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97岁的台D大佬辜宽敏病亡，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毕生不认 “中国”的他，在中国人建的医院里走完最后一程。辜宽敏出自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是辜显荣第八子，母亲为日本人。他早年与党外人士在日成立台D联盟，资助台D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
辜宽敏在1972年曾秘密回到台湾，见到了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对于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往事，有评论称：
“辜宽敏拒绝了蒋经国的'感召'，也错过了第一个可以改正其人生轨迹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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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事实与评论的观点正好相反。辜宽敏曾在个人自传中回忆，当1971年，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时，是他先将目光投向了在台湾的蒋经国，就对外政策与其主动联系，他在信中写道：
虽然我和你的政策立场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为了台湾的将来，我们有共同的责任，我要说的话希望你能好好考虑，就是请不要再坚持中国代表权，一定要争取留在联合国内，........务必让台湾以会员身份留在联合国。
辜宽敏请当时台湾驻东京“大使馆”商务参事刘伟德翻译成中文，并拜托刘将信拿给蒋经国。
辜宽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并没有始终坚持“一中代表权”。在1971年7月27日，台当局透过驻美“大使”沈剑虹告知了美方，“中华/民国”愿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条件，但希望美国助其尽量留在安理会内。
当时台湾还有三点保密并未列入记录：
一、倘各友邦如美国、日本确认为有提出双重代表案以击败阿案之必要，“我/国”可予以了解，惟切勿在案中提及“我/国”在安理会之常任理事席位。
二、倘其他国家拟对以修正案方式或单独提案方式剥夺“我/国”在安理会之合法席位，务期美、日两国切勿参加联署及勿投票支持。
三、“我/国”对任何方式之双重代表案，均必须发言反对。
国民党当局是以公开不反对，暗地支持的方式默许了“双重代表权”决议案，只是在大陆的坚持下，美国人妄图制造 “两个中国”的计划破产。
可以说，辜宽敏和蒋经国面对台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即将不保，看似政治立场对立的两方神交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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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辜宽敏以信件尝试联系蒋经国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后者捎来的“共商国是”的讯息。
但辜宽敏开始拒绝了，他回忆说，“我若回去只是被利用而已”。但一连拒绝两次，蒋经国仍派人来希望“共商国是”，让辜宽敏对与蒋见面的态度有些转变。
他认为，政权在国民党手上，台湾人还是在国民党掌权下生存，就必须作出一些妥协，而假使他提出的改革意见可以让蒋经国接受并实施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对台湾人（台D）有利，他愿意去做，这促使他决定回台与蒋经国见面。
从中看到，是台D分子辜宽敏眼见国民党的“一中代表权”不保，试图影响在台湾的实质掌权者蒋经国作出政策调整，希望利用蒋经国达成他的政治目标。而在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也更需要安抚台D分子来化解面临的正当性挑战，所以对辜一再发出返台邀请。
由于双方最终的约定是秘密会见，为掩人耳目，辜宽敏从东京搭机经过莫斯科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度过一夜，隔天再到法国巴黎乘机到泰国曼谷，再由香港中转最终回到台湾，那已是1972年3月1日。
隔天，在台北市的一处招待所，辜宽敏见到了蒋经国，他向蒋经国提出，第一，要把身份证的省籍拿掉，第二，台湾要有在野党……
当时大权在握的蒋经国默默听着他的建议，直到他提出第三点，“反攻大陆”是痴人说梦，二人开始争吵起来，蒋经国大声说：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不可能，我蒋经国百分之百有信心，反攻大陆一定会成功”。
在隔壁房间的“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听到两人声音探头来看，他不知道因何争吵，辜宽敏问蒋彦士，“你说当前最重要是反攻大陆还保卫台湾？”蒋彦士脱口而出 “保卫台湾”，让蒋经国脸色很难看。
多年之后，辜宽敏认为，蒋经国当然知道没有希望，他只是不愿意被别人说破，在他看来，蒋经国接受了他的观点，否则不会在道别的三十步之内向他点了三次头。
蒋经国当时如何想不得而知，但是在台湾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之时，台当局的“一个中国”政策开始松动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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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前默认了“双重承认”，1972年，在台日“断交”前夕，当被蒋经国派去游说田中角荣的梁肃戎在行前请示 “假如日方和中共建立邦交后，不宣布与我断交，我们要接受吗？”蒋经国长考后讲出一句，“听日本的吧”。
这种态度，正是蒋介石在前一年为保住联合国席位的思路延续。比起坚持“一个中国”，国民党领导者思考的，是如何让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国际舞台继续偏安存续，而这也是蒋彦士在面对辜宽敏时，回应“保台”优先于“反攻大陆”的真正由来，无意中吐露出蒋经国的心中盘算。
当辜宽敏和蒋经国都把海峡对岸看成对台湾安全的最大“威胁”，一方面，国民党需要借助岛内一切力量对抗大陆，另一面台D也希望透过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完成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确立。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和台D之间必然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无论是蒋经国之后默许了台D政党成立，还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乃至李登辉任内修正“刑法100条”，让台D主张获得百分百的言论自由，这些政策的源头其实都与国民党两岸路线调整息息相关。
为了沐猴而冠可以牺牲民族的利益，宁愿怀柔台D分子，也不愿与海峡对岸的同胞携手统一，在一些人肯定蒋经国晚年的民主改革时，更不应忽略这一历史脉络对当前两岸局势的深刻影响。
然而，国民党在“民主”化后依然面临更大的正当性挑战，甚至在台D看来，是可以近乎用“革命”手段凌迟的对象。国家认同的冲突让民主的内涵倒退，也让政治领导者不愿遵守民主竞争的基本规范。
尤其当这样的“民主”，是将台D主张容纳进体制内，以更大的民族伤痛，更长期化的分裂现状为代价，在标榜众声喧哗、多元包容的背后，本质仍是面对大陆是去还是留的认同问题。
时过境迁，当年辜宽敏给蒋经国的三点建言，如今都成了蓝绿共识，与其说辜宽敏拒绝蒋经国的感召，不如说他深深地影响了后者。
而如果有评论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辜宽敏拒绝蒋经国等同错过了第一个可以改正其人生轨迹的十字路口，这种观点又把1949年早已作出选择的中国人民置于何地？
事实上，蒋经国路线代表的并不是台湾在历史潮流面前该有的正确抉择，50年前的那次密会，从来就不是为感召台D，而是国民党为了维系小朝廷，与D联手对抗大陆的开始，没有谁错过正轨，而是他们面对“一个中国”共同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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