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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债务与危机
#专栏二：货币政策与经济
来源：金融与风险
导 读 ：
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必由之路。中国该如何避免中等科技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并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呢？
我们在《衰败启示录：从发达到国穷最快五年，末日堡垒经济永绝复兴》中分析梳理了发达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衰退的案例，他们衰退的主要原因有实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企业国有化以及全民福利政策等。
我们也在文章《美元加息年进击二：“平成之鬼”与凯恩斯囚徒，MMT终结与沃尔克归来》提到沃尔克主义消除通胀开启上一轮全球化四十年，MMT逆全球化特别是疫情以来如何加剧全球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重启全球化的重大意义。
中国又该如何从衰退国家中吸取教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科技陷阱，顺利融入全球化呢？
01
背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第一次展示了科技的强悍。随后全球各国争先恐后科技强国竞争，人类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投资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互联网，新能源，生物科技，半导体…
一直以来，欧美公认的技术创新策源地。在颁发800多个诺贝尔奖中，欧洲共拿500多个诺贝尔奖，美国拿走380多个诺贝尔奖。
近些年来，欧盟确立了“把欧洲建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能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的目标，计划大大增加在科技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使之占GDP的比例达到8％。美国政府把科技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在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最近俄乌战争至今充分显示出了现代科技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决定性作用。核心科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我们不能在科技投入强度上迅速缩短与美、欧、日等先进国家的差距，我们建设科技大国、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可能将难以实现，也必将会落入中等陷阱。
02
中等收入陷阱
2.1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及影响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可以揭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情景和条件，并进行实证分析。
用yt和yt+n分别表示一国t时期和（t+n）时期的人均GDP，则该国n期的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根据
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影响一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潜在经济增长、城镇化率、高等教育入学率、服务业比重、互联网用户覆盖率、科研投入比重、贫富差距共7个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各类因素对一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经济增长率在各国存在着巨大差异。
通过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中对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因素不尽相同：
美国：城镇化发展、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和互联网的发展
英国：服务业发展
德国：互联网发展
法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发展服务业和科研投入的加大
日本：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互联网发展
比较印度和中国，发现印度的互联网发展和科研投入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较有利的帮助，而落后的城镇化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服务业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城镇化率和服务业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在互联网普及、科研投入、贫富差距缩减方面带动经济发展的优势有待拓展。
通过理论模型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跨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主要有5条路径。一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二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三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四是鼓励扶持高科技产业发展；五是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
2.2 中国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跨越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来说，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更高附加值的发展，追求更高的发展阶段，只有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这条道路才能实现。
韩国给中国指明了一条道路。韩国人均GDP目前已经达到了3.2万美元，韩国又是一个缺资源、缺国土空间的一个小型经济体，是一个人口的小国，只有5500万人，也是一个国土空间的小国，但是现在韩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了人口1.46亿的俄罗斯，跻身G20的前十大经济体。韩国靠的就是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它现在也有以三星、SK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在引领，特别是三星在芯片、半导体领域在全球的位置是显而易见的。
下一步中国需要有一批中国的科技企业，能够在全球竞争当中拥有创新能力，拥有品牌效应，并且有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和组织的能力，支撑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03
中等科技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危害更大
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似，“中等科技陷阱”是指一国科技水平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科技水平停滞不前或突然衰退。
而要想发展科技创新，中等科技陷阱是避不开的话题。中等科技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的危害更大，因此在发展科技创新的过程中要格外警惕。
3.1 中等科技陷阱的标志：“科技过剩相对论”
“科技过剩”是指产品在某个方面的功能、性能、质量等技术优势，远远超出客户愿意为其支付的价格。即其技术发展方向和程度，没有和产品使用方向合拍共振，造成产能过剩或需求过剩。
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行业，行业在建立之初，由于某些功能性的强大，而吸引了大量的客户，开拓大量市场，竞争者竞先提升这些功能，而在市场成长阶段和客户深入使用阶段，其他的隐性需求并没有引起竞争者关注。
这些特征陆续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最新和发展最快的技术应用产业中上演，持续得以验证。
1.自动驾驶
根据ICVTank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L2搭载率达到28.54%，预计2026年能达到64.76%。
全球各级别自动驾驶渗透率
但是自动驾驶使用率却很低。根据特斯拉数据显示，特斯拉全球用户自动驾驶使用率只有10%。而且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的使用率次数也不多，因为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比较大，能进行自动驾驶的路段很少。因此出现了科技过剩的现象。
2.新能源
乘联会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乘用车产能合计4089万辆，产能利用率仅为52.47%。而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为332.6万辆。新能源车的产能远远大于市场需求量。
此外，新能源领域的科技之争更加激烈。无论是特斯拉，还是造车新势力“蔚小理”等，抑或是埃安、深蓝等脱胎于传统车企的品牌，都贡献了多项与汽车相关的科技成果，在智能驾驶赛道上争当领头羊。例如自动驾驶辅助功能、语音交互、智能座舱……部分功能甚至已经成为标配。
但是一些功能和配置实用性较低，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却成为车企高调宣传的工具，让部分新能源汽车陷入了堆砌配置的怪圈之中，这导致外界产生对新能源汽车“科技过剩”的质疑。
3.生物医药
以新冠疫苗为例，根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数据，2022年新冠疫苗的需求量可能会超过90亿剂，但到2023年及以后，疫苗的需求可能会下降到每年约22亿。国际制药生产联盟（IFPMA）数据显示，疫情暴发以来疫苗产量超过130亿剂，疫苗施打量则达110亿剂。全球新冠疫苗产能已经严重过剩。
今年4月，强生也表示新冠疫苗全球产能过剩，停止疫苗生产。而莫德纳已经将超过3000万剂疫苗扔进了垃圾桶。
4. 芯片半导体
根据预测2022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将下降30%，高通、联发科此前也已示警智能手机库存严重，产品出货不及预期。导致台积电高性能的7nm产能使用率只有50%，三星的芯片产能使用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场对芯片的需求在减少，芯片过剩严重。
5.人工智能
低端产能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据工信部测算，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但是绝大多少的企业都在进行低端的人工智能研发。以机器人为例，1%的公司研发智能交互机器人，可以和人类完全无障碍地交流，9%的公司研发可以和人类下象棋的机器人，90%的公司研发扫地机器人。
而消费者只会青睐1%研发智能交互机器人的公司。大部分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只是重复地在做低端的人工智能，对于大量的人工智能人才、资源是一种浪费。也造成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绝大多数公司无法在技术水平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这五大最有代表性的行业现象都充分说明了目前科技行业存在着“科技过剩”，也体现了科技的社会需求和应用场景在不断地减少。
再看看最近中美等全球科技公司的裁员潮，包括Meta、Twitter在内的众多科技企业在近一个月内裁掉了近十万人。
同时科技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遇到了“寒潮”。在生物医药领域，mRNA是生物医药的重大方向和新冠疫苗明星，但目前Biotech企业从百倍市盈率、千百上亿的估值全面回落，以及李嘉诚的mRNA公司“和黄医药”股价下跌近六成。
其他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也在不断缩水。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苹果、微软、亚马逊、特斯拉、Meta等七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值总计下跌了大约3万亿美元。全球“自动驾驶芯片第一股”Mobileye在去年12月份的估值高达500亿美元，10月27日在美股上市时估值只剩230亿美元，估值腰斩。
科技企业IPO也遇冷并大面积破发。以商汤科技、零跑汽车以及中创新航为例，商汤科技在上市前暗盘交易中跌破发行价，如今商汤的股价已经跌去80%以上；零跑汽车在新股认购阶段仅获得0.16倍认购，并在上市首日下跌33.54%，如今股价距其发行价已经蒸发60%；而中创新航这家唯一国家队锂电池大厂基石投资无人问津，并在上市收日破发，如今股价相较于发行价下跌了52.78%。
以上种种现象都体现了科技投资信心和资金在大幅度减弱。
同时也说明了经济上升周期对科技需求无止境，当经济下滑周期里应用场景和需求预期衰退时，“科技过剩相对论”就会起到关键作用。从科技创新走向科技压抑。同步社会思潮和全球化分工也会趋向保守、内卷，内循环主导的社会经济关系下的供销社应运而生。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就像一条食物链，新能源汽车给锂电池打工，锂电池给锂矿主打工，产业链的龙头大哥如广汽和宁德时代的两家董事长都公开喊话上游，众所周知的受益者反而内卷到叫苦不迭。但是日韩为什么没有受困于这条食物链？因为核心技术，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对资源依赖性就没有这么强。
比如欧美德芯片半导体、新能源产业，众所周知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性非常强，中国稀土出口率和芯片的进口率几乎相当。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被中国卡脖子的严重程度呢？这就是核心技术在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决定力量，资源只能影响并不能决定产业发展。
但是当这一切遭遇产业链脱钩、供应链脱钩、金融脱钩等逆全球化操作，全球经济逆转之下就必然进入不可逆下行周期，疫情只是加了一颗加速致命的稻草。所以在逆全球化产业链脱钩的经济下行周期律里，以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科技创新也会戛然而止，而经济逆转之下的社会需求和应用场景同步大量减少，“科技过剩相对论”必然沦为中等科技陷阱的桎梏与核心特征之一。
3.2 中等科技陷阱的核心："技术卡脖子"、"内卷化"、"教育工具化"
3.2.1 中等科技陷阱核心一：核心技术卡脖子
“卡脖子”困境，是指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壁垒、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产品进出口限制和市场准入限制等导致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生存、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甚至是国防安全遭遇重大挑战。
面对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需要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鼓励企业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带动全社会形成创新发展的浓厚氛围。
3.2.2 中等科技陷阱核心二：内卷化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中等水平陷阱，即在发展科技的中级阶段，以追求中等或中上等水平成果数量（SCI和顶刊论文，专利、PCT专利）为主，那些擅长此道者纷纷胜出，“中材大用”者占据一流人才位置。当科技发展走过中级阶段需要升入高级阶段时，“中材大用”者却依然占据高位，成为最大阻碍，科技发展落入“中等水平陷阱”。
此外，学科内卷化还表现在学术权威排斥竞争对手、压制突破性创新的事情，比如牛顿排斥莱布尼兹、爱迪生压制特斯拉、两获诺奖的莱纳斯·鲍林压制丹·谢赫特曼发现准晶体等，这些绝非个例。这导致了学科、研究团队的水平无法由其中最高水平的学者决定，导致科技水平在到达某一阶段后便停滞不前。
3.2.3 中等科技陷阱核心三：教育工具化
我们对知识的传授很重视，但当下的教育过于强调工具化、功利性。人们只是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功力实用，认为科学技术是工具化了的知识体系，而无视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塑造、思维方式的完善方面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中国的大学里，很多教授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也很少把事件放在做研究、做实验上，反而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等等。
毫无疑问，在现如今的中国学术界，中等科技陷阱的几个核心问题都存在。中国要想避免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陷入中等科技陷阱，需要（1）成立科教特区，面向用户建立一流学科平台；（2）用开放评价与规范推荐及时甄别一六人才；（3）快速提升我国科技实力与智库实力。
3.3 中等科技陷阱的本质是后发劣势
3.3.1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什么？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通过购买及模仿到有关技术、或通过逆向研究，获得一部分先进技术，从而减少了研发成本并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能够通过本国释放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制度红利，快速进行工业化布局和推进经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后发优势。
对于后发优势，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有不同的看法，由此他提出了“后发劣势”这一理论。
“后发劣势”指的是，正因后发展国家可以相对容易的通过模仿活全球化而构建一种相对优势，驱动经济获得暂时的红利，后发展国家就容易忽视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经济要素的培育，比如先进的技术研发投入，确保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法律环境，只是产权，人才教育与培养，法治与文明，包括基础性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哲学与艺术，文化的提升等。
后发国家在经济前期红利发展到一定基础时，当在全球产业链和产业技术竞争领域展开竞争的时候，后发劣势就表现的非常明显，无法提供持续的后劲驱动经济发展要素的进步和创新能力的动能。而中等科技陷阱的本质就是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将后发国家的前期快速发展的优势消耗殆尽并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3.3.2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实质
对于后发优势与劣势存在着很多争论，实质上是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之争。
“技术模仿”学派认为，
（1）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
（2）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而制度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的和立即的。
（3）制度改革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制度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4）后发国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而不在于制度模仿。
而“制度模仿”学派认为，
（1）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经济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技术模仿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2）技术模拟的优势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应该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逆其道而行是不行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和国家机会主义，导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3）制度模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经济转轨的核心。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长期发展将严重受阻。
（4）激进式制度模仿是可取的。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是可取的。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制度模仿才是关键，制度核心是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落后国家由于技术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因此在长期的经济持续发展目标下，制度模仿才是一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避免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掉入“中等科技陷阱”的必由之路。
04
中国如何发挥后发优势迈过中等陷阱
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如很人想象的那样在急剧地缩小，相反的，在很多领域可能是在急剧地拉大。比如说在芯片领域，即使投入巨额资金和资源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高端芯片。
而且东亚地区在产业领域到一定程度后就受制于欧美国家或到达天花板。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客观地看到我们地优势，也要看到我们的短板。
因此中国需要从现实出发，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考虑如何摆脱后发劣势魔咒，保证自身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论述。
4.1 国内层面
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坚定不移的推进产业升级之路与发展全球战略新兴产业，推进国家级创新及国家级产业新技术实验室发展，鼓励企业进一步提升研发投资及战略新兴技术的创新、应用层面的创新，构建基于中小企业为依托，大企业集成模式的全球产业链深度布局能力和高端制造能力
同时要深入发展智库经济、改革教育体系，发展大学人文精神，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对待科学的态度，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依靠科技走上富强的道路。发展科技这不仅仅是政府和投资者的事，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关系到我们的后代。毕竟新的认识才能获取新的知识，只有新的知识才能创造新的生活和未来。
在市场化方面，中国要想一批科技企业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拥有创新能力，以此来支撑中国高质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统一的、公平的、竞争的大市场，去驱动我们的创新。换句话说就是公平的统一的市场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源泉。
中国致力于未来塑造新的国际比较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竞争力必须是来源于国内的市场就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一个能够培育、壮大我们的跨国公司的这样一个市场。释放市场的活力，激发创新的动力，未来让我们的消费成为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的长效的机制，这些也都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因此，我们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个地方、各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合力。真正的用系统论的思维和方法，建设和完善中国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不仅有利于中国未来走向可持续的发展，也为全球增长发挥支撑作用。
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与能力、进一步改革税制、刺激经济发展，保持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经济促进政策的平稳性和连续性。
以VC/PE为例，目前VC/PE已经成为了我国支持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资料显示当前科创板上市企业，超80%企业背后有VC/PE的支持。VC/PE对卡脖子关键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作用。
虽然现在的经济形势下，VC/PE创投潮正在褪去，导致像零跑汽车、中创新航、Mobileye等科技公司遭遇估值全面回落，IPO发行首日股价破发等现象。但是未来，我国仍然需要VC/PE促进产业升级、补足产业链短板，加速产业链融合和产业聚集。
4.2 国际层面
在国际层面，中国需要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大胆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全球战略管控；
提出全球经济发展新理念，深度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制建设，大胆构建全球经济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倡议发展多层次交叉性的经济联盟体系，构建多元中心驱动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网络；
（2）全面提出全球化经济发展新规则；
通过改革WIO的契机，全面提出中国理念，促进全球贸易规则及经济发炸规则深度变革，发出中国声音。
(3) 坚定不移推进基于国家级顶层机制设计的一带一路建设；
(4) 创新科学的对外投资机制，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力度；
(5) 以产业投资为主体的对外投资，允许私营经济深入对外投资；
(6) 构建全球化的开放体系的人才培育中心和金融中心；
(7) 增强管理全球经济风险的能力；
(8) 增强自身保持全球均势的能力；
(9) 增强全球对话能力；
(10) 深入科学的履行大国责任；
05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在中国强势崛起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与美国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基于大国构建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需要，任何大国在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都必须依赖全球化贸易，否则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为促进本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保护本国的全球利益，大国必须构建全球竞争优势和竞争力，这导致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交易竞争、贸易竞争、影响力与话语权竞争不可避免。如何构建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新经济规则，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大国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仅仅可以通过倡导某种理念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构建一种全新的经济规则和新贸易体系，这即给后发大国带来机会，也带来深度挑战。
2022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实现和平与稳定增添信心和动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压舱石”，对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推动全球化至关重要，对于稳定中美关系、促进大国共识、推进全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助于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并通过科技创新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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