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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品通过先辈孤身走“口外”、北徙大青山、落脚后草地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再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和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集中展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人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歌猛进的时代气息，讴歌了建设者满腔热忱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
原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该书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和乌兰察布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第三十九章
重返武川公安局
一天，于科长通知我，去一趟张处长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现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你得出一趟远门。”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几年前，内蒙古东部与西部（即绥远省）合并，我们这里调来不少东北干部。这次听说乌兰察布盟与平地泉行政公署也要合并，并要从中提拔一批干部，有些人就在此范围内，这次外调就涉及到他们的使用问题。”我说：“这调查和使用干部，那是组织部门的事情，至于说有没有问题，咱们怎么能做决定呢？”张处长把一沓卷宗递给我，一边抽烟，一边对我说：“我们当然不能给人家做决定了，可这些疑点正是我们审查出来的，现在定向考察这些人，组织部门就会要求公安来配合。”
我打开卷宗一看，这个被调查的人，虽然有名有姓有照片，可我不认识呀！ 然而，上面已有人用红笔做过标记。张处长指着上面那个打了对勾的名字说： “这个是行署党委领导点名的人，也是你们外调要找的那个当事人。只要找见这个人，请他配合调查，只有他才能够把问题说清楚。不论正面的或是反面的， 坚持实事求是，结论由组织上定。”
我回到办公室，仔细翻阅材料，觉得此人与绥远“九一九”起义没啥关系。当年，他曾经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革命资历比较老，目前是军分区政治部的干部。然而，在其档案材料里，却发现有被俘记载，还有一段经历不详。由此，便产生了疑点。结果被那些负责审干的人，抓住不放，反而据此推测：他与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被害有关联。我一看，这个案子不好查，一是时间过去十几年了，二是寻找当年的当事人有困难。可这个任务不只我一人去，还有地区组织部门李福胜和我搭伴儿。由他跟我一起去，那我就放心了。老李在东北当过兵，曾经担任过边防后勤部队的连队指导员，我们这个两人小组，他是组长。
果然，老李是个东北通，不仅是个好向导，还善于处理各类复杂事务。我们抵达的第一站是吉林通化。这是我第一次到东北，也是我长到这么大，走得最远的地方。在我的印象里，这里应是林海雪原。不想途经之地，四季分明，白山黑水间，物产非常富饶。
杨靖宇是一位民族英雄，当地的濛江县，现已改名“靖宇县”。在通化市还有一处“靖宇陵园”。这日，我俩在城区转弯了老半天，才问询到“靖宇陵园”管理处。一开始，找谁也不理会。后来，我们拿出工作介绍信，找到陵园管理处的纪念馆馆长，这个人姓关，系满族人，待人特别豪爽。当问清我们的来意后，就向我们建议，查找这个人，最好去档案馆。
我说：“那里的史料是死的，我们想根据线索，找见活着的当事人，你们这个纪念馆在开馆时，有没有来宾登记簿。”关馆长回忆说：“这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记得陵园落成后，曾有杨靖宇生前战友以及烈士的后代，来送花篮吊唁， 我们有过一个接待记录本。”不一会儿，他就让工作人员找出来两大本。我们一看内容很多，里面有的是题词悼念，有的是表达敬仰，大都写有姓名和日期。我们看了老半天，还没找到那个人，眼看快下班了，老李就和关馆长商量：“这个本子能不能借给我们一下，拿回去誊抄一份，明天给你送过来。”
一开始，关馆长说不行，我们这里有制度。后来，我说：“你若不放心，就把我的工作证扣下来作抵押，我们保证原物送还。”关馆长则说：“那倒没必要，我看你们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而奔波，更何况你们留登记本也没啥用途。”于是，我就写了借条，把它拿回旅店，誊抄了一遍。可是，我俩反复对照，也没有看见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就把留言本还回去了，当日，我们又找了当地公安局。在听清我们来意后，他们说：“天下公安是一家，踢开门就办事，我们毕竟是同行嘛。”随后，就给相关派出所出具寻人公函，还加盖了公章。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带着这份公函，由派出所驻片民警配合，按我们提供的那个名字，翻阅户籍，查找当事人。后来，终于在城区一处老街道内，寻找到那位当事人，这个人曾随抗联住过“老营”（即密林深处搭建的窝棚），待我们说明情况后，他说：“关于出卖杨靖宇的叛徒，在解放后，当地政府做过定论，一共有四个人：第一个名叫程斌，他曾任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也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曾跟随杨将军打过不少硬仗。可这个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 一九三八年秋，率所部百余人投敌叛国，就是他带领日伪‘讨伐队’，逐一破坏抗联储存粮食与物资的秘密营地，把与关东军周旋作战的抗日联军逼入了绝境， 又把将他培养起来的杨将军害死了；第二个叛徒叫张秀峰，本是杨靖宇的警卫排长。这个人从十五岁起，靠杨靖宇抚养成人。但他是个没有骨气、贪生怕死的懦夫。一九四一年初，他携带机密文件和抗联经费九千块大洋，只身叛变投敌。随后，引领日军包围抗联宿营地，一直追踪杨将军不放，直到他壮烈牺牲；第三个置英雄于死地的是伪牌长（类似于关内的甲长，为联保户头目）赵廷喜，这个人胆小怕事，贪财忘义。杨靖宇等人在冲出日伪军合围后，在濛江县以西的大山里，遇到四个砍柴的村民。他们是赵廷喜，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由于居住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进山，已经断粮又饥饿数日的杨靖宇，就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他些钱。这个家伙很狡猾，嘴上答应给办， 可在回去的路上，却将此事告诉给了铁杆汉奸李正新。李听后大喜，对赵廷喜说：“这回你可领取日本人十万大洋的奖赏。”正是因为他的告密，使敌人很快找到了筋疲力尽的杨将军。最终开枪射杀杨靖宇的是叛徒张奚若，他原是程斌手下有名的机枪射击手，投敌后充当追击杨将军的急先锋。当时，一见日军劝降不奏效，他随即扣动扳机，将杨靖宇击倒在那棵大树旁的雪地上。当时杨靖宇身上还有三支手枪，三百多发子弹，六千多元大洋。若不被击中，敌军六百人已被拖成五十人，日后能否抓得住英雄不好定论。据我估计，这个家伙还活着。”
这位当事人，本身曾是抗联战士，他的证明虽不能说具有权威性，但组织上对叛徒的定论，完全可以排除我们的疑虑，也可洗清被调查人的污点，老李就决定以此证言做结论，并让此人对被调查人的不详经历作了说明。返回单位后，我们写了一份外调报告，这项“例行公事”的任务，就算勉强交差了。
在我出差的这段日子里，处里的家属房土建基本结束了。就在木工安装门窗，泥工绞抹墙壁之际，我们单位也开始讨论分房计划了。我因享受正科级待遇，处里就给我指定了一套间半的房子。我领上妻子去看了一下，见是个里外间子，位置在第二排的正中间。
这日，我正在办公室看材料，门卫打来电话说：“有人找你。”我出去一看，来人正是现任武川县公安局局长王积中。我在武川县工作时，彼此是同事，关系也不错。进了办公室，我给他沏了一杯茶，就直接问他：“你来找我是啥事呀？”他说：“叫你回武川啊！”
我说：“你真会开玩笑，我在这里娶了老婆，分了房子，孩子也快出生了，已经安家了，再回武川干什么？”他说：“这是县委孙书记的意见，我们局的孙有光副局长调到内蒙古森林纠察大队了，高九龄调到包头公安处了，如今就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我就要求往来调人，可县委组织部不同意，认为外单位调入的人，不懂业务，也干不成。公安局现有人员中，又提拔不出新人来。近日，闻听乌兰察布盟要与平地泉行政公署合并，两家公安处多余出不少技术骨干，孙书记专门向上级打报告，要从你们处里挖人，让我来点名往回要你。”
一听这话，我就犯难了，可又不敢贸然去找领导，主动声明说我不愿去。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送走王局长，我心里直犯嘀咕，两家公安处合并，人员肯定要分流，武川县的领导真会找机会呀！但转念一想，又抱有侥幸心理：我已分到房子了，那就是留下不走的人了。
果然，没等几天，张处长就找我谈话：“地区党委转来武川县委的报告，他们也派人来找过我，要求你回县公安局担任领导职务，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说：“组织上若是这样安排，我作为党员不能拒绝，但可以安排我去其他旗县，我不愿意去武川县。”他问：“为什么？”我就说：“那里对我工作不利。”他笑着说：“这不能算作理由，你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怎么能讨价还价呢？”当这个脆弱的理由被否定后，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得说：“我服从上级的决定。”结果，过了几天，地区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下来了，令我到武川县委待命。据说，这是地委范副书记的意见：“所有骨干力量，充实到基层一线。”
我到武川县公安局报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家属没有房子住。当时，地方公安人员的生活条件差，好多人的办公室就是宿舍。我们夫妻俩不可能住在机关里，为此，王积中局长就在县看守所院外，给我找了间南凉房。尽管破破烂烂不成样子，可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我回去搬家时，妻子还在校上学，老校长不同意她走。因为这个学期结束， 她们就要毕业了。我就去和校长商议，我说：“她已怀孕了，就是不遇上这事，也得辍学离校。”老校长很和蔼，他说：“最好不要辍学，实在不行先办个请假手续，届时还可以领上毕业证。”当办理完请假手续，我就领上妻子去了武川。说是回去搬家，其实也没啥东西，我背了两卷行李，她提了些日常用品，就等于到武川安家了，一些家具全是日后才置备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观念十分质朴， 只要有个能够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就觉得安然自得了。
本县县委书记孙国柱，是位上年新任职的年轻领导。听说我被从地区“挖” 过来了，还专门给我举办了一个欢迎会。我俩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相谈甚欢，关系融洽。参加欢迎会的人员，除了县级党政领导班子，还有机关科室干部。当时，县委组织部的任命书已经下达，我的职务是政治协理员（即“政委”之前的称谓），属于正局级，享受警督待遇。
任仲元与他的女儿
第四十章
精兵简政促分流
我到职不久，本县察汉木台供销社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我们接到报案就就赶过去，听取案情汇报，可他们只能提供丢的失物品和数量。经查不仅有布匹、鞋帽、烟酒等消费品，还有煤油、蜡烛、铁锹、镐头等生活和生产用品，总价值达一千多元。当时，也算是重大案件。
但是，因现场被破坏，连续搞了几天，也找不到线索。这天，王局长对我说： “县委要求限期破案，可咱们局里的侦破能力，比过去差远了，一是主要技术骨干流失，二是新人青黄不接，你看眼下吧，连个盗窃案件都难以破获！无形压力太大，这让我感到吃力。”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他为何专门跑到地区，硬往回“挖”我呢！一看没招了，我就主动来到现场，亲手察验尚存痕迹，从蛛丝马迹中寻觅线索。这起案件与我们多年前侦破的固阳县一区供销社盗窃案，其作案手法很相似。一是盗贼也是从后墙凿洞穿入，二是从脚踪印迹分析，亦是二人作案。而两案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作案工具和手段变了。
案情分析会上，我认为这是惯犯所为，因其使用的是专用盗具，撬洞开口小，用时短，砖渣少。这也说明了两名盗贼的身高和体格，从多方面观察和分析，我初步断定不是本村人作案。由于案发时间较长，我们就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让周围村民来揭发检举。
在排查过程中，听当地群众反映，案发当夜，好像听到村里头的狗在追咬什么？狗叫声持续了好长时间。后来，又有村民来报告，说在路西大北头，发现了盗贼遗落的赃物。这样，我们就缩小侦察半径，确定重点范围。经过暗查，又在西北部村落锁定怀疑对象。
不久，这个案子破获了。在盗贼家里，我们搜查出一把一尺多长的铁器盗具，它一头是钢钎，一头是铁铲，中间是铁柄，便于携带，特别锋利。这个玩意儿，当地人称“贼挠子”。这个盗贼是中了“引蛇出洞”计策而遭逮捕。当时，我们在邻村放出风来，假称正在审查一个村民。这人立功赎罪，带人入户搜查。这个盗贼心虚，半夜和老婆往山药窖里转移赃物，反而被我们暗地监视的侦察员，抓了一个人赃俱获，从他嘴里很快供出那个同伙。
那个年代，按照我国刑法，犯盗窃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这两个盗贼属于惯犯，这次的主谋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案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个案件在短期内成功告破，在县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县委领导对我们提出表扬，还嘉奖了本案有功人员。
这年阳历十月二十日，我女儿出生了。妻子临产前，我已将岳母接至家中， 故孕妇顺利分娩，母女平安。在孩子满月时，我们单位的几个女同志，一起来看望我妻子，还给送来一包红糖，一篮子鸡蛋。其中，有一位户籍警，名叫姚美云。她说：“这个女娃长得胖乎乎的，给起过名字了吗？我妈妈生我时，天边正好有一片彩虹，就给我起名叫美云。”我岳母接住说：“这娃出生时，天边正好有片红霞，我看也叫美云吧。”这样，孩子有了乳名。
我回到家里，妻子对我说：“孩子姥姥给她外甥闺女，起好名儿了。”我问：“啥名字？”她说：“叫美云。”我说：“美云，美云，美丽的彩云。太好啦！就叫任美云。”后来，我女儿上学、念书、工作，一直就叫这个名字。这一年，她妈妈十八岁，我二十五岁。
一转眼，一九五八年春天来了，孩子已五个月大了。她妈妈只顾哺育孩子， 也没有再去学校销假，连毕业证都没领上。可我的工作又面临新调整，这年春夏之交，乌兰察布盟行政公署机关，由所在地固阳县金山镇迁址平地泉，集宁市成为乌兰察布盟的盟府。后来的管辖范围扩大至二十一个旗、县、市（其中，集宁市、二连浩特市均为县级市）。全盟辖地西境为土默特旗、托克托，东含兴和、化德县，南面包括和林格尔、清水河县，最北端辖管苏尼特右旗。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盟。
这是继一九五四年以来，全区最大的一次区划调整，各行政区域变化较大，当时，紧邻武川的武东县被撤销了。原管辖区域一分为三：南部旗下营镇（曾为武东县府所在地）一带，划归龙胜县后，统一改称卓资县；北部部分区乡划给了四子王旗，东部六个乡划给察哈尔右翼中旗。原武东县政府所在地大滩镇，改称大滩乡，其余五乡整合为蒙古寺、广益隆等乡。
尽管没有领到毕业证，但我妻子的实际学历是初中生。那个时期的文化人，找份工作还比较容易。由于全国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各地供销社都在扩大营业规模，普遍缺乏人手，急的县长去学校里动员高小毕业生，让他们走出校门，及早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在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县文教局胡局长找到我说：“镇内要成立一所幼儿园，没有会计员，听说你爱人是个初中生，我们想让她出来工作，为发展我县教育事业而服务。”我为难地说：“可她有个吃奶的小娃娃，还不到一岁，恐怕无法出来工作。”胡局长却说：“这事儿好办，我先给你问询个老奶奶，来帮你家看孩子，让你爱人出来当会计，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回去就与妻子商量，她听后十分高兴，便说：“自从来到武川，把我都快憋疯了，早就想参加社会工作了。”我说：“你要是同意，那就得雇个保姆看孩子。”她说“行啊！”她下午出去，就把邻居那个老大娘雇上了，说妥每个月给人家三块钱佣金。这个老大娘很朴实，平时给看小孩，还帮收拾家务，有时还给做饭。星期天我妻子休息，也给老人放假。
在幼儿园干了几个月，我妻子也干顺手了。正赶上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全县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过渡，各地大搞食堂化，大办农业中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我妻子还算是高学历，就被抽调出来，去支援壕赖山创办农业中学。
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学会走路，妻子就给她断奶了。由于各地都在办学，没有现成校舍，只得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壕赖山中学有三十多个学生，村里有座旧时的耶稣教堂，师生们就在早已废弃的空房里上课。学校距离县城十多里，妻子很辛苦，每天骑自行车往返。
这年八月份，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举“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省、市、自治区农村的“高级社”跨越到“人民公社”。在区域行政管理上，实行“政社合一”运行体制。由党委对所属各单位，一律实行“一元化”集权式领导。
伴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全县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也进入了大调整、大变动阶段。原来的县政府改称“人委”（即“人民委员会”的简称）。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改成了各种“委员会”制。不久，公安局局长王积中被委派到“八一”人民公社， 担任社长去了。我被任命为局长兼政委，将行政与党务一肩挑。这样，担负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工作更忙了。
翌年初，公安系统开始精兵简政。原来的县公安队（即“武装警察”的前身）担负着维护本地社会治安、保卫弹药库以及看守所看押犯人等任务，有一百五十多人，一下子精简到不足百人；县武装部所有军人，由直属军分区领导，一律改由军区整编，不少人转业回乡。全县的公安队和人武部统一合并为地方武装，由人武部长任队长，政委职务不变，公安局长任参谋长。我以公安局长的身份进入县人委党组，成为县人民委员会的一名主要成员。
这时，县公安局也由五十三人，精简为三十五人，局级领导仅有我一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绝大部分时间是忙于应付各种会议。一看这样下去不行，我就采取权力下放的办法，将好多事务交给各个股长去管理。一方面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锻炼和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这样，确实提高了基层人员的管理水平，也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几年后，我们公安局向各单位输送出多名优秀干部。其中，一名股长被提拔为人民法院副院长，一名股长经过党组织选拔，担任了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一名股长担任了民政局副局长。还有一批年轻人又被提拔上来，有的担任股长，有的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
一九五九年秋，由于各地粮食短缺和供应紧张，全国性的精简机构工作开始了。上级要求压缩城市人口，遣返闲散人员和无业游民，规定凡是一九五五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一律减退。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里成立“压缩办”，牵头的领导小组组长为县委书记，包括民政局、粮食局和可镇的党委书记为小组成员，由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普查非城市户口活动。当时的政策杠杠很硬，凡发现属于减退对象，而拖延不走的户子，一律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供应口粮，不发给布票和棉花票，不发给肉食、糖、油购买证。好多人和好多户被遣返回原籍地农村，由当地给解决住房问题，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此项工作复查中，根据群众举报和“压缩办”认真核实，认定商业局人事股长包梅花，系一九五五年以后参加工作，本来属于清退对象。可因她丈夫担任县委副书记，导致有些工作人员“看面子”，“耍里手”，结果没有列入精简范围，最终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
其实，要说这件事儿，也并非由包梅花而引起，根源在她父亲身上。本来他人品不好，早在土改运动中，又被划定为富农分子，可又不愿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就带着老伴儿来到县里，与闺女、女婿居住在一起，依仗着女婿的权势，慢慢就变成个“三不管”人员了。
这次在农村外流人员大遣返当中，原籍清水河县老牛湾的群众，把他告到当地公安机关。该县“压缩办”将公函转给我们，还提出两点意见：“或是把富农分子包进财遣返回原籍老牛湾，接受当地群众监督劳动；或是由你县随时向我们提供他接受改造的情况。”当我们派人员去查证核实此事时，反而把他女儿“应减不减、该退不退”的问题给牵扯出来了。
这可是个棘手问题，令我感到左右为难。这倒不是我胆小怕事儿，更不是面对困难，有畏难情绪，不敢坚持原则；而是包梅花爱人郭万山作为县委副书记， 正是我们全县精减压缩非城镇户口领导小组成员，我担心他不会扔掉这颗烫手的山芋，反而变成钉子户，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我向县委孙书记专门作了汇报。他这人原则性很强，做事雷厉风行。当听完我汇报后，当即表态：“这事儿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大，必须按政策要求办。”然而，事情远非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关键是担心郭副书记产生抵触情绪，不但不给妻子做工作，反而会起到反面样板作用，弄不好还会成为一块绊脚石，影响到整个复查和后续落实工作。
为此，我就向孙书记建议：“最好是由县委领导和郭副书记谈一下，由他主动发挥表率作用，这对他本人有好处，也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孙书记认为我说得对，就让我把清水河县的发函拿过来，由他亲自找郭副书记谈话。从孙书记办公室出来，我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郭副书记毕竟受党教育多年，这点觉悟肯定是有的，他若能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形象，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做出个榜样来，不仅有利于内部团结，也有利于维护上下级关系。
（未完，待续）
· 作者
刘洋，本名刘玉昌，内蒙古察右中旗人，毕业于内蒙古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新闻高级编辑职称，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大后山》(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纪实文学《灰腾梁下》(与人合作，201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长篇纪实小说《后草地》(202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散文集《圆，吻别曲线》等著作。
个人成长经历，先后在察右中旗化肥厂、察右中旗旗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察右中旗报》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93年调入中央直属企业准格尔能源公司，担任《准能报》总编辑，后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3调入神华集团公司总部从事新闻策划与党务工作，2007年下派神华集团包头煤基制烯烃科技公司任企业高管，2019年在国家能源集团(即神华与国电合并)退休于北京。现致力于本地(以察右中旗为主)文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等工作，目前，正在创作以陶林地区辛亥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回望西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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