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七国之乱（十）
公元前169年，匈奴入侵陇西狄道，汉军反击获胜。
汉文帝决定乘胜利之威，中断与匈奴持续数年的和亲。
至此，汉匈之间进入长达七年的彼此宣战的战争阶段。
公元前167年冬天，匈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举入侵关中，这一轮汉匈战争进入高潮。
经过了大约四年的反复战斗，文帝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也有点力不从心。
于是他决定认输，重启对匈和亲，并下诏书谦卑的解释自己和亲的原因（见链接：《全面战争》）。
不过这只是面向汉帝国广大臣民的内部诏书。
与此同时，汉文帝也向匈奴单于写了一封国书。
文帝先以大汉皇帝的身份敬问匈奴大单于平安无恙。
接下来又是一番客套，然后才开始正式说事。
两家的先帝——高帝刘邦和冒顿单于曾一起约定：
长城以北的游牧射箭民族由单于管辖;
长城以南戴帽束带的中原人士，朕是他们的主人。
两位圣主这么做是为了让双方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
我大汉的子民耕地种田，织布纺线，您匈奴的朋友也可以射猎野兽以谋得衣食。
这样一来，父子不分离，君臣相安，都不会去做横暴的恶事。
可惜老有邪恶之徒贪图不义之财，背叛信义，断绝和约。
这些坏人置百姓万民的性命于不顾，离间两国君主的友谊，真是该死。
好在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
您来信说我们两国已经和亲，以后要停止战争，休养士卒、放牧马匹。
安定的局面重新开始，大汉和匈奴人民将世代欢乐。
朕十分赞同您说的。
圣人每天都反思自己，随时能改正错误、重新开始。
升任让老年人得以休养，年轻人顺利长成，各保性命，终享天年。
我们作为国君，应当努力以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现在咱俩达成和约，是遵循天道，顺应天意，安抚万民。
大汉和匈奴的友谊理应代代相传传，以至无穷。
后人也一定会称赞我们这坚不可摧的兄弟情谊。
我大汉与匈奴是势均力敌的邻国。
朕听说匈奴靠北，天气寒冷，冬天来得早。
所以我会派人每年送给单于一定数量的秫蘖、金帛、棉布等其他物品。
区区薄礼，聊表心意，希望能帮助匈奴兄弟们御寒。
现在咱们达成了和亲约定，天下安定，万民都很和睦安乐。
但朕和单于是百姓的父母，仍然要小心慎重的替天下人操劳。
咱们回忆下以前的一些摩擦，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
争来打去的，还不都是一些小小的财物和鸡毛蒜皮的小事。
只因为谋臣计议失误，才一度酿成一些不好的争执。
好在这些都不足以离间我们兄弟间的友谊。
我听说天地都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所以我与单于您应该抛弃前嫌，都遵循天地大道。
我们应消除以前的嫌恶，以谋求长久的和平相处。
使两国人民像一家的儿女一样相亲相爱。
我们应完全消除以往的误会，我宽恕赦免逃跑到匈奴去的汉人。
单于您也不要再责怪章尼等来我大汉的人。
我听说古代的帝王，订约之后就会信守条约，绝不反悔。
朕庄重承诺，我大汉绝不先背约开展，也希望单于能和朕一样说到做到。
汉文帝发出的这封国书算得上软中带硬，但口气总体来说仍然是谦恭的。
匈奴的老上单于也随即回了一封国书。
史料里没有记录匈奴这封国书的原文。
不过记录了文帝在收到老上单于回信后颁布的诏令。
诏令表示，匈奴大单于已经给朕回信，汉匈和亲条约已经正式签订。
我们应该立即履约，匈奴人不准入塞，汉朝人不许出塞。
违犯以上规定的人统统杀头，请边塞各地再也不要收留匈奴逃亡过来的人士。
逃亡的人没有多少，习俗也大不相同。
收留他们不足以增加人口，扩充土地。
所以我们不要再做这种没啥好处的事了。
今后大汉和匈奴长期和平相亲，再也没有灾祸，双方都便利。
在汉文帝给匈奴的国书和对内颁布的诏令中，重点提到了对流亡人士的处理。
文帝国书中专门提到请老上单于宽恕章尼。
这个章尼很可能是从匈奴逃亡到大汉的草原部落。
只是他这一族后来在汉帝国没什么建树，逐渐不为人知。
但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匈奴降将非常有名。
他们就是昔年投降匈奴的韩王信的子孙韩隤当和韩婴。
两人都是在公元前164年投降归汉，都被封列侯。
韩隤当和韩婴都是以匈奴相国的身份降汉的。
不过匈奴的上层建筑中并没有相国的职位，这俩相国多半都是随手给的虚职。
韩王信的子孙投降，加上此前投降匈奴的燕王卢绾后人也复降汉。
充分说明在匈奴与汉帝国时不时出现紧张局势。
所以那些投降后享受优厚待遇的高级官员后代很容易被当成靶子而感受到危险。
高级降将容易在局势紧张时反复横跳，但中底层人士就不好说了。
高级人士名声显赫，双方出于统战的需要很容易给他们丰厚的待遇。
但是底层人士逃亡恐怕很难再回来。
要是随便一个人流亡匈奴和大汉都没事人一样，那岂不是鼓励人们随意逃亡了？
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汉匈关系紧张，对于边境民众是大灾难。
可对于身处中原却混不下去的人来说，反而是换个活法的好机会。
贾谊在他的上疏中认为，不断有匈奴部落投降是大好事，说明匈奴在迅速衰落下去。
不过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有多少匈奴人投降大汉，就有多少汉人流亡匈奴。
而且这数量多半不对等，毕竟汉人多，想要流亡换个活法的人自然更多。
这种人口互换总的来说，恐怕汉帝国还要稍微吃亏。
匈奴投靠过来的人精于骑射，可以增强汉军在骑兵方面的战斗力。
可是骑射的威力依赖于优秀的马匹和射猎的生存环境。
投靠的匈奴部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作战的威力多半也会下降。
而汉民长于耕种和各类手工业技术，他们投靠过去后会带动匈奴的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是相对可传承甚至能不断精进的。
归根揭底，经济基础的增强比单纯的军事增强带来的收益更大。
当然，对于汉文帝来说，人口互换的损失不是汉匈战争对最大的威胁。
最令文帝无法接受的事暗藏在他的军事部署中：
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
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
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脩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
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
上面这段来自《汉书·匈奴传》，文帝本纪里还要加个内史栾布。
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建成侯董赫、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匈奴走。
因此，面对匈奴发起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入侵，汉文帝一共部署八个主将对战。
这其中有两个主将率领的是预备队保卫首都长安。
其他六位主将则是一线将领率领野战军赶赴前线与匈奴部队作战。
关中周边与匈奴接壤的自西向东分别是陇西、北地和上郡。
有三位将领分别率部接管这三个郡的军务。
这三人是隆虑侯周灶、甯侯魏脩、昌侯卢卿。
统管全局的主帅是大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他的副手是成侯董赤和内史栾布。
这五位一线将领中，大将军张相如、隆虑侯周灶、甯侯魏脩和昌侯卢卿都是第一代军功元老。
这四位都是六十朝上的人了，不排除有些人甚至七十高龄了。
一年后，卢卿病逝，两年后，张相如和魏脩病逝，四年后，周灶病逝。
这四位老将军有三位在两年内病逝，可见此时他们没准已经喘气都有点喘不过来了。
可这四位七老八十的军功元老仍然牢牢把持一线野战军的军权！
五位一线主将里唯一的年轻人是成侯董赤，他是开国元老董渫的继承人。
董渫在开国功侯榜中排名第25，比其余四位将军里排位最高的周灶还要高9位。
但董赤毕竟已经是二代，论资历比不过另外四位老头子。
只有一个二代董赤做副将说明军功元老的二代们还被压制，还没起来。
但另一方面，毕竟有二代进了一线指挥班子。
这说明至少目前的态势，军功元老在一线部队的位子迟早要二代们接班！
有趣的是，张相如排位第118，比34位的周灶、44位的魏脩、109位的卢卿都要低。
但是张相如却是主帅，这是因为他的履历比其他几位更丰富。
张相如以刘邦智囊团顾问起家，再外派成为河间郡守，早期是行政口干部。
他在平定陈豨叛乱时被封侯，属于第二批开国功侯，此后进入部队口。
我们介绍过，即便是军功元老这一大派系，里面的部队口和行政口也有着激烈的斗争。
张相如既有行政口经历，又有部队口的经历，爬起来无疑更加如鱼得水。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位居众多排名远高于他的一众元老成为主帅。
张相如的经历可以说明，开国功劳排位能决定你的封国大小。
但后面你怎么爬才能决定你的官位与职位。
这也表明作为军功元老一个大团体固然很强。
但最后谁混得更好，皇帝还是有不少话语权。
所以汉文帝的布置明显有这样的意思：
故意把主要军权都给几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实际上就是刻意抬高资历的作用，尽可能压制军功二代的成长。
但我们也要看到，不管里面有什么手腕，至少眼下军功元老及其后裔仍然完全掌控一线部队。
汉文帝的人只能带着战斗力稍逊一筹的预备役守卫长安。
而且只有郎中令张武是文帝代王时期的老部下，可称嫡系。
郎中令负责殿内皇帝的侍卫，可以理解为皇帝警卫团的负责人。
这也意味着郎中令张武虽然被临时任命为将军，但在十万大军中的亲信相对偏少。
真正掌握守卫长安的十万预备役大军的主将是中尉周舍。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周舍在战时被任命为卫将军。
卫将军是汉文帝新设的一个机构，节制南北军（见链接：《登基》）。
此前的卫将军是文帝代王时的嫡系宋昌。
汉文帝设置这个卫将军的背景掌管南军的卫尉、掌管北军的中尉都是军功一系的人。
为了更好的保卫自己的安全，文帝需要在首都的部队里有话语权。
特地在不改变中尉和卫尉结构的前提下给他们增设个顶头上司卫将军。
但一年后，由于急于进攻周勃遭遇惨败，汉文帝被迫裁撤了直属于卫将军的所有部队（见链接：《一战周勃》）。
这也意味着，卫将军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平时已无法节制中尉与卫尉。
那现在因战时需要被临时提拔为卫将军的周舍是谁的人呢？
周舍不是被封侯的军功元老，但从常理分析，他当是军功一系的人。
原理很简单，如果汉文帝要提拔自己的嫡系，那一定是曾经的卫将军宋昌。
宋昌都靠边站了，文帝没理由还有能力染指中尉这样的军中关键职位。
只不过中尉掌管首都主要作战部队，皇帝有要求平衡的诉求。
所以此时的中尉没有让军功元老中的头面人物出任。
周舍更有可能是军中有一定资源和人脉，但开国地位一般的军中中级将领。
而负责皇宫守卫的卫尉通常会是皇帝的人，至少和皇帝关系相对密切。
所以让周舍升任卫将军，就是方便他以主帅身份节制守卫长安的所有部队。
可以看出，到与匈奴决战时刻，无论边军还是守卫京城的预备役，军权都在军功一系手里。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汉文帝在宣布和亲时的态度会如此谦卑（见链接：《卑躬屈膝》）。
文帝发起对匈全面战争也是为了向军功一系夺权（见链接：《冯唐》）。
然而文帝逐渐意识到，军事和战争不是儿戏！
用官场上的手腕固然可以换取一些表面胜利，却让战争陷入全面被动。
战争持续下去不但不能扩充自己，反而让军功一系实力更加庞大了。
当时的汉文帝还在和以张苍为首的军功一系就改制问题缠斗（见链接：《新垣平》）。
我们可以感受到，对匈全面战争实际上也深深影响了文帝的改制斗争。
帝国处于战争状态，对匈战事始终是任何朝政问题都绕不过去的点。
一开始，汉文帝通过各种考核，流程规范，狠狠打击军功一系人士。
文帝也因此志得意满，改制大业看上去也顺风顺水。
可随着战事不顺，军功一系在部队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文帝一系搞的各种考核、流程规范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不被遵循。
那么军功一系在朝政上的舆论也越来越有利，底气也越来越足。
随着改制惨败，汉文帝也越来越接受现实。
对匈作战给朝廷、给民众都带来了巨大负担。
又无法实现文帝清洗军功一系的目标，甚至适得其反。
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选择结束战争、低头认输，主要目的是止损。
但我们也要看到，汉文帝认输不代表投降。
恢复对匈和亲不过是回到了战前的状态。
文帝始终没有满足匈奴的根本诉求—开通关市（见链接：《西汉的东林党》）。
PS：推荐一个优秀的历史类公众号，喜欢的朋友可以进去看看文章然后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