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城市系列》之昆明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在中国，除了云南没有一个省份能够汇集如此众多的大型河流。身为长江源头的金沙江；珠江南源南盘江；成就越南北部的元江（红河）；中南半岛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经由缅甸注入印度洋的独龙江（伊诺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前两条覆盖了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后四条覆盖中南半岛全部国家，甚至能够帮助中国打通印度洋出海口。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将中南半岛与中国视为一个地缘政治体的话，那云南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体的“中原”之地。寻找这片中原之地的枢纽、解读云南的前世今生，带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还有对未来的展望。
1
滇池之水——长江流域的最南点
公元前279年，一位叫作庄蹻的楚国将领受楚王之命，由湖南出发进入云贵高原探索。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次事关生死的远征。就在前一年，已经先期征服了巴蜀的秦军，开始利用上水优势向楚国发起进攻。楚国与巴蜀相接的巫郡、黔中两郡，在秦军的攻击下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坐视秦国征服巴蜀所在的四川盆地，是楚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如今秦国已经完全消化了巴蜀，再想溯江而上翻盘几乎没有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楚国希望能另辟蹊径，先从南线征服在中原王朝眼中，尚处于荒蛮状态下的云贵高原，然后再北上袭取巴蜀，让战略天平重新倒向自己。
应该说，庄蹻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用了两年时间一路征服且兰、夜郎等贵州境内的部族，抵达云贵高原最富庶的滇池地区。可是当庄蹻派人回来就这第一阶段成果复命时，却发现不光楚国视为基业的两湖之地已经为秦国所攻取，就连都城都已由湖北迁至了河南。
这种情况下，庄蹻和他所率领的云贵远征军客观上已成孤军。不愿意归降秦军的这支楚人，遂定与当地部落融合建国。一个以滇池为中心的西南古国“滇国”就此进入中央之国的视线。
滇国中心所在即是现在的云南省会昆明，更具体说是昆明所处的“昆明坝子”。
坝子是云贵地区对山间低地的叫法。从开展农耕的角度来说，低地总是比山地更有优势。昆明坝子能够脱颖而出同样在于它的低地优势。然而就算加上滇池的面积，昆明坝子的面积也只有1000平方公里出头，去除掉滇池后的低地面积更是只有764平方公里，没办法与华北、两湖、关中那些以万为单位的平原一争短长。
好在优势这种事情向来只是和周边地区做比较。“小”是云贵坝子的共同特点，放眼整个云贵地区，云南的坝子质量要明显好于贵州。贵州面积最大的涟江坝子，坝区面积仅79公里，仅及昆明坝子的十分之一。反观云南仅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坝子就有49个。
平原面积决定着耕地和人口潜力，坝子的质量不高使得贵州地区的坝子，一直以来都没有参与西南中心的争夺。事实上由于没有条件突出的坝子，夜郎和且兰这两个隶属贵州的西南古国地望到底在哪，至今依然都是有争议的。相比之下，古滇国位于昆明坝子却是十分明确的。
尽管庄蹻并没有考察完云贵全境，但它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将滇池的面积计入，昆明坝子的面积为整个云贵第一。即便只算低地面积，亦只是比排名第一的陆良坝子（772平方公里）少几平方公里。有这一优势在，即便昆明成不了西南枢纽，最低限度也能成为地区重要城市。只是想成为整个地区的中心，总归还是要有卓尔不凡的优势。
昆明坝子的优势是综合的。作为一个地处亚热带的高原，云贵高原的降水虽多，但却存在分布不均的现象。80-90%的降水集中于5-10月的降雨季，尤以6-8月的降水最多。对于一个坝子来说，湖泊承担着天然水库的功能，即可以在旱季来临时为周边地区补水；又能够在雨季来临之时充当泄洪区。不过要是湖的面积占比太大，压缩掉耕地的面积，那也会过尤不及。
整个云贵高原有三个大型湖泊，均位于云南境内。面积最大的是滇池，其次与之相邻的抚仙湖，第三则是大理的洱海。这其中大理坝子的面积为351，只有昆明坝子的一半不到，抚仙湖平原的面积更是只有几十平方公里。有了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几乎并列第一的平地面积，昆明地区能够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个优势在于水系。高原由于集水优势，会自然成为周边地势较低板块的水塔，云贵高原亦不例外。整个云贵高原汇集了长江、珠江、澜沧江、元江四大水系。其中长江水系可以帮助这片高原向北连通四川盆地；珠江水系则可向东连通岭南的两广地区；澜沧江在向南出境后，以湄公河之名纵穿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成为中南半岛的母亲河；东南方向进入越南北部的元江，则在更名为红河后成就了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
每个坝子和湖泊都有自己的水系归属。以刚才提到的三大湖泊对应的水系而言，滇池属于长江水系、洱海属于澜沧江水系、抚仙湖则属于珠江水系。庄蹻之所以不远千里的西征云贵，战略上为的是打通前往四川盆地的通道，日后中原王朝治理云贵，同样亦需要沿着长江水系的河流南下，这种情况下昆明坝子即便是体量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亦有机会成为连接中原枢纽。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你在地图上将整个长江流域的范围勾勒出来后，你会发现滇池水系不仅是长江流域在云贵高原的最南点，亦是整个长江流域的最南点。有平地、有湖泊，还有连接长江上游的天然通道，如此全面的地利优势使得昆明坝子成为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的重要支点。
2
通往云贵之路
如果不是一统天下的秦国国祚太短，云贵高原大概率会在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时期，就建立郡县。《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3世纪中，以都江堰工程留名百世的秦蜀郡太守李冰，从蜀国残余势力手中攻取了时名“僰道”的川南重镇宜宾。
宜宾位于长江之南，是岷江、金沙江、长江的交汇口，是由四川盆地向南进入云贵高原的主路口。古人以流经成都的岷江为长江上游，一直到明朝旅行家徐霞客亲身考察过，方认定由南向北由宜宾穿出的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然而对于庄蹻和他的滇国来说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滇池是通过一条名为普渡河的河流，向北与金沙江相通的。这意味着庄蹻当年有机会顺江入蜀，去完成楚王交给他的任务；秦军亦有能够溯江而上直取滇国。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原因在于金沙江山高谷深，又多浅滩急湾，在不能用水坝蓄水抬高水位之前几无航运价值。这种情况下，想向南开拓往云南方向的道路，就只能沿着河岸山地开路。《华阳国志》记载，当年李冰为了打通连接宜宾的道路，用了积薪烧岩法。具体来说就是在石头上燃烧木柴再浇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一层层的爆破岩石。这一技术手段在同一时期也利用在了都江堰工程的修建上。
天下一统后，热衷于建设超级工程的秦始皇，派人向云贵高原开辟了名为“五尺道”的道路，并尝试向滇、夜郎等国派驻官员。
五尺道的主线连接着四川宜宾和云南昭通。今天在地图上你会观察到，云南向四川盆地方向延伸了一条，包夹于四川大凉山区与贵州之间的走廊地带，这条走廊地带便是基于五尺道形成的。道路延伸至昭通之后，一路向贵州方向的夜郎国延伸被称之为“南夷道”；一路向滇国延伸被称之为“西夷道”。
对于独立惯了的西南诸国来说，高度集权的秦国南下并非幸事。好在秦朝才延续了十几年就灭亡，后来的汉朝又一直疲于应对北方的匈奴。云贵高原在这个时间段有惊无险的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虽然二世而亡，但秦始皇也并非没有在南线开疆扩土，只不过他在南线的目标是岭南的两广地区。之所以会选这个方向，一是因为两广地区，尤其是拥有珠三角平原的广东，拥有更多的农耕和人口潜力；二是岭南与南海相接。对于四海之内皆应为自己所有的帝王们来说，将控制线延伸至南海意义非常重大。
秦朝覆灭后，南越远征军将领赵陀仿效当年的庄蹻，在两广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南越国，并且将控制线延伸到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汉朝建立后，南越国表面向汉朝称臣，实则保持独立状态。
当汉武帝登上帝位，开始他长达54年的执政生涯时，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越国，成为了这位伟大君主的征服对象。让滇国没有想到的是，汉朝与这一北一南两个政权的博亦，却如蝴蝶效应一般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蝴蝶的两片翅膀都来自蜀地，一片是来自蜀地的“蒟酱”（一种用蒌叶制成的酱）；另一片是来自蜀地的麻布和竹仗。
首先是汉武帝手下的官员唐蒙，打听到南越国喜欢食用的枸酱，是由夜郎国经水路贩运至南越国都城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的。从水系的角度看的确如此，珠江流域的干流被称之为西江，其北源“北盘江”位于贵州西部，指向当年的夜郎国；南源“南盘江”上游源于云南境内，属于滇国的势力范围。
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先臣服秦朝未来得及征服的云贵高原，那就有机会顺流而下解决掉南越国。为此唐蒙领命出使夜郎，说服了后者臣服于汉。随后又征巴蜀军民万人拓宽五尺道，尤其是能够连通夜郎的南夷道。
然而事实证明，向在云贵高原开拓可堪大用的官道是非常困难的。夜郎等西南夷国家之所以愿意臣服，也是认为汉朝没有办法开拓道路。更大的问题在于巴蜀之民认为朝廷向南开拓，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利益反倒是增加了劳役，并不愿意配合。导致道路修建了几年都不能完工，那些原本表面臣服的西南诸国见状更是多次发动叛乱。
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及时叫停了他的西南开发计划，直到另一只蝴蝶翅膀出现。
公元前126年，受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了长安城。除了汇报西域的情况以外，张骞还给汉武帝带来了一个意外的信息，它在中亚的阿富汗北部（时为大夏国）看到了蜀地出产和麻布和竹杖，并且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是从东南方向的身毒，也就是印度贩运而来的。这位坚韧的使者由此判断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一定有一条向南连通印度的贸易通道。
这条史称“蜀-身毒道”的西南丝绸之路，所展示的经济前景，让汉朝和巴蜀百姓有了向南打通道路的动力。汉武帝遂派出了四支向南探索通道的队伍，并最终修通了前往夜郎国和滇国的官道。
然而有了上次将汉朝势力驱逐出去的经历，以滇国、夜郎国为代表的西南夷诸国，并不认为卷土重来的汉朝，能够真正征服自己。史书记载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公元前122年，当汉朝使都再次出使滇国时，滇国国王问出了一句让后世嘲笑了两千多年的问题“汉孰与我大？”。
悲剧的是史书在这句话后面还加了一句“及夜郎侯亦然”，意思是说汉使到了夜郎国，夜郎的国郡问了同样的问题。更为悲剧的是，滇国是汉使眼中西南诸夷唯一有实力被认证为“王”的君主；夜郎在汉使的记录中则是“夜郎侯”。于是为了让讽刺效果拉满，“夜郎自大”的成语而不是滇国自大成为了典故和成语。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无论自大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公元前111年，汉军兵分五路攻灭南越国，于其故地建交州刺史部。之后汉朝在云贵设置郡县，纳入以成都为中心的益州刺史部。两地的核心则分别为滇国对应的益州郡、夜郎国对应的牂牁郡。
3
来自大理坝子的挑战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云南并不仅仅有西连印度、东通南越的价值，更有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价值，那就是能产马。
马是一种喜欢凉爽气候的牲畜，南方湿热条件极不适合适合马的生长。不过高原地形的云南却是一个例外，海拔每上升100米，气候平均会下降0.6摄氏度。云南的平均海拔为2000米，这就使得即使是三伏天气候亦足够凉爽。正因为如此，昆明才享有“春城”的美誉，云南亦能以出产身材虽然矮小，但却特别适应山地运输的滇马。
著名的诸葛亮平南中之战，背后便有争夺滇马资源的因素。南中是汉朝对四川盆地以南山地高原，包括四川大凉山区、云贵地区的统称。当时东吴的交趾太守士燮每每收罗各种奇珍异宝进贡给孙权，孙权都不动心。只有送上从南中豪强那里买来的滇马时才会真的开心。之后东吴第一时间支持南中叛乱，亦主要是为了得到南中的滇马。
滇马的存在还让云贵高原在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一切，颇有些农牧之争的气息。
考古研究者发现在古滇国青铜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有两种发型差异明显的民族，一种是像汉地一样的“椎髻”，将头发束结于头顶；另一种则是像游牧民族一样的“编发”，将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垂于背后。在滇国青铜器中，椎髻农耕者明显表现为统治民族，编发游牧者的形象则表现为被征服者。一切都有如殷商时期，大量来自西部的羌人被用来奴役和献祭的场景。
史书的记载中，椎髻者为农耕部族。滇人是最有代表性的农耕部族；编发者为随畜迁徙的游牧部族，当时尚未进行农业开发的大理地区，则是一支叫作“昆明”的游牧部族的活动地。古人一般是以族名来为一个地区命名，这意味着最早的昆明其实是在洱海之畔的大理坝子。
史书记录中，能够将国家史与楚国联系在一起，且又以农耕为主的滇人对汉使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在设立郡县后继续受到了汉朝的尊宠；游牧的昆明则在一开始抗拒，试图阻止汉朝打通蜀身毒道。
虽然不太好管理，但大理对于打通南方丝绸之路来说却异常重要。云贵高原以乌蒙山为界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两部分，贵州可以说全部处于贵州高原之上，但云南除了隶属高原的中、东部以外，西南部还包含一片独特的地理单元——横断山脉。
横断山脉是一片从青藏高原东南角延伸至云南境内，最终把触角延伸到中南半岛延伸的平行山脉。东流横穿中国南方地区的长江，向南经云南注入中南半岛的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都是由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流出。
大理坝子的重要性在于两点：一是它是云贵高原所有大型坝子中，位置最西者；二是横断山脉整体呈哑铃状，南两头宽、中间窄，大理坝子正好对应它的最窄处；三是洱海本身就属于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天然拥有穿透横断山区，进入中南半岛的通道。
除此之外，大理还可以协助打通连接印度的贸易通道。在汉武帝派人打通蜀身毒道时，控制这部分横断山脉的是一个被称之为“哀牢国”的部落联盟。为了与之连通，汉武帝在澜沧江与怒江河谷之间设了一个被称之为“不韦”的县（今属云南保山）。之所以选定不韦，一是因为不韦所在的保山坝子拥有150平方公里左右的平地面积，是横断山区中较为大型的坝子；二是因为它属于怒江水系。
怒江在进入缅甸之后被称之为萨尔温江，在经过缅甸东部的掸邦、克耶邦、克伦邦、孟邦注入印度洋。蜀身毒道的主线，并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横穿缅北对接印度东北地区，而是借助在印度洋出海的怒江-萨尔温江。
在记载三国魏国历史的史书《魏略》中，对此有明确表述——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这段记录中的大秦指的是罗马帝国，全文的意思是说，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北边，有陆地和汉帝国相通（也就是丝绸之路），但同时又有可以从海路与交州相通。此外，还可以有沿水路与永昌郡相接，然后连接益州所在的四川盆地。
这意味着来自蜀地的货物，会先陆路转运至不韦，然后透过怒江-萨尔温江航道连接印度洋，再由来自印度商人通过海路输往印度。更重要的是，历史记录明确表示以前的人只知道有水路相连，不知道有陆道相通。
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哀牢国的属地都是必经之地，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为这片山地实实在在带来了利益，以至于东汉初年哀牢国主动请求内属，就像天山南北那些从丝绸之路受益的西域小国，稍早一点同样在请求东汉重新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一样。
利益才是最好的政治粘合剂，区别只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联合。于是公元前69年，东汉在哀牢国的土地上设立了永昌郡，不韦则成为了永昌郡的郡治。同时为了促进云南高原与横断山脉的地缘融合，大理坝子作为高原区的代表，被划入了永昌郡内。一直到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将南中五郡进一步分割为七郡，方将大理坝子划入了新设立的云南郡。
无论行政上如何调整，大理坝子作为云南高原的最西支点，拥有穿透横断山脉的能力都不会变。这点对于中原王朝打通南方丝绸之路很重要，同时也意味着大理坝子有可能发展成为云南的另一个中心。
4
副都时代
大理虽然有机会成为云南地区的另一个中心，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云南的中心。
尽管诸葛亮非常努力的让南中回到了汉朝的建制之下，并且为后世竖立了经略边疆之地的范本，但此后延续300多年的两晋南北朝之乱，还是不可避免的深远影响了这片土地的属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经略一片边疆之地，设立行政区、派驻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是第一步，甚至只是最简单的一步，民族融合才是最为重要的。
南方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贸易利益，以及云南丰富的物产（比如铜矿），使得两汉之时有不少来自四川的家族，愿意迁入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地区。这些南迁的川人当时被称之为“南人”（原住民族则被统称为“夷人”）。《华阳国志》记载，云贵南人有孟、雍、娄、爨、董、毛、李、焦八大姓。
这点在蜀汉经略南中那段历史中亦得到了验证。比如南中之乱最早的带头者是雍氏家族的雍闿、雍闿死后叛乱首领则变成了孟氏家族的孟获、为平定南中之乱立下大功的李恢则出身于李氏家族。
平南中本质就是收服这些已在云南耕耘了数百年的南人家族。如果中原政权一直能够保持稳定，那南人家族必定会以此身份为荣，帮助中央政府经略这块西南之地。反过来，则会像当年的庄蹻那样融入当地。
晋室南迁后，东晋中央政府无法对南中地区给予足够的支持，南中各大家族的内部倾轧愈演愈烈。等到南北朝之乱结束、隋朝重新统一天下时，当年的南中大姓就只剩下了爨家。
数百年来，南人们虽仍以中土各王朝为正溯，但爨家能够生存下来的秘诀，其实是更多与当地蛮夷部落首领通婚壮大自己。以至于唐朝眼中的“爨”这个字已然成为西南蛮夷之族的代名词。那些因为融合而更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云贵部族被称归类为“白蛮”；反之那些仍保持原始部落状态的云贵土著部族则被称之为“乌蛮”。即便是以“爨”为号的部族也被分为了“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两种类型。
“蛮化”的背后是前汉、后汉、季汉（蜀汉）这三代汉王朝，对云南将近400年的融合，因两晋南北朝之乱而付诸东流，同时意味着唐王朝需要重新向云南迁入移民，方能重启云南融入中原文化的进程。然而当年汉朝为云南带进去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加上云南与身俱来的马上优势，使得唐王朝并没有能够做到这点。
唐王朝统一天下之际，六个来乌蛮部落（全称“六诏”），亦在大理坝子崛起，及至738年，六诏完成内部统一正式建立“南诏国”。此后不久，唐王朝便丧失了对云南东部以及贵州西部的统治，包括中原王朝视之为西南枢纽的昆明坝子，亦成为了南诏国扩张的成果。大量掌握更多文化和先进技术的白蛮，被整族迁入以大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以至于今天大理的行政定位为“大理白族自治州”。
与这一进程正好相反的是，伴随着六诏的崛起，原本居于大理地区的古昆明人则向东迁徙，并最终填补的白蛮西迁留下的空间，让昆明一名转移到了滇池之侧。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之前的古滇国及历代中原王朝，都是将控制昆明坝子的主城放在滇池东南部的晋城古镇。隋朝开始在滇池北部、现在的昆明市主城选址设“昆州”城，南诏国则在此基础上筑拓东城，将昆明坝子的城市中心锁定在滇池北岸。
公元10世纪初，南诏国因内乱陷入衰弱，只是中原地区同样在这个时间点进入五代十国之乱，并无暇借机做什么。公元937年，南诏贵族出身段氏家族结束了延绵30余年的西南之乱，重新代表本土势力建立了新的大理国。这个时间点比宋朝结束五代之乱的时间点，还要早上20余年。
盛唐对南诏没办法做到的，宋朝就更没可能对大理做到了。
不过统一的中原王朝对于两代西南王朝来说终归是个巨大威胁，因此虽然昆明坝子农业和人口潜力最大，被南诏王阁罗凤盛赞为“ 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但无论是南诏和大理国都还是以大理为首都，昆明为“副都”属性的东都。
虽然这两代西南王朝，让昆明和云南地区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脱离中原王朝独立，但它们为求自保所做的西部大开发工作，却也在客观上提升了整个云南地区的文明程度。
另一个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失守云南间接让中原王朝失去了越南北部地区。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广西是与越南地缘关系最近的中国省份，尤其是最初的时候二者都属于南越国。然后前面说了，如果从水系而言越南北部的母亲河红河，却是源出于云南的元江。三国时期的士燮之所以能够有滇马进贡孙权，便在于他所控制的交趾郡对应的正是红河三角洲平原。
如果云南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中，那么这条延绵上千年的水上贸易通道，将会是红河三角州留在中国统治序列的最有力保障。反之则不仅仅是失去一条经略红河三角洲通道的问题了。
唐懿宗李漼当政的咸通年间（公元860年十一月至874年十一月），南诏国曾经两次顺红河而下远征交趾。尽管已经势衰的唐王朝，还是努力夺回了交趾的控制权，但南诏的这两次远征，却让交趾损失了十五万人口。而那些被杀和被劫掠回云南的人口，大多又都是世居交趾的汉人。
公元968年，在中原之地刚刚由宋朝结束五代十国乱局之际，越南土著出身的丁部领建立越南第一个本土王朝“丁朝”，正式结束了越南的北属时代。疲于应对北方压力的宋朝即无力收服控制云南的大理国，亦无法重新让越南北属。
换而言之，南诏国当初的独立不仅让云南开启去中原化进程，更间接帮助越南北部完成了去中原化。
5
省会时代
南诏国的独立，来自青藏高原的力量功不可没。盛唐之际亦是吐蕃王朝存续之时，这个完整统治青藏高原的王朝，甚至在唐朝衰弱后两度攻陷长安城。云南西与藏区相接、东与四川毗邻的位置，使得南诏国可以利用二者的矛盾独立。简单点说谁动了吞并南诏之心，南诏就与另一方结盟。
当时间推进到公元13世纪时，来自青藏高原的力量又一次对云南的地缘政治定位造成了重大影响。公元1252年，苦于迟迟无法攻灭南宋的蒙哥汗，以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领军先行攻取大理国，然后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之势。鉴于滇马是南宋购买战争的重要来源，这一策略还能很大程度削弱南宋的战争潜力。
蒙军主力并没有沿传统的五尺道南下，而是由青藏高原东部的草原地带穿插南下，直取大理国设在洱海之畔的西都，之后再东进攻陷昆明所在的东都。至少从南诏时代开始，云南与西藏地区之间就已打通被称为“滇藏茶马古道”的贸易通道。这一通道的存在，在拓展了云南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同时，亦让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有机会出现在大理国的西境。
反常规操作使得蒙古帝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终结了南诏-大理延续了500余年的独立地位，变成了元朝的云南行省。为了经略这片南方难得的可以养马之地，再次将云南纳入中央帝国统治序列的元朝，将云南行省的治所放在更容易控制的滇池地区。大理国的东都则正式更名为昆明，成为云南的治所。
基于元朝的统治特点，蒙古民族和后来演化为回族的色目人，在这一时期得以作为统治阶层迁徙进云南，基层依然依靠世袭“大理总管”的大理段氏治理。比如郑和的祖先色目人赛典赤·赡思丁，即是元朝任命的“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云南省长）。
很显然，这种做法除了为多民族的云南注入些许新民族成分以外，并无法像两汉那样改变云南的民族结构。一直到明朝建立，为了彻底将这片西南之地融入华夏，朱元璋方重启了中断1000多年的大规模移民。
这一政策在明朝征南将领傅友德的檄文中表述为“凡云南“新附州城，悉署衙门，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拨之计”。在此政策指引下，大量军户、民户、商户被有计划迁入云南。史料记载，仅洪武二十年八月（1387年）到次年6月，就有超过20万的明军被征调进入云南屯垦。
作为治理云南的政治中心，昆明城承接的移民很多是从明朝首都南京地区征调的。由于移民出发时的集结地为南京高石坎柳树湾，所以至今很多昆明人仍视“南京应天府柳树湾”为祖源地。
在崇祯帝自缢于北京后，清军开启在关内的征服后，云南成为了南明政权最后的希望。直至1662年，逃亡缅甸的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带回昆明并缢杀，南明政权方告终结。随后大明在云南经略的成果，又为吴三桂策动三藩之乱奠定了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明朝对云南长达2个半世纪的经略，此后的云南不仅不再是一个需要中央政权力保的边疆地区，还成为了一个可以对中央政权归属造成影响的重要板块。你会看到日后当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称帝之时，是云南率先通电起义策动了护国运动。
对于昆明这座城而言，重回中央之国所带来的红利，则是在元、明、清、民国直至今天一直充当着云南的省会。
6
展望
当云南的地缘身份还是边疆地区时，成都和四川是中央之国经略西南的大后方。而当云南成长为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后，昆明则晋升为中国向陆路开拓中南半岛，乃至印度的后方基地。
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中南半岛国家接壤是云南的优势所在。这意味着不管中国以什么样的策略经略中南半岛，云南和昆明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则是地缘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你会看到无论是1910年修通的滇越铁路、抗日战争时充当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还是2013年全线贯通的中缅油气管道、2021年通车的中老铁路，无不是以昆明为起止点。
除此之外当年的滇藏茶马古道，现下正在修建的将昆明、大理、拉萨连接在一起的“滇藏铁路”，则让昆明和云南为国经略西南的范围，向西藏以及中印连接延伸。
对于已经跻身世界两强的中国来说，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海陆相连的中南半岛五国，属于后院性质的地缘利益区；印度则是中国身后最大的挑战者。能够在这两大任务上展现无可替代的地缘价值，成为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将是昆明和云南在未来的立身之本。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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