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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陆久之生前留影
2008年2月中旬末，偶翻《文汇报》见讣告一则，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正局级（享受副市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陆久之先生因年迈体衰，不幸于2008年2月12日21时12分在家逝世，享年106岁。”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初识久之先生尊颜的。当时我在一家报社责编文史专刊，记不清从何渠道听到上海滩有位神秘老人，即陆久之先生。他是蒋介石的女婿，皇权时代就是“驸马爷”。据我所知蒋介石仅有经国、纬国二子，何况纬国也非亲生，哪来女儿？为一探究竟，终于知道久之先生的寓所。一封信到上海投石问路，竟是陆老亲笔赐复，欢迎前去访谈。
上海淡水路一幢古朴清幽的住宅里，我见到当时已九旬高龄的陆老。他腰板挺直，着薄羊皮的夹克衫，气宇轩昂，神情潇洒，哪像耄耋老人。尤为称奇的是，我们畅谈终日，他毫无倦态……我曾完成记述陆老身世的篇什并发表，得陆老认可。此后鱼雁时通，每去上海必拜谒。更值得一记的是每逢新岁，最早收到的贺年卡定是陆老亲笔书赠，长者眷顾，终生难忘。
是耶，非耶，老蒋之婿？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蒋介石的婚姻史。
这先听蒋介石自己说。
1927年9月28、29、30接连三天上海《申报》在最醒目的地方即报名之旁，刊出一则《蒋中正启事》，其文云：
各同志对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家有二子，并无妻女”，蒋介石说得清清楚楚。既无女儿，哪来女婿？
不过启事中有一处伏笔，即是“本无婚约”的“其他二氏”。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是毛福美。蒋后来在上海滩“混世界”时曾纳过一妾，姓姚，名冶诚，再后来又与陈洁如正式结婚。“本无婚约”只能指姚冶诚。陈洁如籍贯苏州，出生于上海，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夫人朱逸民，与陈洁如是好友。陈洁如出入张府时，蒋介石看中并苦苦追求。蒋与陈洁如于1921年11月在上海结婚，证婚人就是张静江。美国《费城问询报》有两张珍贵的史料照片，一张是蒋、陈结婚时的请柬，另一张是伉俪情深的结婚照。事实说明陈洁如是蒋的合法夫人。蒋在广州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北伐军总司令，陈洁如都以夫人身份活跃于社交界。蒋介石之子经国与纬国都称陈为“上海姆妈”。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才回避事实乱编“西厢”。此后陈洁如被调虎离山，送往美国留学。航海途中，陈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蒋、宋结婚消息，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自杀，被护送人劝阻，羁留美国七年才回国。而陆久之正是陈洁如女婿。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七年，并未生养。有一次陈洁如（当时在广州）与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参观广州平民医院。有个侨眷已生八个女儿，刚生的第九个又是千金，想把这个新生的女婴送走。陈洁如非常喜爱这个女婴，因何香凝劝她收养，于是带了回来，陈洁如给她取名“陪陪”。这名字带有两重意思。一是与英文婴儿（baby）同音；二是由她陪一个弟弟来。蒋介石也同样喜欢这女孩，给她取了个学名叫瑶光。瑶光为北斗七星之名，《淮南子》有云：“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这名字颇有一番讲究。蒋遗弃陈后，瑶光改从母姓为陈瑶光。陈洁如去美国时把女儿寄养在外婆家。1933年回国，住上海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把女儿接了回来。母女俩相依为命。
春花秋月，斗转星移。陈瑶光已长得婷婷玉立，有良好的教育，才貌双全，出入社交界，人们咸称女儿胜过母亲。过了三年多平安的日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这时成长了的女儿，不顾母亲反对，嫁给一个安姓的朝鲜人，生了两个儿子。姓安的原是日本特务，抗战胜利，他怕中国追究，弃家别妻悄悄溜了。陈瑶光生活陷入绝境，不时靠母亲接济。
这是1946年。陆久之出现了，月下老人给两人牵红线。陈瑶光有个女友周安琪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主任秘书胡静如的如夫人，为帮助瑶光摆脱窘境，把瑶光介绍给陆久之。当时陆久之地位荣显，官居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又是第三方面军司令手下的红人，身为接收大员，拥有最新型的汽车和豪华的府第。陆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依然风度翩翩，神态潇洒。而陈瑶光年仅二十出头，容貌秀丽，又才艺俱全。双方都极满意，结为夫妇。此后育有一女。
由此看来，以陈洁如和蒋介石这段婚姻言，说陆久之是蒋介石的女婿也无不可。不过陆老自己跟我这样说：“我不是蒋皇朝的皇亲国戚。我和陈瑶光的结合，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事。她的母亲早在1927年就被蒋介石遗弃了。”
陆久之何许人？
陆久之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不寻常。
1902年，陆久之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缙绅世家。父亲陆翰先后两次应科举考而落榜，乃转而任低级的税务官（厘金局长）。当时湖南社会不靖，兵匪作乱，举家迁江苏常州。南迁后陆翰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手下充幕僚，后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虽官位显赫却由于不会逢迎上司又不愿同流合污，终因患病在上海被人害死。顿时家道中落，陆久之等几个兄弟进工厂谋生。
在中学读书时，陆久之就非常爱读进步书刊，一本《新青年》常置案头。辍学后，不顾家庭反对，进宝成纱厂当练习生。又结交友人蔡叔厚，蔡的思想非常激进，不断向他推荐共产主义学说，由此深受影响，向往革命。蔡叔厚曾就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杭州）并曾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新闸路开办绍敦电机公司，以他高超的技术及不断创造新产品，业务蒸蒸日上。这时，陆久之进了绍敦公司成为蔡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绍敦电机公司是中共的地下联络站，恽代英、瞿秋白等常在附近的上海大学讲课，陆久之常去听课，深受影响，从此更加坚定参加革命的信心。
1926年9月，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进入由周恩来领导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担任联络员。1927年，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血洗上海总工会时，陆久之奇迹般地跳墙逃走。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他又打进陈群、杨虎领导的黄色工会，在特务组织中卖力，外界不明真相认为他背叛，他忍辱负重暗里干着营救革命者的工作，陈赓、向忠发就由于他的通知，得以平安转移。
敌人终于对他产生怀疑，1928年春节他被突然解雇。1930年1月，仓促中他逃亡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读书的同时又兼任上海《申报》驻日本特派记者，此时中共又给他新任务，参加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局工作。和他共同战斗并且了解他这一段时期工作的老党员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说：陆久之是个为党立过许多特殊功勋的好同志！
在日本期间，他巧妙地和各方周旋，1936年居然和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关系，在大使馆担任高级专员的职衔，负责情报及新闻接待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才跟随许世英回国到武汉。许回国后，任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为委员。他不愿担当这闲职，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由军统控制王芃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需人甚殷，他积极活动被选中，聘为专员，到了上海，冒险生涯由此开始。
陆久之负责收集敌伪情报，有干才之誉，一面取得国民党的信任，一面把情报送给共产党。当时如鱼得水，颇有声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陆久之仍留上海。新机遇又来了。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留日时的好友冲野亦男。冲野和日本海军有关系。他看到陆久之没有职业，介绍他进了海军所办的海安公司任总经理，还要他办了张《华美晨报》为日本海军的“圣战”而鼓吹。
斗争尖锐复杂的上海能够存身，并要开展工作显然不易。陆久之有“狡兔三窟”，他又开了个璇宫舞厅。这里吸引了不少发国难财的奸商、汪伪政府的官员、日本军官、妖艳的舞女……每日纸醉金迷，翩翩起舞。陆老板自己每天都来应景，与这些人跳上几曲，实际是搜集各种情报。
他利用海安公司作掩护，运送许多紧要物资到抗日根据地去，用舞厅搜集情报，送给中共的部队……两者所起作用不可言喻。
也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百密难免一疏”，1944年秋的一天，一小队日本宪兵闯进陆公馆。在日本宪兵的押送下，陆久之关进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
他极为镇静，仔细检查了他的抗日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觉得没有任何佐证在日本人手里。审讯时，他侃侃而谈，流利的日语，镇定自若的态度，把审他的日本人镇住了。日本海军与宪兵之间存在利益的矛盾，他通过一位同情他的日本看守，给日本海军武官府的朋友佐贺大佐（另一说是古川时太郎）送去一张求救便条。经佐贺出来疏通、保释，终于得到释放。
成了汤恩伯的座上客
1945年8月，陆久之在上海迎接抗战胜利。
我曾以怀疑的口吻，问陆先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随之是大捕汉奸。您这一段为日本人做事的经历，一定带来不少麻烦吧？”
他笑着说：“怎么会呢？不仅没有麻烦，而且我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接收大员，而且是当时上海的大红人，笫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座上客。”
看着我疑信参半的神情，他解释道：“我当时是暗地凭借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员的身份而活动的，抗战胜利后军统自然要给我证明。至于我被汤恩伯的看重，是因私交有一段来历。”
原来汤恩伯与他陆氏之家是世交。当年汤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他想改进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却苦无门路。后来找到陆久之的父亲陆翰（孙传芳手下的军法处长）托人保荐，终于如愿以偿。汤恩伯学成归国又经陆翰推荐，结识时任军政部要职的陈仪，再由陈仪逐步提拔，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大队长、教导第一旅旅长，从而逐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因此饮水思源，汤恩伯一直想对陆家有所报效。而陆久之在青年时代就与汤恩伯相识，汤对陆久之视同亲兄弟。汤既在上海独当一面，也需要培植自己的亲信，顺理成章就延揽陆久之成为他身边的智囊人物，任陆为第三方面军少将高级参议。
而这正是陆久之的心愿。原来中共方面看到汤恩伯身掌军中大权，控制东南半壁，想争取汤恩伯起义。中共地下党沙文汉转达党的命令，要陆久之完成这一使命。于是陆久之千方百计接近汤恩伯，与汤食同桌，出同车；汤微服出游由陆同伴；汤视察战地工事，由陆充当随员。陆又用尽心机，在汤身边广植羽翼，布置耳目。汤府的厨师、女佣、汽车司机、机要秘书都是陆久之介绍的。
抗战胜利后，上海等沿海城市聚集多达百万等待遣返的日俘与日侨，一时间因无运输工具不能遣返，我方需要对这些人进行安抚与教育。汤恩伯知道陆久之精通日语，把这工作交给他。陆按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向汤建议办一张日文的《改造日报》。汤同意并任陆为《改造日报》社长。
1945年10月，《改造日报》创刊。陆久之所用采编人员都是接近中共的左派人士，一度报纸的色彩很红，幸而是日文报，尚未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后来《改造日报》又出增刊《改造画报》，不仅未加收敛，而更露骨，登了许多中共要人与郭沫若、茅盾等左派作家的大幅照片和介绍文字，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汤恩伯遂责备陆一番，后宣布停刊，当时报纸已发行十万份。这次停刊对陆久之起了警示作用。
迎娶陈瑶光
为着给自己加上保护色，也为着使地下党有个秘密活动场所，陆久之原已在浦东大厦开了个璇宫舞厅，这时又开了第二个舞厅叫云裳。这时陆久之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个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在舞厅左拥右抱，过着糜烂的生活。
这样做对开展地下工作是有利的，但因没有把实情告诉夫人陈宗蕙，这就引发了家庭危机。
陈宗蕙是陆久之的原配夫人，早年，陆久之住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与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陈国权（陈重民）是邻居。陈国权欣赏陆久之的才华，就把女儿陈宗蕙嫁给他。两人感情很好，惜未生子女。这时（1947年）陆久之的生活“浪漫”起来，陈宗蕙性格内向，对丈夫渐生不满，陆久之又没及时加以解释，于是两人感情有了裂痕，陈宗蕙患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抑郁而终。
不久，陈瑶光——陈洁如的这位养女走进陆久之的生活。前已述及，陈瑶光原曾嫁朝鲜人安某为妇，育两子，抗战胜利安某怕中国人追究他曾是日本特务弃家而逃，如果不是养母陈洁如的接济，陈瑶光的生活要陷于绝境。这时由于女友周安琪的介绍，陈瑶光与陆久之相识了，感情逐渐增进。不久后陈洁如知道此事，她看到陆久之彬彬有礼，谈吐温文尔雅，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现在是汤恩伯身边的红人，在上海滩很有声望，于是一心撮合女儿与陆久之结合。1946年圣诞节两人结婚。陈洁如喜爱这女婿，拿出她珍藏多年的当年俄国顾问鲍罗廷送给蒋介石蒋又转赠她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陆久之。
陆与陈结婚后，伉俪甚相得，不久后即生一女，婴儿颇受陈洁如的宠爱。陈洁如一直与女儿瑶光女婿陆久之一起生活。1949年后，陈洁如仍在大陆，一度任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两百元生活补助费。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陆饥荒时期，陈洁如向有关方面提出移居香港的请求。经周恩来特批，陈洁如只身一人于1962年移居香港。
陈洁如到香港，改名陈璐，在铜锣湾百德新街闭门隐居。台湾方面，蒋经国用十万美金在九龙窝打老道为这位“上海姆妈”购买一套房屋。陈并未去住而用来出租。后蒋家父子又通过戴安国（戴季陶之子），每月接济她五百美元。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悄然病逝于寓所，无人知晓。女友去看望她，无人应答。后破门而入，发现她横卧于地，终年六十五岁。
陈洁如逝去后，香港方面多次来电，要她唯一的女儿陈瑶光去料理丧事与继承遗产。当时上海是红卫兵当道，不予理睬，香港方面的报刊为此大做文章。事被周恩来得悉，又特批陈瑶光赴港奔丧。从此她一去而不回。后来，陈瑶光的子女也陆续去了香港及海外。
这都是后话。
危险而紧迫的任务
话题再回到陆久之。
当时陆久之有了与陈瑶光这重姻缘，他并没有凭这一条件去追求高官厚禄，依然默默地干着秘密的革命工作，完成中共地下党交给他的一件件任务。
他曾亲口和我说了这样一件事：1947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陆久之家里来了两位不速客。其中一位，就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蔡叔厚。蔡是共产党员，曾和陆久之合伙开设绍敦电机公司，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时蔡已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蔡老板，他拥有华丰钢铁厂、太湖煤矿、同庆钱庄、利华保险公司等企业。
另一位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久之，这位同志是苏北来的，要我们完成重要任务。”蔡叔厚说。
三人进入内室。苏北来人把来意说明。原来苏北新四军要在春节给战士发津贴，手头只有黄金，需要换成银元和纸币。带来一麻袋黄金，时间匆促，三天内就要兑换成并且运出。
“这任务确实不容易。这数目不小，万一事漏，不仅人头落地，而且战士与家属没有钱过春节，更给党在信誉上造成重大损失。”蔡叔厚喃喃地说。
“蔡兄，既然党把任务交下来了，我们一定要完成。我协助你。”陆久之满怀信心地说。
陆久之说到做到，他与蔡叔厚和另一位地下党同志黄定慧妥善商量了每一个细节，力争万无一失后就放手去做。他在上海金融界扬言，这些黄金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交下来的，不能泄密。并把主要的兑换任务交给蔡叔厚开办的同庆钱庄、黄定慧经营的通易信托公司，果然三天兑换完毕。然后陆久之又计划好一条安全的运输道路，在上海地下党有关负责人员的具体安排下，这些银元、钞票如期安全地送到了解放区。
类似这种危险而紧迫的任务，陆久之完成的不仅仅是这一项，他还说到另一件事。
1949年，上海易手之前，解放军急需知道汤恩伯在上海所建的防御工事的详细蓝图。中共地下党把这任务交给陆久之。难度极大，负责修建防御工事的是戴笠（军统头子）手下的一名特务。陆久之故意亲近他，摸清他嗜赌如命，常常输得身无分文，就主动送钱给他。陆久之最终从这名特务手里得到了所有防御工事的蓝图，送交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沙文汉化名）。这对后来攻取上海起了重大作用。
虎口拔牙——策反汤恩伯
1949年4月，中共大军饮马长江，南京已成危城。此时，上海仍为国民党军队控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率三十万大军，准备死守上海，支撑半壁河山。很显然，如果能争取到汤恩伯率部起义，可以减少流血。
汤是蒋介石嫡系，孟良崮战役败北，张灵甫战死，蒋一度迁怒于他，以救援不力将他撤职，这时却重新起用了他，汤决心死守上海以报效。要在这时动员他起义，无异于虎口拔牙。
中共上海局把这任务交给陆久之。
陆久之冷静分析了有利与不利的条件。有利的方面：他和汤的私交不错，汤对蒋有所不满，特别是山东战败曾被蒋拳打脚踢，这口气难咽下去。汤曾说过：“上海在我手里接收，也不会在我手里破坏。”这说明对汤有进言可能。可是汤这人城府很深，何况前不久又出现过一系列不利的事：汤恩伯听了毛森的话，毛说陆久之领导的日文《改造日报》有亲共色彩，汤撤了陆的职并停了报纸，这是一；汤的军师周天僇劝他“择善而从，进行起义”，结果周被暗杀，此为二；更为严重的一件事是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汤的恩师，陈劝他起义，他竟出卖恩师向蒋介石告密……种种情况表明，要争取汤起义，风险很大。
陆久之并未知难而退，几天后他就出现在三井花园（今瑞金花园）。这原是日本人的私人花园，抗战胜利后，汤恩伯把它辟为军政要员的活动场所，战事吃紧后，成了军机要地。可是陆久之来了几次，都没有见到汤恩伯。他又去了几次上海蒲石路（今长乐路）的汤公馆，依旧是扑空。
“近来恩伯特别忙，他难得回来，有时半夜回来一次，第二天又匆匆走了，你要见他不容易。”汤妻王竞白说。
陆久之灵机一动，对女主人说：“我住在您府上等，行吗？”对方不好拒绝，陆便留了下来。
有一天，半夜时分，汤恩伯终于回来了。听说陆久之已等了几天，他立刻把陆请进内室。
“久之，你有什么急事？”汤恩伯劈头就问。
“我为司令今后的出路而来。”陆久之脱口而出。接着又说：“徐蚌会战大败，总统已经下野，共军饮马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司令，您该为自己着想了。”
面对陆久之恳切的神态，汤恩伯先微微颔首，接着很自信地说：“这，我岂有不知，不过，共军能破平津，取徐蚌，但要陷南京，夺淞沪，这是妄想。”汤恩伯在室内走了一圈，停住脚把手一挥道：“即使南京失守，我淞沪三十万大军仍可背水一战，上海是不会轻易丢掉的。”
陆久之看出汤色厉内荏，说：“战争之道不由个人意志决定，现在大势已去，您独木难支危局啊！”
汤恩伯默不作声。
陆久之再进言：“情况未必如司令所料，况且一旦在上海作战，岂不有违司令‘上海不会在我手里破坏’的初衷。”
汤恩伯还是闷声不响，半晌，说：“依你之见，怎样？”
“我看可以走傅宜生（傅作义）的道路。”陆久之大胆说。
“要我投降？”汤恩伯嗓门虽高，但并未发怒。
“不是投降，是顺应民心起义！”
“听说共产党对傅宜生控制很严，等于阶下之囚。”汤恩伯的话音已松动，但心中有疑虑。
“您不要轻信谣言，傅将军受共方礼遇。”陆久之解释说。
“虽是道路传闻，但也不能不听，总以谨慎为是。”汤恩伯说。
两人夜谈就此为止。翌晨，汤恩伯邀陆久之共进早餐。借这机会，陆久之又劝汤恩伯当机立断，莫失良机。汤恩伯道：“容我考虑。”
事出意外，功败垂成
事起仓卒，情况突变。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不战而弃守。
达官贵人纷纷逃亡，上海街头筑起堡垒，守军作出决一死战姿态。
时机已极紧迫，陆久之决定向汤最后摊牌。4月末的一天，他又到汤公馆。巧的是汤恩伯正在家中。
“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汤恩伯劈头就说。
“为什么？”
“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汤恩伯神情沮丧地说。
南京陷落后，原在溪口潜隐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带着经国与纬国及所有随行人员计五六十人，匆匆从象山港登上汽艇，出海三里许，再换乘泰康号军舰来到上海，住复兴岛原张君劢公馆。蒋介石父子来上海是要亲自指挥淞沪作战。命汤恩伯必须死守上海六个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美国援助，同时把上海所有库存黄金、白银与外汇全部抢运去台湾。
“这好啊，乘这时机正好把蒋家父子一网打尽……将军不正是可立稀世大功了嘛！”陆久之神情兴奋地说。
“久之，你乱说什么？”汤恩伯的脸都吓白了，一边挥着手。
“立正，敬礼！”门外的警卫大声喊着，显然是有军政要员来了。
汤恩伯恢复矜持庄重的神态。两人都望着门外。
进来的不速之客是蒋纬国。汤恩伯为陆久之作了介绍后，陆告退。
蒋纬国此来是监视汤恩伯，并且住在了汤公馆。蒋的嫡系纷纷起义、投诚，对汤也放心不下。除蒋纬国外，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也密布在汤公馆周围。
陆久之的策反工作中断了，他再也接近不了汤恩伯。
情况更急转直下，蒋介石以保护家属为名，其实是当作人质，要汤恩伯把妻子与家属全部送到台湾。
陆久之策反汤恩伯终于功败垂成。
汤在上海撤退前夕，把陆久之请去，要他跟随去台湾。陆断然拒绝。当时陆久之的处境已非常危险，上海警察局长、军统头子毛森已派人监视他。国民党中将视察员张权和李延年兵团暂编一纵队少将司令李锡佑两人就因准备起义被叛徒出卖，5月21日下午，被当作银元贩子枪杀于南京路和西藏路的交叉路口。
陆久之既为毛森察觉而能平安无事，是由于汤恩伯的保护。汤连恩师陈仪都能出卖，为什么会保护陆呢？我曾以此困惑问陆久之，他说：“我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只是无名小卒，汤出卖我，得不到好处，反会被认为用人不当，严重失职。至于陈仪的资历、地位、声望比汤本人都高。出卖陈就可能得蒋的宠幸。还有，他保护我，也许是想留条后路，必要时把我作通向共产党的桥梁……”
潜往日本，再次策反
1950年4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前夕。
陆久之本以为可以稍事休息，哪知新任务又落在他肩上。
陆久之被请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办公室。
书记刘晓、秘书长吴克坚早在那里等候。
“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要你去完成。”刘晓说：“我们想让你去日本，策反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及全体部属起义。”
“这任务是艰巨的，眼下中日没有外交关系，难以办到签证，你只能设法偷渡去日本。你看有没有办法？”吴克坚以商量的口气说。
陆久之没有立即回答，思索片刻说：“如果没有比我更适当的人选，还是由我去。自忖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精通日语，另一是我的叔父在朱世明手下工作。我一定想办法去日本见到朱世明。”
陆久之是急性子，三天后就到了香港。
香港是国民党特务麇集之地，毛森早已下令要杀陆久之。他去香港非常危险。一番乔装打扮，他扮成一个日本商人，住进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他娴熟的日语把日本老板蒙住了。也就在这旅馆里，他结识了日本运煤船上的水手，陆久之用几条黄金买通水手，请他们把他藏在船上带到日本去。
事情非常顺利，他上了煤船，混在水手堆里，船长和大副都没有看出。几天后，神不知鬼不觉在日本川崎偷偷上岸。偷渡成功了！下一步是去东京策反。
陆久之先到横滨，悄悄看了几位朋友，请一位友人带他去东京。
横滨去东京的火车正在行驶，陆久之和日本友人在话旧。那位友人是他早稻田大学同窗。
车厢里有个中国人走过来，这人忽然停下，凝视着陆久之，大声喊道：“你不是陆高参吗？我们撤出上海，你是留下来的，怎么也到日本来了？！”
陆久之先一惊，立即转为镇静，用日本话回答这人：“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日本友人站起来，向这人挥手：“去！去！不要扰乱我们讲话！”
这人揉了揉眼睛，再看看陆久之，明明是陆高参，怎么又不是呢？此人是汤恩伯司令部的人，多次和陆久之见面。他嘟囔着走了。
一场虚惊。陆久之终于到了东京。他找到了朱世明的机要秘书陆矩吾，他是陆久之的叔父，说明来意。
结局有两个版本。
一是陆久之到东京时，台湾已对朱世明有所怀疑，召朱回台“述职”。朱到台后险遭扣留。他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逃出台湾，回到东京时，台湾来令撤了他的职，起义流产。
一是陆久之见到朱世明，终于被陆说动，正等待商订起义的具体计划，内部有人去台湾告密，台湾准备下杀手锏。朱世明听到这消息，深怕被暗杀，立即逃往美国以潜藏。
朱世明虽未起义，但他手下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人，都先后返回大陆。
陆久之在回程中，出了一次“意外”，几乎丧命。他没有护照，回程时是找了一条货船，偷渡回来。离日本时平安无事。船行大海中，突然一阵狂风，陆久之从床铺上跌下，头撞在铁器上，立刻昏迷过去，幸好几天后船就到了香港，经过医治生命被救。然而因脑震荡，平衡神经失常，双手痉挛，留下的后遗症是写字和握筷都发抖。这是因公致残，回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吴克坚慰问他说：“你是因公遭残的，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功绩的！”
晚岁不幸遭磨难
吴克坚的话言犹在耳，并不以功自居的陆久之，仅过了五年多安宁的日子，1955年共和国第一冤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了，受牵连的陆久之被捕陷入囹圄，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陈洁如于1961年亲到北京，向周恩来请求宽恕陆久之。周恩来出面干预了，陆被提前假释出狱。服刑六年多，后196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岂料又是风波平地起。获释未满五年，他又碰上“十年运动”。
陆久之对我说：“他们给我安了种种罪名，说什么‘蒋帮特务’、‘日本特务’，红卫兵来抄家抄了三十七次，连屋瓦都翻过来了。”
他一次次被批斗，随后又扫地出门，在街道窑场扫垃圾、烧砖瓦、做苦工。
陆久之成了无家可归的孤身老人（住宅被封，陈瑶光去香港继承陈洁如遗产），白天在上海市区的公共场所流浪，形同乞丐，晚上躲到澡堂浴室里去睡觉，天蒙蒙亮立刻起身离去，免得被人识破。最后还是在统战部协助下，他改名易姓躲藏起来，才等到“十年”浩劫的结束。
陆久之摆脱磨难是198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潘杨反革命案”得到平反，陆久之被宣告无罪，各项基本政策得到落实。但因他的关系复杂，特别是他和日本海军武官府的关系一时还不能厘清，全部历史不能做出结论。
幸好老天眷顾，给他长寿，在他九十四岁那年，1996年上海市委终于给他作出结论，肯定陆久之的全部革命历史，参加革命时间从追随周恩来的1926年算起，并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给予享受单项副市级离休干部的待遇。
1983年，陆久之的妻子陈瑶光诞辰六十周年，当时她在香港华丽大酒店工作（继承陈洁如遗产后定居），陆久之被批准去香港探亲。香港的生活很优裕，所住九龙窝打老道的房子是豪华公寓（蒋经国赠陈洁如），有自备的豪华轿车，陈瑶光又要他在香港定居。当时上海许多人都认为他不会回来，可他两个月后风尘仆仆回来了，有些人不能理解。
他在香港期间，台湾有说客登门，劝他去台湾，并许以高官厚禄，他婉言谢绝，自己行将就木，不想改变初衷。
我访谈陆老时，曾问他所以能百岁高龄，有什么养生秘诀。他笑着说：“哪有什么秘诀，只是生活恬淡，随遇而安，再加上起居有规律，劳逸适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