同市的户籍查起，也许会发现线索。”我想，目前尚无别的办法，不妨先试一下。随后，我和小高就去了大同市公安局，接待我们的是分管社会治安的苗副局长。当听明我们的来意后，就摇着头说：“这样查太费事了。你们得跑遍市区所有派出所。”我说：“可让户籍民警对照照片。”说着把那张照片递过去。他看着照片，反复端详，若有所思地说：“这个人的奔颅（方言，即额头）挺大，我好像有点印象，但记不清了。”当即打电话叫来一处的朱处长，此人是位“老公安”，他想让这位昔日的搭档帮助辨认一下。当我将照片递过去，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惊讶地说：“啊呀，这不是我们追查多年、一直失踪的国民党中统情报站长么？”
随后，苗副局长就让朱处长与我俩对接，详细情况由他来谈。这个人对我们很客气，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朱，名叫朱子岑。一直负责这桩案子，我想先听听你们掌握的情况。”我便将调查此事的经过，简要讲了一下。他才说：“这个人不姓杨，姓曹，叫曹阳。解放前，曾是国民党中统局大同站的一名特工，后升任站长。此人心毒手辣，不择手段。在国民党溃逃大陆前，他看中一位女部下，为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竟借口杀了她丈夫。不仅抢夺了他老婆，还顶替了他的姓名， 逃往外地潜伏下来。这些年，从‘镇反’到‘肃反’，再到复查，我们一直在追查他的下落，可始终没有一点信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逃亡到塞外小县城里，当起了马车店的老板。”在弄清此案的来龙去脉之后，朱处长就与我俩商议下一步的 对策。小高是个急性子，一看老朱把那人的身份都识别出来了，就提议马上逮捕那个家伙。朱处长却说：“不行啊，逮捕他容易，可他会抵赖潜逃的罪行。倘若他 还有什么阴谋活动，反而会打草惊蛇，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要抓住他现行的 反革命行动，又不能让他察觉后逃逸。”一听老朱的想法是要放长钱，我就说：“那咱们两家就制定个计划，联手行动吧。”朱处长眉头一皱，不无担忧地说：“此人的反侦察能力特别强，一旦我们的行动出现纰漏，那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当地物色个人掌握其行踪，我们的行动就变主动了。”
我琢磨了一会儿，便说：“我们那县城地方小，人又少，大多数是熟面孔，很容易被察觉出来。一旦露馅了，势必前功尽弃。”朱处长亦认同我的意见，就问我：“那你的想法呢？”我说：“我觉得应选派个外地人，化装成逃难者，先到他那车马店里住下来，再借机行事。”这样，我们几个人集思广益，多方面分析，设定了两套方案，提前做好行动准备。
不久，一个操忻州口音的外来逃难者，路过城南的车马店，暂且住下了。随后，大同市公安局就给我局发来密码电报称：“派往车马店卧底的人，化名王二，系内部侦察员，他会寻机与你们联系，请暗中配合，密切关注其安全。”我局也派出侦察员魏新，在车马店附近的一家路边饭馆设点，负责与王二取得联系，伺机取回刺探到的情报。这个魏新，是从专署刚分配下来的，他在本地没有一个熟人，镇上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这天，小魏正坐在路边店喝面条，突然，看见对面车马店那老板，与一个外地人发生了争执。一个是追要店钱，声称若不给钱，就要往出撵；一个是苦苦哀求，说已饿了三天，别说住店钱了，连返家的盘缠都没了，实在是无能为力。几个住店的人，在旁边围观。
恰在这时，小魏以“好心人”的面目出现了，他快步上前，居中相劝。先是陪着笑脸对车马店那老板说：“掌柜子，你大人有大量，这金钱从来都是‘要有不要无’，你看他一个穷光蛋，就是打扁捏圆，也变不出来一分钱。实在不行的话， 就以卖苦力来抵债，反正你也不亏，你看行不行？”接着，他又捩过头来，对那个穷汉说：“你没钱有苦力，住了几天，就给人家做上几天营生，干活顶债，两不相欠，你看行吗？”那人一脸无奈，虽答应抵债，但要求管饭。车马店那老板一想：对这种流浪汉，有啥办法呢？等抵清债，立马滚蛋。
不想，这个老实人，手脚勤快。老板娘让干啥，他就干啥，不仅担水、扫院、倒泔水，还给烧火、喂马、掏茅坑（方言：即厕所），干了三天活，就把个老板娘给买哄住了。她便找当家的商议：“这人干活不惜力、不偷懒，自留下他后，这家里院外打扫得一干二净，伙房里的几个大水缸，那水是满溢溢的。白天他抽空掏茅坑、烧火（方言：即帮厨看灶）、倒泔水，夜里睡觉迟，还为住店的喂马，大清早又给饮牲畜，一个人顶两个人。咱不妨把他雇下来，把原先那个守夜的老汉打发走，让他连守夜的活儿也包了，还能省下一份工钱。”
车马店老板那年龄，比他老婆大出二十岁，一看自家女人都这么说了，也就默许了。这人在车马店立住脚跟后，一日假装外出担水，与小魏对上了暗号，还送出一张纸条，那上面有行小字：“未发现异常情况。”看来，这个老狐狸隐藏的很深，卧底还须些时日。
又过了几日，小魏从设点处不远的饼子铺，暗中取回一份新情报，那信里面透露：“后院有间厢房，任何人不准进去，就连老板娘也不例外。”我就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便让小魏暗示王二，耐住性子，潜伏等待。果然，又过了些日子，小魏从车马店附近的钉鞋铺里，取回来一份情报，那上面写道：“有辆从后草地过来的马车，在店里连住两日，店主在那间厢房里，陪着赶车的那个老头儿，连喝两夜烧酒，这事非常蹊跷。”我就把这个新情况，及时向赵局长作了汇报。他说：“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你们一定要在挖掘到他们的犯罪事实后，才可集中收网，千万不能急躁，防止弄巧成拙。”这段时间里，小魏变换着地点，与王二约取情报。又过了几天，王二传出来的情报称：那个老板娘整日哭哭啼啼，好像对她丈夫的行为极为不满，询问我们可不可以探一探她的虚实。
这个期间，我们与大同市公安局，一直保持着密码联系，除通报王二的安全外，还交流和分析对案情的看法。他们觉得一个雇工与老板娘套近乎，不但容易暴露身份，更会使店主产生怀疑。老赵局长也认为，王二这样做很危险，可以让小魏在外围暗中观察。
这个女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布店，小魏暗中跟踪了几回，觉得人多眼杂，不便靠近。后来，小魏把交换情报的地点，变换在南街的农贸市场里，因为老板娘有时也让王二捎带着往回买菜。这样，他俩接头时，不会引起外人注意。何况他俩见面，从来不搭话，看上去似陌生人擦肩而过，碰手互递小纸条儿。这日，王二回信说，可否提供一台微型照相机，他见后草地那个老车倌儿又来了，却无法识别出其容貌，应偷拍其面相拿到外面对比。
当时的按钮式微型相机价格昂贵，我们县公安局根本买不起那玩意儿。据说省厅有台德国进口的针孔式微型照相机，它可将镜头伪装成纽扣，暗藏在侦察员胸前的扣眼里。一听说搞情报急需这个东西，赵局长也不怕为难，张口就向厅长张汝岗借用。谁想，人家没有推辞，还真的肯给他面子，答应借给一台，让我们暂用。可见省厅对我们这种异地联手、卧底“捞鱼”的做法非常重视。
小魏将使用说明以及微型相机，暗转王二后，不久，他就偷拍到了店主招待喝酒的那个老车倌儿的照片，我们立即将微型胶卷冲洗，又将它送到省厅和大同市公安局分别进行比对。结果，发现这家伙也是个漏网的特务分子，其同伙早在“镇反”中被枪决，可他长期潜逃在外，但个人档案和照片却保留下来。看来可以收网了。
我们就向赵局长请示，他却不让匆忙收网，反认为这池水里，还有一条大鱼。凭我的直觉判断，赵局长的分析，似乎也有道理。可是，这养鱼池也太清澈了，平时透明见底，却啥也看不见。于是，经过赵局长同意，我们就故意往浑搅这池子水，看池子底下那条大鱼，会不会冒出来？
这天，我们指示城关派出所的驻片民警，以追查越狱逃犯为名，对全镇大小旅店，逐一进行检查。当排查到车马店时，一个民警在查看了住宿登记簿后，就把店主叫过来问话：“来你这住宿的人，为啥不做登记，我看你这上面记载的人名和日期，咋是上月的？”
这个老狐狸可能有所警觉，忙说：“常来这里住宿的大都是些老顾客，我们都惯熟了，他们也不识字，有的就是打尖、喂马、吃顿饭，我就收钱不登记了。今后一定注意，下次检查，保证会补齐。”随后，这个民警提出：“我们这是例行检查，请打开厢房门看一下。”不料，老狐狸颔首应允，并不推诿，当下就给打开了，还反复解释说：“这里不住人。只放些杂物。”一看里面，未见异样。那个民警又说了几句“注意防火”之类的寡话，就离开了。我立刻将那个民警叫过来， 向他询问详细过程。他回忆说：“我觉得那盘土炕怪怪的。”
又隔了数日，我从王二传出来的情报里看到：店主又请另外一个地方的老车倌儿在厢房里喝酒，但店铺那登记簿上，却没有记载。只因实在找不到接触的机会，王二拍不出那人的相片来。虽说没有证据，但我和赵局长分析，这家伙极有可能就是潜伏最深的那一条漏网大鱼。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不露破绽、一网打尽这些大鱼呢？这天，在听完赵局长最新动态报告后，张汝岗厅长在电话里指示我们：“可以从那个女人身上打开缺口。”我们就琢磨怎样行动最为合适？如何做到万无一失？在这关键时刻，大同市公安局派来了老将——朱处长。
这日，小魏发现那个女人又到布店去了，我们就等她出来，在无人行走的墙背后，将她秘密逮捕。为隐人耳目，我们将押她的那辆带棚三轮车直接转入县委招待所，在那间隐蔽的小屋里，由朱处长主审她。尽管我们都身着便衣，但她啥都明白了。这个女人外表打扮得很妖艳，但是，一看她那神情，便知是个受尽煎熬的人。可她毕竟经见过大世面，一切表现得非常镇静。
当我命令她坐下时，她还极力争辩：“你们凭什么抓我？”突然，朱处长大喊一声：“沈丽，你别再演戏了！”闻听“沈丽”二字，她立刻瘫软在椅子上。随后，在我们答应对她“三保证、两不追究”的承诺后（即保证不杀头，不坐牢，不威胁其安全和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追究历史罪证），她便配合审问。我们问什么？她就回答什么，如实交代了我们需要掌握的所有口供。讲到最后，她竟控制不住情绪， 失声痛哭起来。她说：“其实，我也是个苦命人，刚从学校毕业，就被逼迫当了谍报员，从此跳进枯井里。本来我有个当银行职员的恩爱丈夫，还有一个孩子。但曹阳活生生拆散了我那温馨的家庭，将我裹挟到这个荒凉的地方。”
原来，这些年里，她不断与曹阳争闹，就是忍受不了这种漫长的煎熬。她不论死活，只想回去见丈夫和孩子。当朱处长告诉她：“你丈夫早就被曹阳害死了，连孩子也下落不明。”这个女人当场号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才冷静下来，又擦干泪水说：“我要回去，给我丈夫和孩子报仇！”考虑到她已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应该说还算可靠，经我们几人临时商议，决定放她回去。因担心被店主察觉，我们不敢耽搁太久，仅半小时即放人了。
这个女人的反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原来，那盘土炕是木头做的，里面藏有枪支弹药，炕洞子根本不能过火冒烟。在大同失守前，一齐随同他们逃亡出来的三个特务，一个长期潜伏在荒无人烟的后草地；一个蛰伏在四子王旗江岸牧场收集边境情报；另一个在固阳县乡下以木匠身份为掩护，静观国内事态变化，但他们从来不敢公开活动。
这天，王二送出情报，声称已探清那两个老车倌儿，同时到达店里了，店主又在张罗夜里喝酒。我们认为收网的时候到了！当夜便出动全部警力，将车马店内那间厢房包围起来。岂料，当我们踹开门，突然冲进去时，那几个家伙竟没有抵抗，乖乖地束手被擒了。原来那些枪支，早被那个女人给调包了。
王二和朱处长会面后，我们才知道，他真名叫胡雪峰，职务是侦察科长。就在他们要离开时，邻近的固阳县公安局接到协查通报，已将那个假木匠就地抓捕了。至此，我们将这几条漏网大鱼一网打尽。除沈丽有立功表现，受到宽大处理外，其余四人均被法办。
在这次复查中，不仅我们城镇组收获颇丰，乡村组也追查出不少暗藏已久的坏人。尤其是当年向日本人告密我父亲为通共分子的那个姓纪的仇人，这次也被深挖出来了。原来，这个家伙自从那次逃跑到大青山后，就在偏僻的公此劳村隐藏下来，一直不敢露面。
几年前，他直以为风平浪静了，正想回去看看，忽听说他那同伙岳炳宏被政府镇压了，他害怕极了。一想到自己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就再也不敢盲动了。为保住一条活命，他就想起个改头换面的鬼办法。一天夜里，他烧滚满锅素油， 将一盆豌豆倒进去，待烧火至高温时，又用爪篱捞出来，就趁油炸豆粒爆花时， 他强忍剧疼将脸贴上去。当“啊”的一声惨叫过后，那满脸全是一层灰燎泡。
一直等这些疮痂落斑后，他就变成一个满脸麻子的人了。当时，村里的人们奇怪地问他：“你这是怎么了？”他说：“小时候没钱种牛痘，中年后才出‘天花’。”结果，瞒过了很多人，也就隐藏下来了。一九五〇年，在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中，许多反革命分子插翅难逃，可这里山高皇帝远，村干部觉得他在建国之前， 就从外地来给本村人放羊，已经属于老户子了，就没有严格追查，让他躲过灭顶之灾。他也侥幸认为，逃亡这么多年，也该没事儿了。
他本以为破了面相后，再也无人能认出他来了。不料，这次复查当中，凡是不能说明来历的人，一律由庞副局长亲自甄别。不论村子大小或远近，公安人员挨门挨户认真盘查。这条漏网之鱼，终于无法脱钩了。公安人员看到他孤身一人，每日默默地在山里放羊，就追问他是否有过老婆孩子？从哪里来？哪年哪月出生？还让他回老家去开证明，以此来表明本人身份。
这家伙立刻慌了，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这更引起对他的怀疑，后被带回区里审问，一看无法顽抗了，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据他的供词所称：我父亲曾利用货栈为掩护，秘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以货栈采办的公开身份，暗中转送过情报。但在日寇牢狱里，虽受尽酷刑折磨，我父亲至死未承认，也未暴露真实身份。最终，保护住了地下抗日组织。这个姓纪的坏人，尽管与那个姓岳的属于同罪，但全国性的“镇反”高压态势已过，在逮捕归案后，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最终病死在监狱里。至此，我父亲的仇，全给报了！
第三十二章
意中人有缘无分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县委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经过党组织两年多的培养考察，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党组织正式被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为一年。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就在我宣誓后不久，经局里报请上级批准，任命我为县公安局副局长，具体分管刑事侦察和治安保卫工作。由于在此之前，国家已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了，我的行政级别定为正十九级。
这个时候，国内反动派残余势力基本上被肃清了，全国经济形势也好转起来，共产党各级基层政权日益稳固，我们县里的内部环境比较稳定。而公安部门的重点任务，也转向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上了，我的主要任务则是配合全局工作，集中精力抓好分管业务。
这年秋，作为全县公安战线的老兵，赵局长进入县委领导班子，为县常委会委员，平常他需要配合形势发展去抓中心工作。另一位常务副局长负责日常行政管理。这样一来，局里的专业事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了。那时，全县配备公安干警三十多名，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很很紧，党小组活动每周都有，党支部民主生活会按月召开，每天还要坚持学习国际国内形势，及时宣读案情通报和协查通告，要求每个人必须有过硬的作风。
这时候，便有一些同事和好友，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一般男青年到十七八岁就已成家了。虽然国家公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可在偏远落后的乡村，好多人并不注重婚姻登记，而是以举行典礼仪式为标志。结果，早婚现象依然很普遍。像我这种特殊职业的人，当时就属大龄青年了。而造成我晚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近几年来，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可由于工作太忙，我总是说：“不着急，等等再说。”另一方面是我们公安人员，还有一项内部规定，结婚必须经过组织审查，以防止女方的社会关系有问题。这样一来，就把个人婚姻问题给拖下来了。以至于直到目前，还是孤身一人。
不过，要说我没有意中人，也不尽然。这人到该成家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找对象的事儿。其实，在两年前，我到省城公出时，也曾回过两次家。一次，我去煤栈看望奶舅，又遇上了白秀英，她如今已是一家新华书店的女店员了。一看我身穿蓝警服，她就知道我参加革命工作了。当听说我已从包头专署公安处调到武川县公安局了，每次回一趟家很不容易，就执意请我去她家吃饭。本来我有公务在身，可又不好意思拒绝她，就只好去了她们家。
这天吃饭，她还请了一位好朋友，一问姓名，叫王瑞莲，原来我们还是小学同学呢！当年，在父亲出事后，我只得从西河沿和合桥学校退学，因念书时间不太长，也就想不起她来了，可她对我还有印象。在吃饭中间，白秀英母亲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关心地问我：“你二十多了吧？成过家了吗？”因我和白秀英认过干兄妹，在这个场合，我本应称她母亲为干妈，可新社会不时兴这一套了，就改口叫她“伯母”。我说：“今年二十一了，由于工作太忙，顾不上成家。”本来这话是我说给白秀英母亲听的，不料让王瑞莲收留进耳朵里去了。那个时代，城市里的女青年找军人或找志愿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业已成为一种时尚追求。也许从第一次见面起，这个王瑞莲就暗恋上我了。
当时，我的直觉印象是白秀英的母亲很喜欢我，一是当年我救她女儿时，她就极力让我和她女儿结拜，互称干哥哥与干妹妹。二是当我从老家回来看望母亲，在她家吃饭时，她就左盘右问，试探我想干甚营生？看她那意思就是让白秀英父亲，先把我留在煤栈里上班，日后再当上门女婿。这一次，一看我参加了公安队伍，个子高挺，一身警服，年轻英俊，就又动了心思。一是想给女儿找个好女婿，二是家里有个共产党干部，日后就有靠山了。
可我不敢往这方面想，因白秀英的父亲在旧社会是煤栈老板，建国后，他那煤栈更名为燃料公司，其身份是资本家。我是一名人民公安干警，若与白家结亲，那就得脱下这身警服。反过来说，若想在人民公安这座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就不能选择这种剥削阶级家庭。
我返回县里后，工作忙碌起来，就将这些事忘了。一天，我在去县文化馆的路上，突然遇见王瑞莲了。一看到她，我觉得很惊讶，就问：“你怎么来这里啦？走亲戚吗？”她却说：“我刚从归绥市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武川县来了，已被安排在县中学教书。”我又问：“你父母不是在市里吗？你为啥不留在本市，也好照顾老人啊！”可她不好意思回答，反而笑着说：“我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还希望你这个老同学，多照顾我。”
我高兴地说：“行啊，我刚来这里时，也是孤身一人，慢慢就习惯了。”不料，有一天，她竟跑到县公安局大墙外的树底下等我，可能是等待了好久。在我无意间出去时，相互碰面了。我问她：“你站在这里干啥？”她大大方方地说：“等你呀！”我就问：“等我有事吗？”
一看我这个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她就向我敞开心扉，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本来是可以留在市区学校的，之所以大老远跑到武川县来工作，就是为了追你而来。我们两人年岁相仿，我想你也该成个家啦。”说完，她就用热辣辣的眼神望着我。可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此事儿，一方面是不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 另一方面我这人脸皮子薄，就是喜欢也不敢去问。
眼下，这层窗户纸已被捅破了，一看我没有拒绝的意思，她就拉住我的手说：“你要是愿意，咱俩就将这恋爱关系确定下来吧。”在新社会里，尽管提倡恋爱自由，但我还是不愿将恋情公开。一是担心影响工作，二是怕外人说三道四， 印象不好。后来，我俩又见过几次面。但见面地点，既要避开公安局，又要避开她们学校。一般是尽早把想要和对方说的话，提前写在纸条上，见面后先互换纸条，也说不了几句话，各自就慌里慌张地走开了。
说实话，自从爱上王瑞莲，我这心里就像长了疯草一样，一有闲暇就思念她，更想见到她。她美丽漂亮，温柔体贴，让我这个孤独的人，心里有了从未体验过的温馨和慰藉，感觉到每一日的天空都是晴朗明媚。一想到她能给我做妻子，那种心情充满了无限愉悦。
然而，就在我俩热恋不久，我即被派遣到基层当了公安特派员，在本县一区工作期间，我俩根本无法见面，我每日带领民兵队剿匪，不分昼夜；而她整日为我担心，生怕匪徒的子弹不长眼，让我成为光荣的烈士。我们不仅见面难，更无法写信联系。但是，我坚信她对我的爱，将她牢牢印在心底。而她孤身一人，怀着忠贞不渝的思念，苦苦地期盼等待。
当我完成剿匪任务回来后，我俩就商量互见对方家人。可在此时，我又接受了侦破潜伏特务电台的艰巨任务。再加上这期间我母亲不幸病故了，按照‘口里’老传统，在为老人守孝期内，家里不能办喜事。这样一来，我们两人早已商量好的婚事，只得拖延下来。
眼下，好不容易等到客观环境安定下来，我们单位的工作也不算太忙了，我就把结婚的大事，向组织上正式提了出来。我们局赵局长兼任机关总支书记，他就把我的结婚报告转交给上级党组织，并让我等待组织的审查和批准。谁想，我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仍不见党组织批复下来。又等了一些日子，还是迟迟不见动静，实在等不及了，我就去政治部找吉主任，询问是咋回事儿？吉主任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正想去找你谈话，一直忙得抽不开身，今天你来得正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关于你申请结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慎重考虑， 严肃对待。据我们调查了解，王瑞莲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她大伯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1949 年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她舅舅在‘肃反’复查中，发现有重大历史问题。你作为国家公安人员，又是局里的领导干部，对家属问题我们必须严格把关。”
我一听，这婚根本就结不成了，她的直系亲属是国民党员，他的舅舅是历史反革命，我要与她登记，就必须离开公安队伍。如果不愿意离开，党组织已经明确答复，结婚申请不予批准。我非常爱王瑞莲，但我更爱公安事业，坚决不能开离公安队伍。当我把这个揪心的消息告诉她后，她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她找到我说：“我尊重你的抉择！”随后，就头也不回走了。后来，听说她把学校的工作也辞掉了，回到家里后，嫁了一个小店员。
我尽管也很痛苦，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得在抉择中，学会放弃和适应。后来，我再也没有和王瑞莲联系。她能理解也好，若是埋怨也罢，反正这段美好的感情就此结束了。这段日子里，我内心苦闷，没事就去俱乐部下棋。这里有个象棋室，不少人来此消遣时光。这下棋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棋友，我在这里就认识了一个老罗头，他是一个面饼匠，每天只烙三锅白皮饼子，上街吆喝着买完了，就来这里下棋取乐，打发闲余时光。一天，我俩偶然对弈，他就问我：“小公安，二十几了？有对象了吗？”我随口就说：“二十三了，还没对象。”他随即打着哈哈笑着说：“好啊，那我给你介绍一个！”一来二去，我俩慢慢就熟悉了。
一天，下完棋了，老罗头请我去他家一趟。我就纳闷儿：这不迟不早，让我去他家干啥？可能看出我在犹豫，他就督促说：“不就是去大爷家里串个门子嘛，让你尝尝我做的白面饼子，再看看灶火门子朝哪开着呢？”经他这么一说，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不就是去棋友家坐坐么？若推靠不去，反而显得小家子气。结果，我两人走街串巷，就来到他家里。
这是一处普通院子，住宅也无奇特之处。我便坐在那里，品尝他亲手烙的饼子，觉得似乎有牛桥街上回民焙子的风味儿。这个时候，她女儿从外面回来了， 老罗头就让她叫我大哥哥，这女子还真的叫了一声，弄得我很尴尬。过了一会儿，她和家里人留我吃饭，我借口有事走了。过了几天，我把这事给忘了。加之接受了新任务，也就顾不上去下棋了。
一天，我与城关镇的侯镇长，正在转街道检查社会治安。突然，有个大闺女跑过来，对我说：“我爹让你去家一趟。”我一打定兴（方言：即“冷眼一看”之意），才认出她是老罗头的女儿。我正要问她是啥事儿？她早已跑远了。由是，我在忙完工作后，就顺路去了她们家。一进门，我就朝屋里喊：“罗大爷，找我啥事呀？”这老汉倒不含糊，他将我叫进屋里头，把早已憋在肚里的那些话，开门见山地全讲出来了：“我老汉与你接触久了，觉得你是个好后生，我家就珍珍这么一个女儿，已满二十岁了，我想把她嫁给你，彩礼一分钱也不要。今天，我就问你一句话，看你同意不同意？”我一看，这是当爹的给亲闺女说媒，也够实在的。可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便搪塞说：“罗大爷，让我回去想一想，再答复你吧。”
此刻，我一抬头，看见他女儿，正含情脉脉冲我笑。说实在的，上次我来他们家，没有在意她。这次正面看了一眼，就觉得她和王瑞莲的长相太像了，圆圆的脸庞，粗黑的大辫子，花眉俊眼的。尤其是那大脸盘，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儿，凭印象我对她是满意的。
晚上回到宿舍，我才认真琢磨这件事儿。若要说家庭背景，老罗头出身于赤贫阶层，没有历史问题，这次的结婚报告，送党组织审查，肯定会通过。看来，我日后找对象，只能选择这类家庭了。同时，我又想起自己的家庭来，父母双亡，也没啥条件。何况，在这个年代，青年男女找对象，也不太讲究门当户对了，我作为公职人员，更应冲破门第观念。
一天过去了，我没有给老罗头回话儿。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有给他回话儿。我的意思是想与他女儿再相处一段时间，毕竟我与她只见过两三次面，两个人还谈不上相互了解。这天，可巧我到街上去买日用洗漱品，在商店里的玻璃柜台前，看见一个女青年快步向我走过来，见我一脸茫然，她二话没说，往我手里塞了个纸团儿，扭头跑开了。我一瞅，这女子不是老罗头的女儿吗？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竟如此大胆，我正要说什么，她早已跑远了。
我回到办公室，悄悄展开纸团一看，竟是一封求爱信，原来她会写字呀？ 过去，像她这般年龄的女子，能够上学堂，这在当地并不多见。光凭有文化这一点，我就喜欢上她了。又过了一天，我主动去了她家，还给老罗头买了一瓶白酒，以此表示我已同意这门亲事了。
一看我主动登门相亲，她们全家三口人非常高兴。尤其是这个珍珍，一会儿给我倒水，一会儿给我端饭，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盯得我都不敢抬头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姑娘也不错，人长得漂亮，待人热情，还读过书，认识字，年龄比我小点儿，觉得挺满意。
在吃午饭时，她父亲就提出让我俩结婚的事儿。我说：“目前提这事儿，有点为时过早。”不料，她爹却误会了，反问我：“咋啦？反悔了？”我说：“不是那个意思，一是双方需要互相了解，二是得先向党组织写报告，光我同意还不能算数，必须得组织批准才行。”
这老头是个急性子，他是想这个宝贝女儿，从十六岁上，就有人上门给提亲了，可她是看这个不对，瞅那个没味儿，一直拖了三年多。如今终于相准了意中人，当爹妈的就想把女儿赶快嫁出去。只因在这个地方，大闺女超过二十岁以后，若娉不出去，麻烦就多了。（未完，待续）
· 作者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本期编辑：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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