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日抛出重启两岸服贸、货贸的议题，由于柯当年积极参与“太阳花”并以此跃上政治舞台，之后又靠绿营支持当选台北市长，此言一出让他遭到民进党群起围剿。
面对外界的质疑，柯办发言人陈智菡强调，“柯文哲不是反服贸，是反黑箱”，从2013年到2023年，始终一致。她指出，台湾出口有40%都是透过与大陆来往，因此柯文哲一向主张务实处理两岸问题，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样两岸谈判才有法源依据，才能避免黑箱并得到人民信任。柯本人也作出回应，只是在内部讨论写的文件，被一路打是典型的“抹红”认知战。
然而，柯阵营的解释不仅是篡改历史，也扭曲了柯文哲在这场抗争运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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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黑箱”争议始于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召委”张庆忠面对绿委抢夺麦克风被一路追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用微型麦克风宣布，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服贸协议性质为行政命令，因审查已超过三个月，应视同已审查，30秒完成了《两岸服贸协议》送台“立法院”存查。隔天引发学生团体抗议，他们打出“抗议黑箱”的口号，号召群众于晚间九点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掀起“太阳花学运”的序幕。
但岛内出现抵制服贸的声音是在2013年6月两岸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送台立法机构被查之时已经开始。面对民进党散播“将有数百万人失业”的谣言，由于国民党在马英九上台以来被在野党与亲绿媒体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尽管当局一再澄清“未开放大陆劳工来台、陆资来台可带动就业”，但恐惧与忧虑已经四散。
事实上，过去台当局对外签署的非条约之协议，均依行政命令程序送立法机构备查即可，但国民党没有坚持到底，迫于压力他们让步接受了在野党提出的由备查改为逐条审查，让协议审查进入十六次旷日持久的公听会阶段，柯文哲正是此时走向台前。2013年10月，出席公听会的他曾表示，
“只要服贸一签下去，挡也挡不住，我认为就是螺丝钉战术，什么是螺丝钉战术？就是螺丝钉下去，然后越锁就会越紧。事实上服贸一签定，台湾高阶医疗人才会跑到大陆去，而低阶医疗人才薪水会再降低，因为大陆的人会跑过来，所以薪水会再降一次。”
当时的柯文哲是明确表达反服贸主张的，而抗争学生在反服贸运动中提出“反黑箱”号召是5个月后的隔年3月18日才发生的事。后来选择与民进党站在一起，声援学生的柯文哲，也从来没有在程序正义诉求之外，为服贸协议本身作出过任何辩护，所谓“反黑箱不反服贸”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况且，面对当时台湾的媒体和部分民众无视民进党霸占主席台，攻击会议主席，不让会议顺利进行的暴力行为，却将国民党设法在被动突围中运用议事技巧推动法案的作为无限上纲，更加凸显“反黑箱”诉求的双标。而这种蓝绿标准不一的“反黑箱”本质就是反服贸，是意图阻扰破坏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化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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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面对两岸关系，岛内言必称“对等尊严”，但两岸经贸最大特点就是不对称开放，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所有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都远远高于台湾对大陆的开放程度，台湾受益远远超过大陆。而服贸协议同样延续了这样的让利思路。民进党一再声称让利是“糖衣炮弹”，一边又大肆渲染开放服贸协议如何冲击台湾产业，根本是自相矛盾。
柯文哲刻意忽略这一历史背景和两岸现实，用程序问题来回应他当初参与抗争的原因，不只是美化自己，这类说法也掩盖了当时参与者基于强烈反中意识想要达成政治目的的企图。
过去把反服贸当作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如今又要以去政治化的形象聚焦经济议题，继续向大陆索取利益，柯的这种转变正是务实“台独”将两岸关系工具化的写照。而大陆社会对台湾的情感与善意，不只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时常被这些岛内政客肆意践踏挥霍。
这些人也从来不去思考，大陆有何义务要随时配合岛内政治情势的变化，任由他们予取予求？这种一会儿抵制一会儿又要重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反映了柯文哲乃至岛内社会面对两岸关系的傲慢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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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柯文哲谎言破功，当年“太阳花学运”时产生的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很多经过包装至今仍被赋予正当性，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两岸关系。
比如，在这场学运抗争中，抗议学生极端反感舆论指责他们是被民进党操控的，甚至绿营的很多政党大佬罕见地被边缘化。然而，这些自称不被民进党代表的人，在政治主张上并不因不满民进党而支持两岸和平乃至统一，当学运领袖林飞帆在凯达格兰大道游行集会上激昂演讲，称这场学运用行动“重新定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一语道出了抗争的真正目的。
蔡英文上台后拍板民进党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以“两岸”为名，反观当初抗议学生是大力支持民间推出的“两国论”版的监督条例，这些年轻世代即使不愿被民进党代表，当中很多人却是比民进党更激进的“台独”主张者，这是部分舆论面对岛内出现不满民进党的声音时，时常遗漏的一点。
另一方面，面对“太阳花学运”逐渐退潮，一些人在观察岛内批判“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声音时，又往往忽视由于民进党采取渐进路线，分离主义的重心已经从“台独”向“独台”转移，这未必代表理性民意的回归，而以上两种现象构成了部分人士看待岛内民意变动的盲区。
在这场反服贸运动中还出现了一类颇为流行的说法，抗争者将岛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头指向两岸开放，称台湾享有和平红利尽归财团所有，提出所谓“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分配正义等问题，但台湾9成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近5成参与到两岸贸易当中，所谓大企业独占红利根本是源自反中意识的抹黑。
再者，贫富差距是全球性的问题，岛内如何分配财富还涉及内部治理，有何理由甩锅大陆，甚至让照顾同胞福祉、对台让利的善意变成“台独”势力泄恨的借口？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同样存在分配问题，且没有得到得到台湾同等让利的大陆社会，如何却是愈发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而如果“太阳花”是单纯的反自由化、反全球化，为何这些抗议者当时不反对TPP，却单单指向服贸协议，甚至只将矛头对准大陆和两岸关系？
这都足以说明，反服贸运动是夹杂着明确的政治主张，涉及的从来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否定“太阳花”是“台独”反扑，将其美化为呼吁分配正义，反对贫富差距的说法仍然在两岸舆论场广为流行，甚至成为部分“台独两面人”或投机派改头换面掩饰分裂立场，对大陆持续进行情感勒索与道德绑架的惯用手段。
面对上述问题，如果不能洞察他们处心积虑的用意，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台湾现实的政治环境，仍用单纯的经济逻辑去面对岛内当前的国族认同矛盾，恐怕会让健康的两岸经贸乃至两岸关系发展遭遇更多挑战，比起柯文哲在服贸议题上的反复，以上现象更值得关注。
这两天，还有人向岛内呼吁重启服贸的前提是要完成政党轮替，但即使绿地变回蓝天，两岸关系难道还要重新经历十年前那样的波折吗？唯有早日实现统一才能彻底杜绝“台独”吵闹，省贸也一定会助力岛内经济发展，给同胞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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