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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由郑州还是一体化之后的郑汴双城来承担引领中原之地重新崛起的重任，核心都已不在硬件的比拼上了。倘若有一天“豫商”之名能够誉满天下，郑州能够再次成为一座“商城”这事也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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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实施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立志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就在这一年，自元代设立行省以来便为河南省治的开封，来到了命运的转折点：郑州成为了新的河南省省会。
在中国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中，河南的一个标签是“中原”。从这个角度说，河南的省会变迁意味着中原地区的中心发生了位移。
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一个王朝如果不能控制中原，无论如何强调自己的文化是华夏正朔，也不会被认为是天下之主。中原的重要性使得其中心的位移要比其它任何一个省区政治中心的变化，都要显得更引人注目。
一、何以中原
虽然中原是一个历史上的高频使用词，但你要是真的问它的边界在哪，却又是有点模糊的。单纯从字面理解，中原是一片居于天下之中的平原。问题在于中原所处的位置，不像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那样是一片被山地包裹的盆地型平原，这就需要从一片大平原中将之割离出来。
在中国文化里中原还有另一个地理代名词，上古九州概念中的“豫州”，河南省的简称“豫”亦是由此而来。《禹贡》一书中曰“荆河惟豫州”，豫州的范围被定位在黄河与荆山之间；《周礼·职方》则说“河南曰豫州”，更是直接成为了河南省名的来源。
然而要是以河南省来对应中原，你又会发河南省其实是有大约1/6的土地是位于黄河之北的。比如著名的安阳殷墟遗址就位于黄河之北。此外黄河又被视为河南的母亲河，但现下河南省16.7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属于黄河流域的只有3.62万平方公里，占比21.7%；另有16.3%的土地属于长江流域、9.1%的面积属于海河流域。淮河流域的占比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2.9%。
那么是不是说河南就不能成为中原的代名词呢？倒也并非如此，这个经由数千年历史磨合出来的中原大省，其范围应该说相当精准的映射出了河南的地理属性，那就是“四渎相邻之地”。
四渎是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河流的统称，包括“江、河、淮、济”，即长江、黄河、淮河，以及已经消失了的济水，被用来代指先秦天下的范围。换而言之，当时之人心目中的天下都由这四条江河流域所覆盖。如果一片平原能同时包含这四大流域，又位于板块中间，便有资格成为中原。
对比古代的四渎与现在河南覆盖的四大流域，你会发现少了一条济水，多了一条海河，这一切都与黄河频繁改道有关。
中国文明的底色是由黄河塑造的，但这条母亲河却显得有些情绪不稳定。黄河在从青藏高原发源之后便流入了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这导致黄河在进入华北平原后，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这种特质往好了说，可以将更多上游土壤送至下游，在沿岸线形成更多的陆地。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仅1954年到1982年期间，黄河就在山东境内造陆1100平方公里，海岸线则平均每年外延０.47公里。
问题出在黄河过高的含沙量上，黄河水携带的黄土很多等不到出海口就会自然沉淀到河床底部。久而久之等到河床高度接近河岸时，黄河便会漫流改道。由于径直向东会碰到山东境内的山地丘陵阻挡，历史上的黄河就跟一把大扫把一样，时而在华北平原北部从渤海入海；时而从南部侵夺淮河流域河流的河道，从东海入海。
早在先秦，黄河就由河北地区入海，简单点说现在的海河水系就是最初的黄河水系。
在黄河的摆动史中，受害最深的就是中上游位于河南境内，同样由山东北部入海的济水，以至于在唐宋之后再没有一段河道以济水为名。不过济水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1855年黄河第六次大改道，夺山东境内的大清河河道入海，成就了现代黄河的走向。这条大清河就是古济水的下游，今天位于这段河道之南的山东省会济南，名称便由此而来。
你可以理解为现代黄河在华北平原部分就是古代的济水，现在由众多支流在天津汇聚而成的“海河”，则是在上古漫流于河北，被称之为“九河”的古黄河。从这个角度说，要是黄河一直老老实实呆在河北的话，华北平原现在应该又被叫作“黄淮济平原”，而不是地理老师告诉我们的“黄淮海平原”了。
沧海桑田，华北平原上这几条大河的名称虽然变化了，中原之地能够覆盖它们流域的定位却不会变化。最后的问题是华北平原的概念并不涉及到长江流域，一定要固执地将中原向延伸至长江干流并不符合地缘规律。不过造物主还是用它的设计，弥补了这一短板。
长江在中游的位置上，向北延伸了它最长的支流汉江。这条发源于秦岭、大巴山脉之间的河流，在东流出秦巴谷地后，向南贴着湖北西北部的荆山进入两湖平原。由于地势原因，荆山东北部的南阳盆地（平原）之水，都由现在的湖北襄阳汇入汉江。
《禹贡》一书认定黄河与荆山之间平原都是中原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九州概念的设计者眼中，南阳地区天然应该属于中原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方能成就中原之地需要覆盖四渎之地的地缘使命。
这一认定显然是符合地缘规律的。比如两汉时期，南阳地区虽然因为流域属性的原因，与两湖地区一起被归为荆州，但在东汉末年那场著名的三国之争中，南阳地区却始终为崛起于中原的曹操所控。即便在曹操一统北方之前，南阳地区也是为来自西北的张绣所占据。当明清开始用“省”作一级行政区时，南阳地区终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二、商城的背后
在开封长期被视为中原中心的背景下，郑州往往被认为历史底蕴不足。有时候事件就是那么巧，伴随着省会迁徙，一个发现彻底改变了郑州的历史。
1950年，一位叫作韩维周的小学老师，无意间在郑州城南二里岗发现了一些陶片和石器。彼时安阳殷墟遗址已经在20年前被发现和发掘。有了殷墟作为参照，发现者认为郑州的这座遗址应该也属于商代。
之后为配合省会搬迁而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这的确是一座商代城市遗址。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城市仅内城城墙的周长就有7千米，并且在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后，仍然残留着最高处达5米，城基最宽处达32米的城墙遗址。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意思是说在商汤代夏之前的先商时期，以商丘为主聚落地的商人曾经八次迁徙，正式建立商朝后都城又迁了五次，直至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地后，方才彻底结束迁徙不定的历史。以定盘庚迁殷事件为分割线，商朝的又可分为早商和晚商（殷商）两个阶段。
以郑州商城的规模及碳14测年数据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一座早商时期都城。就目前的研究证据来说，它很有可能是商朝第一代君主成汤建造的“亳都”。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郑州、安阳以外，同属河南的洛阳、商丘等地亦都先后发掘出能够跟文献记载对照的商代遗址。虽然这些遗址到底对应史书中的哪一座都城都还有些争议，但商人无疑用自己的行动奠定了中原的概念。
相比这些争议，商文化给中原之地留下了什么被湮没的文化遗产，会更值得思考。
对稳定性的追求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性，商人这种强烈的“流动性”看起来与中国文明格格不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游牧文化和商业文明。从史书对于商人的记载中，也的确能够看到这两种特质。文献中关于先商部族属性最直接的表述是“相土乘马，王亥服牛”。相土是商人的第三代首领，被认为发明了驾驭马匹的技术；王亥则是商人的第七代首领，贡献是使用牛车在各部落中进行贸易往来。
考虑到华北平原一直饱受黄河水患的影响，商人的做法并非无法理解。游牧生活被形象地描述为“逐水草而生”。水代表着生命，有水的地方就会有植物生长。如果你的目的是让水规律性地浸润一片平原，然后通过农耕获益，那么你就必须对水做更多治理工作，但如果你不认为自己的命运会被一片土地所束缚，就可以选择在洪水来临之时向高地迁徙，待洪水退却后带着牲畜去饱食那些生长茂盛的牧草。
在文献记录中，先商第六代商人首领“冥”被认定曾经在夏王朝担任治水官，并因为治水而死。从“冥”和“相土”这对父子在传说中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可靠的逻辑线，那就是商族认定自己是没有办法与水抗争的，转而选择了以贸易立国。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无论在文献还是殷墟的考古中，商朝表现的都是如此的相信天命，甚至将一切都系于占卜的结果。
人类文明起源于农耕，只有土地上收获的农作物足以将一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文明才有可能诞生。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就只有农耕文明一种模式，在同时期的爱琴海地区，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贸易为主线的海洋文明。
爱琴海地区之所以成为人类贸易文明的发祥地，地理原因是爱琴海周边的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以及散布其间的岛屿本质都是山脉在海洋中的延伸，这使得整个爱琴海地区缺乏大型河流及大块冲积平原。鉴于每一块平原都难以积累出足以满足自身全部需求的资源，包括抵御外部入侵危险的人口，这就给了贸易者站在食物链顶端，依托商品经济打造统治架构的机会。
商人在华北平原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频繁的水患使得整个区域难以形成大型文明体，这就让专注于贸易的部族有了掌控话语权的机会。“王亥服牛”的记录告诉我们，商人成为了抓住这个机会的部族。
完成从游牧经济向贸易经济的转型，对于商族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游牧经济无法承载文明，转而以贸易立国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就这点来说，更具参考性的是阿拉伯人的转型。尽管阿拉伯人的原始属性给人以荒漠游牧者的感觉，但复盘阿拉伯文明兴起的那段历史，你会发现麦加城作为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中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无论这个文明的直接缔造者，还是后来阿拉伯帝国的贵族阶层主体，都出身于麦加城的商人阶层。
阿拉伯人从游牧者向贸易者的转型非常成功，掌握贸易密码的商人部族同样用贸易摆脱了游牧者身份，以至于“商人”这个词在汉语中成为了贸易者的代名词。当然这完全不代表商人的经济中没有农耕成分，只不过原始属性会决定其文化气质。就像美国现下是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却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国家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一样。
相比农耕文明，贸易文明的攻击性会显得更强。如果你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土地本身的产出上，那么即便发动战争也是以争夺这片土地为目的。可对于必须依靠流动性立国的文明来说，战争却是一种日常需求。
贸易是一门博弈的艺术，战争同样如此。战争的对象可以是不愿意开放市场者，就像19世纪中叶，试图将英国贸易者阻挡在国门之外的中国人；也可以是同样觊觎贸易利益的竞争者，就像大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频繁发动战争的欧洲各殖民帝国那样。
当贸易对象与贸易主导者之间的实力相差过大时，人类身体里所隐藏的丛林基因会很难抑制住直接掠夺的冲动。毕竟相比赚取贸易差价，用武力掠夺被征服者看起来要简单得多。
你去观察西班牙帝国在大航海时代的表现就会有这种感觉。西班牙王室雇佣哥伦布寻找新航道的动机是打通前往中国、印度的贸易通道。然而新大陆储量巨大的金银矿以及美洲三大文明所积累的千万级人口，让西班牙经济的基石很快转变为对新大陆殖民地的直接掠夺。
商人3000年前在中原建立的统治看起来同样如此。当商人开始将用来进行贸易的牛车变为马拉战车，把原本用来换取商品的青铜打造成武器，商文化中的“流动性”亦在由游牧转移至贸易之后，再次转化为频繁发动的征服战争。
三、鸿沟成就的开封城
周人是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奠基者，无论是农本思维还是对稳定性的追求，都形成于周代。殷商与西周之间的迭代战争，一定程度上则可以理解为商人与农民的战争。甚至可以说，以3000年前那场被载入史册的武王克商战争为标志，商业基因在中国就变成了隐性基因。
一片居于天下之中的平原，除了天然可以成就贸易枢纽、政治中心以外，还可以成为最有潜力的农耕之地，前提是你要解决用水的问题。在最早产生文明的西亚地区，这个问题表现为如何在荒漠中寻找一片有大河稳定提供用水的冲积平原。由尼罗河滋养的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润泽的美索不达文明，都是这种“用水文明”类型的大河文明。
相比之下，处于季风区的中原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如何把黄河等河流的洪水排出去，中国文明可以被归类为独特的“治水文明”。你会发现，以农耕为社稷之本的周人将自己视为夏的继承者，除了法理需求以外，客观上亦是因为周人在华北平原的统治，需要一位治水英雄。
对于古代文明来说，治水除了满足排洪、灌溉的需求，还可以满足水运需求。水运是工业时代之前最重要的运输手段，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中原之地想成为各方必争之地，不仅要在范围上覆盖四大水系，更要在交通上成为真正的“四渎相接之地”。具体来说，就是想办法通过运河来连通四大水系。
最早做此尝试的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由将都城从山西的安邑东迁至中原的仪邑，并将之更名为大梁。《竹书纪年》记载，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刚刚完成抵达新都的魏惠王就开始着手修筑一条连通黄河、济水淮河水系的运河——大沟。
“大”与“鸿”相通，这条“大沟”正是后世因为楚汉相争而熟悉的鸿沟。
大梁城对应的就是现在的开封城。从魏国迁都和修筑鸿沟运河的时间点来看，可以说正是因为适合承担这一任务，开封才成为魏国的选择，在之后1500年里一直作为中原乃至整个中国的水运枢纽。
历史上受黄河水患影响，开封城曾经几次被毁，又几度重建。“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6座城”，开封在地下10余米处为魏都大梁城，距地面10米左右为唐汴州城，约8米处为北宋东京城，约6米处为金汴京城，5米至6米处是明开封城，3米深左右建有清开封城。
虽然受黄河影响如此之大，开封在流域上却属于淮河二级支流睢水的源头处。睢水在经过商丘后先与泗水相合，再汇入淮河。这种情况下，魏国只需要在睢水与黄河、济水之间修通一条运河，就可以完成通过水运连通整个华北平原的任务了。
最终定都开封的魏惠王向西北方向修通了连通济水、以黄河为终点的鸿沟运河。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选址于隶属郑州荥阳市的广武山（三皇山）脚。这座位于洛阳盆地东北端的山地，因在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以鸿沟为界划分天下之地而闻名于天下。
鸿沟运河的修建让魏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以至于迁都之后的魏国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梁国。这种成功让魏惠王在三十年后（公元前329年）再次以大梁城为起点向南延伸鸿沟运河，将之与淮河的另一条大型支流颍水连通。
泗水是淮河中下游分割点、颍水是淮河中上游分割点，有了以大梁为枢纽沟连河济、能两线连通淮河的鸿沟工程，开封中国水运枢纽的地位算是彻底奠定了。事实上如果有足够的实力，魏惠王的军队甚至能够一路水运进入长江流域。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完成北入中原争霸的野望，已经在长江与淮河下游之间，开凿了连通大水系的“邗沟”运河。
这意味着大梁城可以北连河济、南通江淮，正处于四渎交汇的中心点。日后统一中国的秦朝以“疏浚仪邑”之义将之更名为“浚仪县”，虽是在行政上降了级，但这个新名也算是对大梁城的水运价值做了肯定。及至两汉，连接黄河与开封的鸿沟一期工程被命名为“官渡水”；连接开封与颍水的二期工程被称之为“蒗荡渠”。
看到这估计喜欢三国者会马上意识到，当年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其实就是一场中原争夺战。
四、东京梦华录
连通四渎对于大梁城不仅是交通问题，更是个事关生死的问题。魏国是中原核心国家，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围绕大梁城周边挖掘运河，可以将部分黄河洪水导入淮河，减少受灾面积。
就这种做法同时代的孟子曾经提出了质疑。《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在公元前320年前后出游魏国时，与魏国君臣的对话。对话中魏惠王的国相白圭向孟子表示，自己治水的功绩已经超过大禹。孟子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大禹是遵循河水的自然流向，将水导入大海；白圭（用运河连通黄淮）的做法却改变了水流的方向，是在以邻为壑。
在魏国领土没有覆盖整个淮河流域的情况下，鸿沟工程下游的陈国、宋国、楚国等国家，的确会因此遭受额外的洪水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用运河连接各大水系的做法就是个错误，需要的只是上下游协调一致、统一调度。毕竟你就算什么都不做，黄河一样会周期性在整个华北平原肆虐。
可以说中国文明有如此深的大一统情节，与治理黄河水患的客观需求是分不开的。隋朝能够全线贯通以北京和杭州为起止点的南北大运河，亦是其结束东汉末年以来400年乱世的成果。这当中南运河便是以当年的鸿沟、邗沟工程为基础疏浚。
可惜隋唐大运河的修通、使用，虽然再次证明了开封的水运枢纽价值，却并没有让曾经的大梁城上升为一座都城。鸿沟运河指向的洛阳才是南北大运河的服务的对象，也是隋唐两代的东都。对于那些崛起于黄土高原的王朝来说，控制了有山地护体的洛阳，就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中原的钥匙。
真正让开封有机会上升为都城的契机来自于那场让唐朝走向没落的安史之乱。叛乱平息后唐朝虽然又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却并没有结束河北地区藩镇割据的现象。隋唐两代修通和维护大运河，为的是将关东的粮食漕运至洛阳、长安。在河北地区粮食无法再供给两京，帝国运转需要倚重江淮漕运的情况下，已经在南北时期再次更名为汴州的开封城，终于有机会成为王朝建立者的选择。
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六国混乱期，逼迫唐哀帝禅让的后梁太祖朱温，第一个选择了将都城建在了汴州，并将之更名为开封作为王朝的东都，洛阳则定位为西都。朱温先前被唐王朝加封为梁王，这“梁”字指向的就是大梁城。
自此以洛阳为西京（都）、开封为东京（都）的模式贯穿五代、北宋。倘若结束五代十国之乱的宋朝，能够完整收回为契丹所占的幽云十六州，那么新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大概率还会是西京洛阳的。只可惜终宋朝一世都没有完成这个愿望。1005年春，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宋朝用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代价为两国换来了百余年的和平。
千年以来，宋朝用岁币换和平的做法一直为很多人所诟病。不过对于开封城来说，重文轻武的宋朝，却是让这座城在北宋167年的存续期间，于经济、文化层面达到了巅峰。南宋初年，逃难江东的孟元老满怀对开封城无限的眷恋，写下了一本追忆东京繁华的《东京梦华录》。之前北宋皇家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开封城的繁华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开封城的繁华得益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大多数王朝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土地税和人头税。北宋的工商税却达到总收入的将近一半，到了南宋时期占比最高时期甚至超过了85%。如此繁荣的贸易需求还催生了最早的纸币“交子”。繁荣的商品经济让宋朝成为了历史上最富有的王朝，也让以开封城为代表的宋朝城市变得更像一座城市。
所谓“城市”包含着两层含义，一为城，二为市。城的原意是指城墙，代指居民聚集之地；市则是交易场所。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比如被长安、洛阳这类历史悠久的古都；亦有的则是先有市后建的城，比如因贸易而兴最终建城的上海、包头。
虽然一个标准城市应该有城又有市，但在中国古代为了便于统治，商品交易一般会限定在专门的“市”里，并且在夜晚对全城实施宵禁政策。宋朝是中国历史王朝中，对宵禁政策最不在意的王朝了。《东京梦华录》记载道开封城“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古代中国将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一更对应现在的两个小时。宋朝不仅把宵禁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便是真的想通宵游玩，官方也是眼睁眼闭的不会认真去管。
客观说地处中原腹地、四周无山可依的开封城，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充当政治中心的好选择。秦相张仪就曾经这样点评立足中原发展的魏国“梁之地势，固战场也”，通俗点讲就是四战之地。单纯以防御力来说，河流的优势并不如山地大。在秦破大梁城之战中，大梁城引以为傲的环城运河工程，就为对手所利用来了个水淹大梁城。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山地环绕的洛阳会更容易受到入主中原都的青睐。
不过四通八达的航运优势，用来发展商业却是极好的。当年魏国扩建鸿沟工程，一定程度也有用之来打通内外贸易的考虑。主持二期工程的白圭，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被司以迁盛赞为“天下言治生祖”，通俗点讲就是天下经商致富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白圭原本为洛阳人，曾在多国经商游历。最终选择在开封实现自己的抱负，亦是看中了开封城成为商业枢纽的潜力。
说起来宋朝的这个“宋”字，源头指向的是周代的宋国，而宋国又是周人用来安置殷商遗民、祭祀商人祖先的诸侯国。从这个角度看，同以中原之地为经略重心的宋朝，也算是再次让世人认识到中国文明这条已经隐藏日久的商业基因吧。
同时商业需要会刺激科学技术的创新，这点在宋朝的历史中亦有明显体现。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期，火药武器在这个时代被列装于军队，活字印刷亦产生于这个时代。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宋朝出于对重蹈五代武人之祸的担忧，弱化了王朝的武力属性，反倒是在以工商立国的道路上，为中国文明做了一次探索。
尽管宋朝在以工商立国的路线上做过有益的尝试，且让开封城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但在靖康之变后的一个举动，却让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成为了一片多灾多难之地。
公元1127年1月9日，刚刚攻灭了辽王朝的金人并没有遵守之前与宋朝达成的盟约，而是一鼓作气攻下了北宋的汴京城。宋徽宗、宋钦宗二帝，3000余个皇族勋贵，不下十万的工匠百姓在金军撤军时被带回了东北地区。次年金军再次南下，当时的汴京守将杜充在南撤时为迟滞金军的追击，将黄河南岸的堤坝扒开，导致黄淮之间变成黄泛区。黄河亦就此改道，由开封之东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淮。
虽说在之前的历史中黄河有多次南决的纪录，但在人为干预下都回归了北道。这次杜充以水为兵的做法算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此后金人、蒙古人都基于北统南的需求，尝试过以水为兵的法子，即便北岸的堤会不时决口，也会倾力堵回去。
一直到1855年，祸害了黄淮平原700多年的黄河才因为北堤决口无法封堵再次由山东北部入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原苦难的结束。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南下，于郑州北部的花园口再次扒开黄河大堤，又一次将中原地区变成了黄泛区，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封堵决口处，让黄河复归北道。
中原之地大半位于黄河之南，开封、郑州、商丘等历史悠久的城市亦位于黄淮之间。可以说杜充和后面效法者的做法，让中原之地自1128年这个时间点开始，就变成了一片水患频发之地。更为致命的是，此后以北京为都的元明清三代，截弯取直的将大运河改由山东过境，彻底让开封和整个中原地区，再无法从南北交通中获利。
五、郑州的再次崛起
在失去运河加持以及水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原之地不光不复北宋工商兴盛的景象，连安安静静种地糊口的心愿亦成了奢望。世人眼中的河南变成了一个不时为饥荒困扰的农业大省。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属于中原的历史机遇才再次来临。
黄河在1855年的再次北流，让饱受黄河水患的中原之地，终于有机会松了口气。更加重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国门已经被用工业力量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打开，铁路取代运河成为了影响地缘结构最重要的因素。
1897年，清政府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动工。这样一条连接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走一马平川的中原之地路径最短、难度最低，整条线路最大的难点在于应该从哪里过黄河。无论从位置还是政治地位来看，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都是最好的选择。只可惜在经过比利时、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专家勘测之后，地处中原腹地的开封当时并不具备修筑黄河大桥的条件。究其根源在于开封段黄河已成地上悬河，两岸土质过于松软，建桥的风险太大。
相比之下，西部的郑州段黄河由于刚从擦着洛阳盆地的东部山地流出，地势相对较高、土质更为坚硬，且河床相对较窄，更适合修建黄河大桥。这个最佳点位正处在当年刘邦与项羽对峙的广武山东北角。于是在1906年，中国第一座黄河大桥建成通车。从这一刻起，开封、郑州两座城市的命运彻底发生了逆转。
京汉铁路在跨越黄河后并没有像当年鸿沟运河那样向东连接开封，而是径直向南通过郑州连接武汉。郑州在水系上同样属于淮河水系，其母亲河贾鲁河为颖河上源之一，只是由于更靠近山地，地势较开封略高了20-30米（高于黄河水平面），在历史上才一直未能成为勾连黄淮的运河选址。
在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谁也想到的是郑州在运河时代的这一劣势，反倒在新时代成为了优势。倘若从魏惠王选址开封作为都城和水运枢纽算起，郑州可以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等待了2300多年。回溯当年为躲避水患而四处迁徙的商人，又何尝不是因为这略高的地势选择了郑州呢？
如果说开封在水运时代的成就得益于其水路交汇的枢纽位置，那么铁路时代的郑州亦同样很快拥有了这样的定位。1905年，在郑州黄河大桥即将建成的时候，以郑州为中心，连接开封与洛阳的“汴洛铁路”开始施工。1912年，北洋政府决定以汴洛铁路为基础，修筑一条向西连接甘肃兰州、向东连接江苏连云港的东西大铁路。
受战乱影响，这条被称之为“陇海铁路”的东西交通命脉，最终在1953年全线贯通。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一年河南的省会亦水到渠成地由开封迁往郑州。4年后，武汉长江大桥合拢，京汉铁路与连接广州的汉粤铁路连通成贯穿南北的“京广铁路”。东西、南北两条大动脉交汇的郑州则正式晋升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铁路给郑州带的的红利是巨大的，从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的那一刻起，郑州就自然变成为工商汇集之地。1927年爆发于郑州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既是一段红色历史，又是郑州工业力在近代崛起的证明。及至陇海铁路通车、省会易位，郑州更是迎来的自己的黄金发展期。
鉴于郑州今时今日的地位都是因铁路而兴，郑州被称之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然而回顾历史会发现，郑州的城市史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只是风头长期被因水运而兴的开封盖过。
起点就是商都的郑州，在进入周代以后的地位本就十分的高。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三个兄弟分封于中原，用以监管商朝遗民（合称“三监”）。其中管国的建国地点正位于现在的郑州市管城区，也就是郑州商城的所在地。虽然后世忘记了这座商代都城的存在，但当年选址在此的周人肯定是清楚的。
悲剧的是三监在周武王死后因发动叛乱而除国。此后终两周之世，管国故地都只是以“管邑”之名，先后成为郐国、郑国、韩国的一座普通城邑。一直到秦汉都未能获得一个县城治所的待遇，当年的商城亦因此消失于后人的记忆中。
隋朝将天下重归一统后，郑州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公元583年，隋朝在当年的郑国故地设立一级行政区属性的郑州，并在13年后将治所由许昌移至管城。为了将这个行政区的历史追溯得更为久远，甚至一度将郑州改为管州（公元606年复称郑州）。
这意味着从隋朝开始，郑州重新又出现在中原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与隔壁身为汴州治所的开封平级。只是隋唐大运河的修建，却还是让开封在地缘政治上占了上风，并最终帮助开封城在五代、北宋时期成为风头无二的首都。
六、结语
回顾郑州、开封这场中原中心之争，你很难说谁更有资格成为中原的中心。要是将两城的历史合二为一，那可真是非常完美的城市史。
以代表郑州再次崛起的二七纪念塔与代表开封都城史的北宋开封铁塔为起止点测距的话，两城相距不过60公里。2005年，中国各地开始打造城市群、提升中心城市规模的契机，促进了郑州、开封融合的“郑汴一体化”进程启动。
至于向东扩张城区的郑州与向西扩张城区的开封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地缘融合，又或在行政上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一体，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只不过比起看起来能够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做大，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做强。毕竟同一时期中国大部分省区的中心城市，都有类似规划。
通过对郑州、开封地缘史的梳理，你会发现无论是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相争的四战之地还是专心农耕，都不是中原之地的出路所在。无论是开封历史上的成就，还是郑州在近现代的崛起，都是基于优越的交通位置、良好的营商环境。
以此来说，无论是由郑州还是一体化之后的郑汴双城来承担引领中原之地重新崛起的重任，核心都已不在硬件的比拼上了。倘若有一天“豫商”之名能够誉满天下，郑州能够再次成为一座“商城”这事也就成了。
-The End-
《地图里的人类史》
作者：温骏轩
出品方： 磨铁
出版年: 2023年9月
地图上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以不同形式反复上演。看懂地图，才能看懂波澜激荡的历史；看清地缘，才能看清未来世界新走向。
打开这本书，你将看到：
◎人类是如何脱离动物范畴，变身为万物之灵的？
◎为何人类文明发源于热带，兴盛于温带？
◎为什么尼罗河阻碍了埃及向非洲腹地传播文明，反而促使全新类型的海洋文明出现？
◎为何意识形态及原始宗教信仰可以突破血缘纽带，实现社群扩张，让更多人团结在一起？
◎中国人的“家国”式集体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为何别的民族会因外族入侵而四分五裂，中国即使被打到被迫南迁，也能重归一统？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维持这一认知，并且发展出如此体量？
◎为什么科学与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人类现在正经历的信息革命中又有什么独特优势？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