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在中南海抓捕王洪文等人的同时，卫戍区的部队也按照事先安排集体出动，先控制人民日报社等媒体部门，而后再羁押以金祖敏为首的十余人，他们都是王洪文的党羽，此前兴风作浪犯下了很多错误。
金祖敏生于乱世，青少年时饱受战火困扰，直到建国后，他方才结束担惊受怕的生活，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建国初期，国内急缺各类人才，金祖敏因为早年上过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而被当地教育部门聘为某小学的教员，1953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而被推荐到速成学校学习会计专业，毕业后被委派到某工厂工作，60年代初，他被提拔为基层管理人员。
金祖敏平日里为人比较仗义，而且也热心肠，谁遇到个什么困难，他都愿意帮上一把，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平时也愿意听从他的指挥。1966年，动荡开始在上海蔓延，金祖敏敏锐的察觉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动，他立即予以响应，率先在厂内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并很快赢得了一众工人的支持。
在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金祖敏随即开始对工厂的领导层发难，先后将厂长、副厂长“斗倒”，自己逐渐把控了整个工厂。当年下旬，金祖敏带人走上街头游行，并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北上”运动，是“安亭事件”的重要见证者。在此期间，他被王洪文“敢作敢为”的精神打动，随即主动投入王洪文的麾下，成为其“左膀右臂”。
当时上海除了王洪文之外，还有另外一股很强大的势力，这两伙人一直在互相争斗，谁也不肯退让。王洪文为了击败对方，不断让金祖敏带人与对方周旋，最终成功找到了对方的弱点，一举将其瓦解，自此之后，上海就只有王洪文一股势力了。
上海革委会成立之后，金祖敏担任了组织部负责人，1969年更是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次年，在王洪文的提拔下，他又如愿当上了市革委会副主任，职衔与副市长相当。往后数年间，他在王洪文的指示下，接连迫害了好几位老同志，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行政秩序，阻碍了人民政权发展。
1975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享受部级待遇，同时还在中央其他部门挂职，手中掌握着不少实权。毛主席去世后，王洪文曾搞了一个“小班子”，妄图取代中央办公厅，当时金祖敏便是这个“小班子”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的是宣传工作。当年10月初的某一天晚上，金祖敏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的心一直很慌，于是便打电话给王洪文，结果却被告知王去了中南海。
金祖敏当即意识到大事不妙，他想要反抗，但一切都已经迟了，没过多久，卫戍区的官兵包围了他的家，并且当面向他宣读了党中央的命令，对他实施隔离审查。金祖敏闻讯后没有说话，主动伸出了双手，一位战士立即上前给他戴上手铐，并将他送到临时安置点看押。不久之后，他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期间党中央派人给他做了思想工作，并要求他写检讨承认错误。彼时的金祖敏已经从动荡中走了出来，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给国家带来了不少灾难，因此很诚恳的写了悔过书，请求党组织和人民原谅。
时间来到1982年，最高检接手了他的案子，检察官认为他认罪态度良好，没有任何抗拒行为，因此决定不对他进行起诉，将他无罪释放。经济体制改革时期，金祖敏被聘为一家合资企业的高管，他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积极投身到对上海的建设中，让上海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走向繁华和兴盛。1996年，他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了领导岗位，1997年9月，他身患重病，不治身亡，走完了饱受争议的一生。
金祖敏起初是个好同志，办事认真、工作积极，在同事中间有口皆碑。但可惜的是，在动荡时期，他受到了激进思想的误导，走向了一条歧路，在王洪文的带领下犯了不少错误，以至于让动荡愈演愈烈。动荡结束后，他痛定思痛，改正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摈弃“教条主义”，从而焕发新生，成为新时代的好公民。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积极投入到招商引资中，为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贡献了不少心力，这也算是“戴罪立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