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东北遭到日寇侵占，而国民党政府对此熟视无睹，任由敌人侵犯我国的利益，此举让一众东北籍的有志青年感到寒心，他们意识到蒋介石并非值得信赖的对象，只有紧跟共产党的脚步才能救国救民，于是他们便毅然决然选择加入红色阵营，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向侵略者和反动派发出了不屈的怒吼。正是其中一员，他是黑龙江人，17岁入关求学，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法政学校读书。
1931年，李时雨加入我党，正式开始从事革命工作，次年，完成学业的他被派回老家做地下活动，协助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然而，仅仅10个月后，义勇军便在一次转移中遭到日军伏击，死伤大半，李时雨倒是比较幸运，他成功突出了重围，并顺利甩掉了敌人的追兵，险险逃过一劫。事后，他奉命返回北平，继续进入大学校园学习。
1934年，李时雨被派驻到东北军中当“卧底”，期间获得了张学良的赏识，随即被委任为中尉副官，主要负责协助张处理部分军务。抗战爆发后，李时雨又奉命脱离东北军，转往北平做党建工作。1938年，日寇在华北建立了一个类似于伪满洲国的伪政权，并大肆对外招募“公务员”。
北平党组织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入敌营的好机会，遂暗中指示李时雨前去“应聘”。李时雨有比较丰富的“潜伏”经验，他三言两语便骗过了敌人的政治审查，成功混入伪政府，从一个小小的文员干起，一步步升迁为所谓的“立法委员”。至此，李时雨已然触及华北伪政权的权力核心。因为官实在太大，有很多人盯着，李时雨担心自己再继续当“卧底”可能会暴露身份，进而遭到敌人暗害，所有便向党组织申请离开伪政权，回归红色阵营。
但党组织却极力安抚他，劝他不要太害怕，继续踏踏实实的工作，其他同志会极力保证他的安全。可李时雨还是觉得心里没底，于是再度向党组织申请脱离伪政府。最终，党组织和李时雨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那便是李时雨离开伪政权，前往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潜伏”。伪政府鱼龙混杂，各方势力互相交织，利害牵涉盘根错节，很适合“卧底”生存，轻易不会暴露身份。
1940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南下上海，投入伪政府要员陈公博麾下，担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李时雨上任之后，马上开始与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并通过地下党送出了许多关键情报，帮助新四军、八路军更好的打击敌人，争取民族独立。时间来到1945年，日寇兵败，国民党随即开始“抢地盘”，同时在华东、华北恶意排挤人民武装，制造了多起摩擦事件。
为了回应反动派的挑衅，坚决维护我方的利益，中共华东局决定在上海举行一次大起义，将十里洋场闹个天翻地覆。在起义正式发起前，华东局的领导授意李时雨策反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和部分伪军，尽最大可能扩大起义的影响力。李时雨谨遵上级的命令，马上和上海市警察局以及部分国民党军将领联系，暗中劝说他们“弃暗投明”。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李时雨策反敌人期间，军统特务突然盯上了他，他顿时感觉大事不妙，随即停止策反活动，并立即电告华东局停止起义工作。事后李时雨尝试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却被军统特务识破，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离开上海，前往江南投奔新四军。可敌人还是抢先一步布下天罗地网，将他在虹桥车站抓了正着。
不久之后，李时雨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49年中旬，他被提前释放，恢复自由后他立即前往香港，并顺利联系上了中共香港特委。1个月后，在香港特委的帮助下，他顺利北上赶往北京，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重回党组织的怀抱，刘少奇同志随后接见了他，并代表党中央授予他荣誉勋章一枚。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辗转多个关键部门工作，1982年正式离休。晚年的他一直心系家乡，在1988年，他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给黑龙江，用于帮扶弱势群体以及失学儿童。1999年，李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北京某医院离世，时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