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城市系列》之呼和浩特\包头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在中国内部的行政区划中，没有一个行政区有内蒙古自治区的跨度那么大。这个东西长约2400公里、南北跨度超1700公里的省级行政区，总面积高达118.3万平方公里，单独放进国家排名中，也能排到第25名。地广人稀则是内蒙古的另一个特点，2400万的人口（2022年）与上海相当，而后者的面积仅相当于前者的二百分之一强。
所有的这一切的形成都与草原有关。纵观中国古代，最起码自战国后期赵、燕、秦三国开始修筑长城，抵御蒙古草原游牧者入侵时起，蒙古草原与农耕区间的分割线就是东亚地缘政治博弈的生死线了。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边界，便是这条农牧分割线造就的。简单点说，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覆盖的区域，对应的是蒙古草原的概念；内蒙古与周边各省区的分界线，则是蒙古草原的边界。
在游牧者与中原王朝漫长的战线中，有那么一个被游牧者视为南下中原跳板，同时也被中原王朝视为国力强盛标志的板块，它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及经济中心包头所在的河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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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与漠北
想了解河套平原情况，就得先对蒙古草原的结构有所了解。
蒙古草原是欧亚草原的一部分，欧亚草原则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这片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带西起多瑙河下游、东至大兴安岭东麓，东西跨度超过6000公里。
在人类开始尝试在蒙古草原生存之前，植物们早已在此进行过一轮博弈。草原在自然界的直接竞争者并非农田。对于这些顽强的草本植物来说，人类精心选育的作物实在太过骄气，脱离了农夫的呵护完全无法与之竞争。真正对草本植物构成威胁的是高大的乔木，后者一旦成林，便会用高大的树冠抢夺掉珍贵的阳光。
换而言之只有在森林难以生成的区域，才有机会形成连片草原。好在乔木能适应的环境同样比草本植物要少。比如在一年只分为雨、旱两季的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树木就因为难以适应长达半年的干旱期而无法成林，从而形成了热带特有的疏林草原。
欧亚草原的主体类型为“干草原”，这种分布于温带的草原也是最主要的草原类型。降雨过低是干草原形成的原因，倘若一片地处温带的土地年降雨量在200～450 mm之间，那草本植物就会占据优势生态位。反之要是高于这个降水量，那森林就会抢占草原的空间。
虽然被视为一个整体，但由于跨度和环境差异的原因，欧亚草原内部自西向东还可以分为三块：降水和草场条件最好的是位于东欧平原南部南俄草原；其次是位于里海与阿尔泰山之间的中亚草原；条件最差的就是今天的主角蒙古草原了。
高原地形以及边缘有高大山体阻挡太平洋水气进入，是蒙古草原降水稀薄的原因所在。相比之下，低地属性的南俄草原、中亚草原则能够更加顺畅的，接收来自大西洋方向的水气。
过于恶劣的环境使得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甚至因无法达到每年200毫米的草原最低降水量，而形成大片的砾漠和沙漠地貌。在蒙古语中，砾石杂草相间、尚未完全沙化荒漠地貌被称之为“戈壁”，于是大漠戈壁便成为了蒙古高原腹地的代名词。
蒙古高原的戈壁地貌主要分布于外蒙古部分。以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而言，21个省中就五个的名称中带有戈壁，且都位于南部。由于盛行西北风的原因，这些戈壁风化所产生的沙粒，大都又随风刮至内蒙古地区，在内蒙古南部助力形成了腾格里沙漠、浑善达克沙地、毛乌素沙漠等沙漠。
正是由于大漠戈壁的阻隔，蒙古草原在历史上形成了漠南与漠北两个概念。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能不能守住长城的标志并不是在长城沿线部署了多少兵力，而是能不能迫使位于大漠戈壁与长城之间的漠南游牧部落臣服于自己，成为王朝与漠北游牧者之间的缓冲带。
通常情况下，由于这种臣服能够获得与中原王朝的互市权，进而交换到草原急需的粮食、茶叶、铁等珍贵物资，一旦判定自己并无法武力突破长城线，身处漠南的游牧部落是很愿意达成这种交易的。比如归附东汉的南匈奴、曾经替明朝拱卫东北的朵颜三卫都是这种情况。
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让漠北的游牧者臣服，那肯定会更显国威。然而由于大漠戈壁的阻隔，以及漠北环境的恶劣。无论是汉唐还是明清，能做到的都只是在远征漠北时取得几场大胜，而无法驻军。
这种无奈的局面，使得即使漠北的游牧者因战败原因而臣服于中原王朝，也很容易出现反复。漠北草原也因此长期成为了草原帝国的策源地。大多数游牧帝国（如匈奴、突厥、鲜卑、蒙古）都遵循着先统一漠北诸部立国，再吸引漠南诸部共同入侵长城的模式。
相比之前那些自视为华夏正朔大一统王朝，东北渔猎民族出身的清王朝，在解决蒙古高原威胁的问题上会更加的有优势。通过联姻等政治手段，蒙古草原诸部成为了清王朝统治中原的得力助手。
即便如此，大漠戈壁的分割作用依然存在，由此在清朝的统治序列中形成了内、外蒙古之分。区别只在于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为了这块祖地的安全，清王朝在18世纪中叶，将渔猎出身的部分巴尔虎蒙古部迁入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
在漠南、漠北的划分规则中，呼伦贝尔原本是漠北草原的组成部分。清王朝基于保护后院、控制外蒙所做的这一地缘政治调整，使得今天的内外蒙古因呼伦贝尔的归属问题，与历史上的漠南、漠北概念并不能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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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之地
由于能够得到大兴安岭西坡之水的滋养，呼伦贝尔草原堪称漠北最美草原。然而对于历史上那些驰骋在蒙古草原的游牧者来说，最想得到的却是阴山脚下的漠南最美草原——河套草原。在他们心目中，这片同样水草丰美之地不仅是牛羊的天堂，更是入主中原的最佳跳板。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河套。河套的本义是指被弯曲河套所围就的土地，要是在中国如果单独提到河套二字，指向的就只会是黄河那个著名“几”字湾所影响的部分蒙古高原。其核心是一片被当下内蒙古鄂尔多斯管辖的高地。这片平均海拔为1000-1300米的高原在地理上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高原。
整个河套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约在150-400毫米，处于干草原的舒适空间。这一特质亦使之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一部分，并在现下大部分被划入内蒙古自治区。不过今人提到河套一名，往往会忽略掉位于中心的鄂尔多斯高原，而仅用来指向围绕鄂尔多斯高原生成的河套平原。
河套平原是由鄂尔多斯高原，及围绕它生成的贺兰山、阴山山脉、吕梁山脉等三条山脉共同造就，黄河水便是从高原与山脉间的陷落带曲折穿出，变身成为几字形的。这当中由于西面的贺兰山、北面的阴山山脉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使得黄河水在此漫流成了冲积平原属性的河套平原。
其中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这部分河套平原，因为位置原因被称之为“西套平原”，阴山脚下的则被称之为“东套平原”。鉴于阴山山脉又可分为西段的狼山、东段的大青山两部分，东套平原又被分为西边的“后套平原”与东边的“前套平原”两部分。
有了黄河水的额外补给，河套平原的牧草长势比漠南草原其它地区都要更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芒芒，风吹草低现牛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北朝民歌《敕勒歌》，所描绘就是大青山脚下的前套平原（狭义的阴山指大青山）。
优越的自然条件，让河套平原得以脱颖而出。在当下的行政区划中，独处西侧的西套平原成就了中国面积最小的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套平原尤其是前套平原，则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核心板块。身为首府的呼和浩特居于前套平原的东北端；经济上更占优势的包头则位于前套平原的西南端。
这种优势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前套平原的牧草，长势就要比其它两个河套平原更好，而是在于它的区位上。前套平原是三个河套平原中，唯一两面与黄土高原相接的板块。向南可与陕西北部的陕北地区相通、向东则可透过吕梁山脉与阴山山脉间的山口“杀虎口”进入山西北部。
正因为如此，狭义的河套平原仅指地理相连的前后套平原，如果阴山与黄河之间的这片优质牧场被来自漠北的游牧势力所控制，那中原王朝的危机也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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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既然前后套平原能够成为游牧者入侵黄土高原的跳板，那么反过来要是为中原政权所控制，同样能够成为插入漠南草原的一支利箭。
率先开启这一模式的是战国时代的赵国。
公元前326年，赵国君主赵肃侯赵语去世，年少的赵雍继位。算起来这已是三家分晋之后，赵国第五次君主易位了。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正常的君主继承显得异乎寻常的隆重。在赵肃侯的葬礼上除了实力最弱的韩国以外，战国七雄中的另外五个成员悉数到场，并且各国代表身后都带着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如此兴师动众，与天下正在面临的大变之局有关。就在8年前，齐魏两国的君主在徐州会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诸侯都感到兴奋和不安的决定——僭越称王。自此魏国的君主变成了魏惠王，齐国的君主变成了齐威王。
虽然自平王东迁后，周室的衰弱已成共识。然而除了南方长江流域那些被周室视为蛮夷的楚、吴、越等诸侯，一直以王自居以外，北方诸侯们都还是默契的沿袭周天子分封的爵位。如今魏国和齐国这么一闹，不仅意味着秩序被彻底打破，同时也给其它诸侯出了一道难题，跟还是不跟。
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各国君主是在参加赵国君主的葬礼，倒不如说是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试探下彼此的态度。惜墨如金的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下君主们是如何相互试探的。不过结果倒是很明确，葬礼结束之后七雄中尚未称王者，包括夹在赵国与燕国之间的中山国都相继称王。新继位的赵雍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赵国第一个王——赵武灵王。
虽然随大流称了王，但当时不满二十的赵武灵王反倒是所有君主中最清醒的。在他看来王只是一个虚名，谁能够在这场乱世中胜出，最终要看的是硬实力。为此赵武灵王一方面对内仍然称“君”；另一方面在苦思强国之策。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十九年，已经成年的赵雍在河北邢台宣布，决定开启一场被称之为“胡服骑射”的改革。为了推进这场事关国运的改革，赵武灵王甚至在7年后提前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自己则以“主父”之名专心在北方为赵国开疆扩土。
这场改革让赵国如愿成为了战国中唯一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不过赵武灵王应该没有想到，他在河北做出的这个决定在此后2000年的时间里，让当下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两城所在的河套平原，成为了中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最为关键的胜负手。
胡服骑射从字面上理解是向胡人学习两样东西：服饰以及骑射技术。
中原文化素来认为衣冠服饰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彰显大国气象的宽袍大袖是其主要特征。学习胡人的服饰，就是要像游牧者那样穿着窄袖短袄。而这种转变，则是为了打造一支以骑兵为核心的赵军。
在此之前，中原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能够拥有多少战车是国力的重要体现。比如战国七雄的入选标准就是“万乘”，也就是具备打造一万辆战车的实力。然而时过境迁，游牧者在军事上已经进化至以骑射技术为主。人马合一的草原战士会集团冲锋至对手阵前放箭，然后再快速脱离接触，如此周而复始。这让仍习惯以战车为主力的中原军队不胜其扰，尤其是骑兵能适应的路状要远多于战车，在战争中更能够出其不意。
改革带来的收益异常明显。胡服改革后仅仅用了十年时间，赵国就攻灭燕赵之间的中山国，收服活跃于山西北部楼兰、林胡等游牧民族，并设置了云中郡控制前后套平原，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则设在了前套平原的中心位置上。
与此同时赵武灵王还在阴山之上修筑长城，将整个河套之地置于自己的身后。这样做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游牧者南下，更是为了借助前套平原与陕北高原地理相接的优势，南下直取秦国的关中之地。为此赵武灵王甚至还假扮使者潜入秦都咸阳考察，给事后知晓实情的秦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这条连接河套的战略进攻通道，迫使后来的秦昭襄王也在陕西北部修筑了一条秦长城。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仅将赵国的阴山长城向南沿黄河向上游延伸，将整个河套之地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中，更将原来的秦长城沿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向北延伸至前套平原。
于是你会发现秦国在统一天下之后，实际是沿着整个河套地区周边，修筑了一圈长城。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因为河套地区的基本属性为草原，极易再次为游牧者所渗透。事实上在秦赵两国间的博弈白热化，赵国不得不将驻守阴山长城的李牧边军调回之后，刚刚崛起的匈奴就迅速跟进占据了河套地区。以至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需要派大将蒙恬重新收复河套地区。
用长城将河套地区围起来的方案，正是出自蒙恬的设计。对于以关中地区为根本的秦朝来说，日后即便河套之地再次落入游牧民族之手，秦长城作为第二道防线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后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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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温度，败也温度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能不能长期经略一个地区，取决于能不能在此开展农耕，为驻军提供一定的自给能力。
温度、土壤、水是判断一个地区能不能农耕的三个要素，纬度则是决定温度的最重要因素。在古代亚洲大陆，北纬42度是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北部极限。幸运的是这条纬度线是从阴山北麓穿越过，意味着河套地区在温度上算是勉强合格。
从水和土壤的角度来说，草原已是鄂尔多斯高原最好的归宿。这片高于黄河河床的高地，除了无法得到黄河之水的灌溉，还会受强烈的西北风影响而失去不少表层土壤，从而让部分草原出现沙化现象。相比之下，既有黄河水土补给、又有山体挡风的河套平原，就要幸运得多。
更为幸运的是，先秦时期的温度较之现代要高得多，一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年平均气温才开始较20世纪中叶更低。这使得无论是最初的赵国，还是后来接手的经略河套平原的秦、汉、隋、唐等帝国，都有机会用郡县制将河套平原纳为帝国的直辖地。
比如秦国就在赵国云中郡的基础上，以位于包头的九原城为郡治，建制了控制后套平原的九原郡。两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前后套平原分割为了：朔方、五原、云中三郡。
然而地球表面的温度在唐朝后期整体呈下降之势，却对于中原王朝经略河套十分不力。对于以农耕立国的中原王朝来说，这意味着靠近北纬42度线的那些可耕可牧的枢纽板块，会因积温不够的原因越来越难立足；反之游牧者同样会因为气温下降而遭遇更多的自然灾难，并由此比以往更加迫切的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唐朝之后，河套平原及整个长城线先后为辽、金、元等塞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所控制，北京这座位于燕山之南的燕国旧都，成为这些塞外王朝深入中原的支点，很大程度便是温度下降造成的后果。
在第二个千年中，唯一有机会复制汉唐盛世的大明王朝，在是否要经略河套的问题上同样受到过困扰。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前套平原设置有东胜卫，试图用归降的蒙古部落，以及从山西北部抽调的人丁来控制河套地区。然而这一努力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宣告终结，东胜卫亦内迁山西。
在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看来，只要能够将隐藏在漠北草原的北元残余势力清除干净，无论是河套还是长城都并不重要。
此后明朝政府除了周期性的派军前往前后套平原巡查，避免这片土地为蒙古部所占之外，并没有再恢复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再无力发动大规模北伐，河套之地也就逐渐成为游牧者重新觊觎中原的跳板了。
让明朝放弃河套的因素很多，比如在北京成为大明首都的情况下，东北地区成为了战略牵制游牧者的战略要地。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时代的温度有点低。对比之下朱元璋在西套平原设置的宁夏卫一度也被放弃过，却很快就在朱棣上位后恢复。究其根源在于西套平原的位置偏南，平均无霜期能比东套平原长个十几天，即便明清时期的平均气温已经大不如前，亦能开展农耕。
当然其实在明朝统治期间，前后套平原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农耕。16世纪中叶，河套地区为蒙古土默特部所占据，其重点统治的前套平原亦因为这段历史又被称“土默川”。此后其首领俺答汗成为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者，甚至几度兵临北京城下。
帮助俺答汗崛起的是一批来自山西北部，试图改变命运的逃亡边军和农民。在俺答汗的招募下，数以万计的山西农民前往前套平原开垦农田、搭建房屋定居。史书记载在嘉靖末年，俺答汗手下已经聚拢了超过5万来自山西的逃亡者。然而前套平原的气候环境终究是不太稳定。最终俺答汗在连续遭遇大灾后，还是不得不与明朝议和，在1571年成为接受明朝册封的顺义王。
1628年，北元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在从土默特部手中夺取前套平原后，同样希望用种地自给的方式恢复祖宗基业。悲剧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著名的明末清初小冰河期，年平均气温较之俺答汗时期还要低上半度左右。
史书记载“塞外霜早，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无法复制前人在前套平原的成功经验，让林丹汗失去了最后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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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脚下的呼和浩特
林丹汗入主河套的标志，是攻下了俺答汗之前兴建的呼和浩特城（时译库库河屯），这座于1575年建筑的“青色之城”（蒙古语意思），也是呼和浩特的城市史的开端。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原本并不需要城市，匈奴的单于庭、突厥的牙帐、契丹/蒙古的斡鲁朵，这些草原帝国统治者居住、办公之地，都是由一顶顶的帐篷所组成。它们可以定位在漠北草原，也可以移驻于长城南北。以至于你会看到2000多年前深入草原的汉军，最希望做的就是找到匈奴主力来一场决战。
倘若游牧者也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反而是个利好。这一点，俺答汗自己就有亲身教训。在与明朝达成和解之前，由于有了农业基础，加上汉地归附者的鼓动，俺答汗曾在1557年前后尝试在前套平原筑了一座名叫“大板升城”的城邑，结果不出意料的在随后与明军的战争中被焚毁。
接受明朝的册封，意味着土默特部对河套之地的统治算是得到了认证，算是在为明朝护卫西北门，筑城过点好日子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明朝方面则为呼和浩特赐名“归化”，以彰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更高统治权。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朝扩大了原来的归化城，乾隆二年（1737年）则又在归化城旁新建了一座新的“绥远城”，作为满洲八旗驻军的满城。
以满城作为驻军之地，控制重要枢纽的做法，在汉地十八省非常普遍，比如广州、成都、西安等地当年都建有满城。不过在蒙古草原通过这种形式直接驻扎八旗军的，却只有前套平原的绥远城，以及西套平原的宁夏满城。由此可见无论是谁成为中原之主，河套平原可农可牧的双重属性，都必然会成为其经略蒙古草原的重心。
在俺答汗筑归化城之前，大多数中原王朝治理前套的政治中心，会选址于平原腹地，比如赵国的云中城、明朝的东胜卫城。对于依托屯垦立足于此的中原王朝来说，这种选址有利于对保护珍贵的垦地。
俺答汗的选择则是背靠大青山。这种选择倒非常符合游牧首领依山设立牙帐的习惯，比如在漠北地区，历代草原帝国设立的牙账总是在两个点位中摇摆，一个是背靠肯特山的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另一个是背靠杭爱山的哈尔和林。这当中肯特山主峰便是当年霍去病祭天显功所封的“狼居胥山”；杭爱山对应的则是东汉名将窦宪“燕然勒功”的燕然山。
在游牧者看来，一片能够背靠山地的草原才是完整的。这背后有三个原因，一是山地能够提供草原稀缺的木材；二是山前通常有更稳定的水源。最重要的是山地的海拔差能够造就不同温度的小环境，造就更多样化生长期的草场。在环境整体恶劣的蒙古高原，没有一片草场能够在一年四季供给牲畜。游牧者通常会将相对温暖的山涧谷地留作冬牧场，以让牲畜在这个最难熬季节亦有牧草食用。
不过大青山东西长度超过300公里，就算要选之当靠山，呼和浩特这个点位要是没有其它优势加持，亦不会成为这400多年河套政治中心的选择。
提升呼和浩特区位优势的，是一条被北魏郦道元记录在他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的古道。这条纵穿阴山、连接呼和浩特与山北武川县的古道，当下修筑有连通两地的“呼武公路”，在史书中则被称之为“白道”。北魏王朝曾在呼和浩特北郊修筑军事要塞属性的“白道城”，以防控制漠北的柔然入侵河套。公元582年和629年，隋唐两代帝国更是先后在白道大破东突厥汗国，迫使东突厥求和称藩。
延绵上千年的交通优势，最终成就了呼和浩特的之于前套平原的军政优势。由于拥有归化与绥远两座城，民国初年的呼和浩特曾经被命名为“归绥城”，并建制有包含有除西套平原之外，覆盖整个河套之地、阴山北麓草原的绥远省（宁夏则属于陕西）。对于还没有信心让草原留在统治序列的新政权来说，这种做法看起来会更有利于核心区的扩张。
1954年，当所有原属蒙古草原范围的区域，在新中国被合并为自治区后，绥远省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归绥城则恢复其蒙古语名称呼和浩特，成为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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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与走西口
单纯以打通阴山南北通道的任务而言，包头其实比呼和浩特更有优势。前面说了，包头所在的位置处于狼山与大青山的交接之地。这一位置使得包头在历史上，更容易成为进入河套地区的天然通道，尤其这个点位正处在前后套中间，相当于整个东套平原的枢纽。
于是你会看到，早在赵国经略河套时，就已经在包头构筑了名为九原的军事要塞。之后更是成为秦之九原郡、汉之五原郡的郡治所在地。三国武力值最强的吕布，便是出身于此。以至于今天时常有人调侃道，吕布应该自称为包头吕布。
这意味着如果说呼和浩特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明朝中期，那包头的建城史则最起码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向河套移民、设立九原郡时。
最能明确展示包头交通优势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在白道大败东突厥、迫降突厥颉利可汗后，唐太宗分别在后套平原、前套平原，以及包头这个枢纽点修筑了西、中、东三座受降城。交通上最有优势的中受降城成为了漠北的部落首领们前往长安朝贡时的必经之道。唐王朝以包头及哈尔和林（突厥/回鹘两代草原帝国牙帐所在）为起止点，沿途设驿站68处，打通了名为“参天可汗道”的官道。
可以说唐朝能够将控制力延伸到漠北，包头和参天可汗道功不可没。事实上俺答汗最初筑的大板升城就在靠近包头一带，这个位置选择可以让他的都城拉开与杀虎口前线的距离。只是在归顺明朝后，在前套平原的东部筑城反而会更显诚意，也更有利于与朝廷互市。后来清朝以归化城为前套军政中心，同样是基于这个原因。
虽然包头没能成为内蒙古的政治中心，但它的交通优势却还是使之在近现代重新崛起。清朝在1737年建成绥远城后，为了经略这块枢纽之地，允许来自山西的商人前往前套地区经商。
这一年来自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贵发，作为晋商的代表率先来到了包头（蒙古语意思为有鹿的地方），并在积累原始资本后开设了名为“广盛公”（1818年更名为复盛公）的商号。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政府正式筑包头城，算是正式重启了包头的城市化进程。基于晋商对于这座城的贡献，至今在包头城仍然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
从山西北部进入前套地区，需要向西穿越杀虎口，由此引发的移民事件亦因此被称之为“走西口”。一个有利于移民向前套迁徙的变化，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地球表面的温度开始呈上升之势，进入20世纪后更是直线升高。这使得河套平原不再有“塞外霜早，颗粒无收”的风险。鉴于农耕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那些拥有土地的蒙古王爷也愿意将土地租给来自内地的农民。
与此同时，清朝迫于人口爆增及统治力下降的压力，不得不在这一阶段允许来自内地的农民，向原本封禁的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移民。鉴于整个蒙古草原，其实只有河套平原最适合耕种，走西口事件在人口迁徙规模上远不及为东北带入千万人口的闯关东事件。来自山西的晋商，以及连通内外蒙古和内地的商道，成为了整个走西口事件的主线。
除了有参天可汗道陆路直通漠北以外，与黄河相临的包头还能够通过水运连接上下游。正是这种“水旱码头”的双重区位优势，使得包头城在1949年后，成为内蒙古地区的工业中心城市。即便在2010之后，鄂尔多斯因为煤炭资源所带来的红利爆发，超越后者成为内蒙古GDP最高的城市，长久以来的累积的区位优势，亦会让人感觉到包头未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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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顾漫长的农牧博弈史，将河套平原之视为东亚农牧博弈的胜负手并不为过。一个中原王朝只有将长城修筑在阴山之上，它才有机会在这场博弈中拥有战略优势。
要是放在更广阔的纬度去审视这一切，你会发现这场远在欧亚大陆东部，延绵2000余年的博弈，甚至深刻影响了大陆中、西部的地缘结构。为了抵御游牧者的侵扰，中原王朝不得不修筑长城，将草原与农耕区分割开来；反之为了突破长城，原本内斗不止的游牧部落，又会周期性的以内部竞争胜出者为名号（如匈奴、突厥、鲜卑、蒙古），凝结为强大的游牧共同体，向长城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一旦失败，中亚草原乃至更遥远的东欧草原，便会成为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希望。因长城而整合出来的组织力，又会使得这些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在对欧洲白种游牧者的战争占据优势。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你会看到从地中海东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到欧洲中部匈牙利，这些最初为欧洲游牧者所覆盖的区域，现下的主体民族（土耳其人、匈牙利亚）都有来自亚洲的源头。
当然鉴于长城以南的东亚农耕区，是古代世界最为富庶的地区。倘若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有机会控制河套，入主中原永远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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