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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类学的观点，人类花了上万年的时间从起源地非洲南部繁衍迁徙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其过程中肤色、体质等在适应不同地理环境的需求中得到了进化。这种进化走的是淘汰制，也就是通过基因变异碰巧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新人”就留下来，没有变异而维持原状的“旧人”就被淘汰。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事实，在现代文明中是难以被接受的。按照生物学的观点，基因变异是一个小概率的情况，但是有可以提高它的办法，那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近亲繁殖，比如杂交等，而这些都是被我们现代社会的伦理所不能容的。当然，伦理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一个历史的经过，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这里不细讲。
总之，人类占领全球的过程是缓慢而又艰辛的，差不多每向前推进一公里，就要牺牲难以想象的数量的生命，而这些生命都是被孕育的时候没有突变从而没能获得变异的普通人。好在，经过漫长的大自然的筛选，跨过了特别艰苦的地理环境的族群，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就更强一些，反之亦然。看看我们的世界地图，全球最艰苦的环境是哪里呢？我想应该没有比我们的青藏高原更艰苦的了。古老的祖先们迁徙是有确切的方向的吗？肯定没有的。他们没有百度地图，连指南针都没有，怎么可能知道哪一边是心中的香巴拉，哪一边是集中营呢？只能漫无目的地兵分多路前进。那么，有没有一群人到过青藏高原呢？应该是有的。
到了这里的人，有的短暂停留个几十年几百年，又转向别的地方去了，而有的可能就永久定居下来。而离开了此地的人，到了低海拔平原地区，又要继续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但是我想，拥有适应青藏高原恶劣条件的基因的加持，到了环境更好一点的其他地方，存活率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基因变异的需求减小了，这个种群会变得更加稳定。拿事实来说吧，非洲南部的人直到现在还是黑种的，就是因为祖先没有受到严寒地区自然环境的“漂白”。当年的祖先们在北非分离之后，一部分去了欧洲成为白人，一部分到了亚洲成为黄种人。当然，我对黄种人这种称呼是不认可的，但是为了不妨碍表述只能先用着。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一部分人绕过了青藏高原，先到了北亚，然后向东而行，再向南来，最后占领了东亚呢？应该是有的，但是相比从青藏高原过去比例更高还是更低呢？我认为应该是更低。为什么？因为越艰苦的环境越会促使人往别的地方迁徙。北亚虽然环境也不怎么样，但是相比青藏高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所以，来到青藏高原的人们，更容易因为动不动就发生的自然灾害而被迫往别的地方迁出，往北？爬不过去，往西和南？已经是别人的地盘了，大概只能往东。
当他们离开青藏高原来到华夏这片沃土之后，差不多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再也不用面对生一窝只能留下一个的惨痛遭遇。因为如此，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素质也就趋于稳定，这时候再往别的地方迁移，受到自然的影响而改变的可能就会逐渐变小。我们的祖先的祖先只是走出非洲不远，肤色就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从东亚跑到东北亚越过狭窄的海峡前往北美，然后再蔓延到美洲两个大陆，纬度的跨越极大，却没有再把肤色“漂黑”回去，这就是因为基因稳定了下来的原因。
我们的祖先通过上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出了稳定的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的现代版基因，并为之付出了牺牲无数同胞和体质极大改变的代价，这是值得歌颂的。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进化，才为我们现代渴望和谐渴望人性的伦理的诞生创造了足够条件。我们现在反对近亲繁殖，因为虽然近亲繁殖可能有百分之一的概率碰撞出更高级的基因产生更为精英的后代，但是可能就要付出生出更多畸形儿的代价。这是掌握了道德观念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远古时期，舍不得这么残忍的种群肯定会被淘汰，因为没有生出这种低概率的精英后代，很可能整个族群就要灭绝。而到了后面，经过无数次筛选的后世精英们，只需生正常的子女就可以稳定繁衍。
因而，我们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一个从极其缓慢到相对快速又回到相对缓慢的过程。但是，随着近代以来文明的推进呈指数上升的趋势，稳固了上万年的基因可能还没到一百年就有了剧烈的交混，如果地球村里人与人的交互越来越频繁和密切，这种全球人种“大融合”的趋势还会愈演愈烈。总之，人类的基因还是会源源不断地突变，但是突变者不再具备成为未来的唯一主宰的属性，而是慢慢湮没在平凡的人潮里。整个人类的种群就会从原来的封闭式、淘汰式进化，转变为开放式、共荣式进化，甚至可以说是失去进化的可能。
靠我们人类现在总体的智力水平，主宰这个星球并且可持续发展是已经够用了，但每个人还是需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去苦苦积累那些基础的知识以供生存。可以说，这可能是大自然的一种奇特的因缘。杨振宁先生说他研究物理学，越深入越觉得妙不可言。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是平均七十岁左右的寿命，但是智力水平要求我们花四十年的时间才能成熟起来，整个社会的运转一定会陷入停滞。反过来，如果我们可以五六年就成熟起来，上小学的年纪就能有博士的知识储备，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转也会因为超速而崩溃。
目前这种不上不下的体质和智力水平，使得绝大多数人类要通过一定量的劳动和一定量的休息来勉强维持生存，有求知的需求和欲望，就可以在有生之年积累一定的阅历和技能，但有智力方面的局限，阅历和技能的积累就不可能永无止境。这样的两面把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锁得死死的，于是社会分工、三六九等等一系列的社会规矩就长期稳定下来难以跳脱，宿命论的拥护者的论调就会甚嚣尘上。人类社会的演化就是大自然的演化的产物，也可以看做一个缩影。大风大浪是瞬息万变的，今天在纽约，明天就移步到上海，而小水沟是停滞不前的，今天在师大，可能一年后才流到昆工。
时代沧桑巨变，这一代的我们，经历的其实只是浩瀚的光阴中的微尘，但我们每个人都是承上启下的。祖先们千万年进化的成果汇集在我们体内，如果往下传，还会有千万种变化的可能。人类跳不出自然的规律，而人也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早期的人类被大自然决定命运了几十万年，后来终于可以靠自己决定一部分的命运，如此过了几万年。再后来，我们的生活安定了，生存的条件优越了，饱暖思淫欲，物质财富催促精神财富，于是我们给自己设置了规则，顺应自然，避免与自然发生正面对抗，同时也努力减少自身的损失。我们在稳固的可持续的相对安逸中继续繁衍生息，同时也放弃了在不稳固的不可持续的绝对苦难中浴火重生的机会。以前限制人类繁衍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现在限制人类繁衍的是文明的思想体制，要么被动，要么主动，总归是要动的。这就回到了一个均衡论的立场。
按照唯物史观，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对自然有强大的反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没有那种“青出于蓝”的潜质，大自然的神圣是我们全人类加起来都不足以与之抗衡的。大自然让我们体验到了恶劣环境的痛苦，体验到了优良环境的舒适，焕发了我们的意志和贪欲，进而催发了我们的道德信仰。世间本不存在善恶，是人类的生存体验在我们的大脑里种下了善恶的理念。然后，我们又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把这种善恶回馈给了大自然，其最终目的不过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及后代生存的需要。地球会在乎自己的土地哪一寸是绿洲哪一寸是沙漠吗？不会的。地球不需要人类的回馈。即便是掌握了自己绝大部分的命运的人类，所能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和后代在浩瀚的光阴中短暂的生存而创造条件，而不会有任何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自己以外的万事万物的光荣使命。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其实大自然早就已经谋划好了答案。
——本文选自《拾字路口》
撰文、编校、排版：谢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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