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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米尔来信
赵光琦
一九七五年,我中学毕业。由于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我渴望 “远走高飞”体验“沸腾的生活”。想象着自己的小说和诗集不久就将出版......。恰在这时,同学袁建民悄悄告诉我,毕业后,他想到边疆去。我当即表态和他一起去。我们所界定的“边”,是新疆和内蒙。随后,这一想法又得到另外五个同学的响应。虽然都预感到此举将会遇到家庭阻力,但我们都觉得没有我们战胜不了的。我们把组织工作转入地下。准备等条件成熟,来他个“生米煮成熟饭”,看谁能奈我何。
一个星期天,我们七人来到市图书馆,取来《内蒙古日报》和《新疆日报》。看报道,选地址。所选必须符合两个条件:草原、马。最后一汇总,抄了七八个。最后定下内蒙一个,收信人是一个叫仁钦的小队长;新疆的收信人是公社书记,叫赛格里;地点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几个人趴在中国地图上找了半天,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跨境穿梭几回才算找到了。地名很长,加上那时学校取消地理教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作聪明地断句成: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概觉得吉克有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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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民和我都是班上的写手,写信,自然是我俩的事。于是各写一封。
寄信的那天,七个人围站在邮筒前,建民手扬有着七个人签名的两封信:“寄出去了,有没有动摇的?现在还来得及”。空气陡然有点凝固。
“骑在马上才会摇呢。现在怎么摇?!”有人说了一句。情景立即切换到雪山草原,大家心荡神驰。
在“欲说还休”若干次后,我终于选择在一个气氛特别愉快的晚饭后,期期艾艾地对爸妈说准备支边:“我准备,到新疆,或内蒙。”
“是吗?我们家这两个地方好像没亲戚啊。”对我如此庄重的决定,爸爸竟然打起了哈哈。我满脸涨红地说:“爸,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革命行动。我们已经给新疆内蒙写了信;我只是告诉你们,其实,同意不同意......”
“市里号召的?”
“不是。”
“学校动员的?”
“不是!我是发起人之一。大家都是自发的......而且,我们校长的姑娘也去”。
爸爸像看一个怪物一样打量着我:“校长的姑娘去,你们就去?!革命行动?!不去,就反革命啦?!放你娘的臭狗屁!”
爸爸是个医生,儒雅、心细,如此雄性地发怒,我从未见过。我怔怔地站在那儿,心里对自己说:“战斗已经打响。进步战胜保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将是我小说里一个个性反叛的亮点章节”。
以此为开端,我们家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妈妈的眼泪,爸爸的软硬兼施,对我都发生不了一点作用。我惊讶自己竟然是个雄辩家,与父母争辩时口若悬河,他们的儿女情长和三亩土地一头牛的“小国寡民”意识,越来越被我所不屑。我渐渐感到爸爸在我面前的颓势,他只能凭借父亲的身份使用暴力了。一次理屈词穷的盛怒之下,父亲竟将手边装满水的脸盆,连盆带水砸到我头上。我立在那儿,像一尊雕像,任水从头上淋下来,竟然笑了。我默念着高尔基《海燕》中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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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终于来了。
那是一份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公社发来的长长的电报,发报人正是公社书记赛格里。电文,像电光石火:“慕士塔格峰俯身张开它的双臂,塔吉克人民骑着骏马,热忱地欢迎你们,期盼你们。”尽管大部分人都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家庭风波,遭遇了压力,但那一刻,我们的激情被电文的“纯氧”助燃得呼呼直窜。塔什库尔干、慕士塔格峰、瓦恰、塔吉克族...... 来自异域的神秘信息引得我们心旌飘摇。一股诗情上涌,我随地捡起一张纸片写道:
天山的羊鞭拨动心弦,
骏马的嘶鸣坚定决心,
母亲呵,莫用泪给我壮行,
请帮我把红花别在胸前。
写完,我当即朗诵。大家眼眶发红,泪水在里面打旋。建民又及时作一番鼓动,希望大家“坚持抗争。”
本来家长们还心存侥幸:不会有回音。现在动了真格。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我的父母动员了“全族的老百姓”。曾于六十年代初支边新疆的大舅充当了最理想的说客。大舅骑行八十里,从曲塘赶到泰州,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他当年也曾“豪情万丈高”,最终“士气落千丈”,凭一小袋饼干孤身一人逃回原籍的故事。我只承认他敢于在我这个晚辈面前讲出他曾经懦弱的勇气,至于边疆的荒凉和难以生存,我掷地有声的回答:“不荒凉、好养活,还要我们去干什么?!”
赛格里的第二份电报又来了:他将在恰当的时间亲自来泰州接我们。
就在此时,市里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应届毕业生,长子、女可照顾留城安排工作。我属此列。附带的利好还有,插队的可到城市边缘条件较好的渔场、红旗农场。好消息于我犹如雪上加霜;同时也瓦解着我们的队伍。
整个家庭已没有了生气,连上小学的弟弟也不复活泼;天黑好久没人拉灯,全家枯坐在暗黑里。尽管气氛令人窒息,但我还是视作“黎明前的黑暗”,“嗅到了胜利的气息”:爸爸的斗志明显衰退,几乎不与我正面接触,除了妈妈絮絮叨叨流眼泪。
关键时刻,爸爸住进了医院,原已钙化的肺结核病复萌。
我每天送饭到医院,陪他坐好久。他只字不提我去新疆的事。只是讲他的身世:少年失怙,家道中落,随之兄姊夭亡;十八岁丧母,从此孤身存世,得到的母亲“遗产”便是时为绝症的肺结核病......父亲靠卧床背,耷拉着头,本来半白的头发全白了,其时他还不到五十岁。
那天夜里,我躲在被子里失声长哭。为自己的退却、为自己对他人的背叛;草原,骏马、作家梦......似乎已经拥有,但刹那失去;父亲是快疾老去的,而我一颗少年的心则有了沧桑的褶皱。
以后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片灰暗。建民和红林两同学冲破家庭阻挠,对我更是重重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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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里来了。
市府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万人夹道中,市委书记亲自把建民和红林两同学送到面包车上。建民君站立车门,上身前探,一手把扶,一手挥舞:“请家乡十三万人民放心,我们绝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此一诺,建民君践行至今。
我站在队伍之外的老灯光球场边,目送着车在花环、彩绸的簇拥下,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载着我们的同学、战友、兄弟、援疆义士,缓缓离去。
记得一个诗人曾这样说:一个人能走多远,不是问双脚,而是问他的志向;一个人能攀爬多高,不是问他的体力,而是问他的意志。
袁建民、卞红林同学扎根奉献新疆一辈子。袁建民同学,至今仍在不遗余力地为新疆为国家贡献才智。近两年,建民每次从新疆回来,与我忆及当年,总是感慨不已。前次,一起给他冥寿一百的父亲献完花,他带着感伤谈起有着特殊身世的父亲当年为试图改变他的决定所作的处心积虑的努力。对如何做通父母的工作,以前他总是一派云淡风轻,给我的感觉是他遇到的阻力和我不在一个量级。现在想来,倘若让我面对他那样的父亲,我恐怕难以支撑两个回合。建民多次对我说过:“越富挑战性、越被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或面临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越能激发我的斗志、激发我的潜能、激发我的胜利欲”。回望来时路,他这种“遇强更强”的性格,确实是渊源有自。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曾要求一起赴边的同学:袁建民、卞红林、闾春亮、肖春祥、钱忠才、仇志刚、赵光琦、刘小莉、吉素玲、夏慧琴、张红明。
谨以此文悼念已经离世的仇志刚、夏慧琴、张红明三同学。我要对他们说:曾经有此经历,堪可告慰青春。
(本文同步刊登于团省委主办的《风流一代》“致青春”栏目。)
作者供图
袁建民(中)现为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新疆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图为他近日在巴基斯坦访问。
作者简介
赵光琦 男,1958年生,高中毕业,毕业后进厂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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