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人民政权进入一个新老更替的过渡期，一些老同志因为年事已高，慢慢从关键岗位上退下来，年轻同志则顺势递补上去。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邓公在仔细审阅了中组部提交的新干部任用名单后，却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红二代”过多。
以省部级干部为例，中组部的任用名单中，有将近三成都是“红二代”，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如果再过个3年、5年时间，恐怕“红二代”便会全面“接管”人民政权，形成对权力的“垄断”，到时候中国恐怕就会变成“家天下”，这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红二代”的个人素质和能力有高有低，有的“红二代”品行优良、文武双全，足以担当大任；而有个别“红二代”则是无法无天、嚣张跋扈，堪称现代的“纨绔子弟”，让这种人当政只会“坑害”老百姓。比如朱国华、陈东平等等，他们出身高干家庭，却不思进取，为民谋利，反而仗着自身权势为非作歹，肆意欺凌老百姓，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为了避免以上的情况出现，邓公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便是限制“红二代”进入人民政权核心权力层，而已经担任国家高干的“红二代”也要进行降级处理。此事很快便在党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包括陈云在内的很多同志都坚决表示反对。陈云认为，“红二代”继承了革命家庭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是值得信赖的对象，至少不会背叛国家和党组织，去做卖国求荣的事情。由于党内反对的声音太大，邓公限制“红二代”的决意也就没有推行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时间来到80年代中期，有不少“红二代”看到商海大有作为，于是便争先前往广东、上海经商，并陆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挤占了不少市场份额，甚至一度形成了对某一领域的垄断。邓公认为，如果继续放任“红二代”们经商的话，其一定会形成一个政商集团，并在未来挟资本倒逼政府，“绑架”权力，干扰党中央行政、施政。
所以邓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暂时禁止“红二代”经商，动用强制手段关停他们的公司，并冻结他们的资产。这一次，陈云没有表示反对，他长期搞财经工作，对于垄断的后果一清二楚，所以他坚定的与邓公站在一起，授意商业部、公安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所有“红二代”的公司进行审查。
有很多“红二代”在商海受挫之后，便又选择重回政坛，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安安稳稳过普通生活。但也有一些“红二代”不服气，干脆跑到香港、澳门甚至是美国打拼，意欲东山再起，延续自己昔日的辉煌。
其实邓公不光限制“红二代”权势泛滥，对于一些老同志也多有劝勉和限制，比如从1982年开始，邓公便号召老同志们从关键岗位上退下来，让年轻人上来历练一番，积累行政经验，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老同志们不能一直掌握着权力，否则便会像苏联一样，深陷“老人政治”的泥潭中不可自拔，最终使整个政权失去活力，进而走向灭亡和瓦解。
从1982年开始，老同志们纷纷响应号召，主动选择离休，至1988年，老同志们基本全都退了下来，而以江同志、朱镕基总理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群体则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人民政权中坚力量。1989年，邓公决定退出政坛疗养，将国家大权移交给江同志。陈云、胡耀邦同志等人随后也跟着邓公一起离休，这预示着人民政权正式迈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
邓公晚年还一直关心着国家发展，自1990年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外出巡视，感受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除此之外，他还经常会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比如在90年代初，他便建议国务院加大对上海的扶持力度，国务院随即照办，陆续给了上海一些优惠政策。最终，在国务院的帮助下，上海实现了腾飞，并由此获得了“魔都”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