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的“柔道”治国，是老子的思想。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若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认为，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看似柔弱的水，实则无坚不摧。道理很简单，但很难做到，能胸怀国的屈辱，才是真正的君王，能承载国的苦难，才能做天下的霸主。
“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当一个人行正道时，也许在不明真相的人眼中则是违背常理。
自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历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50多年时间。由于宣帝时代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诚服，中原大地无战事。因为无战事也就放松了边境的防务，匈奴利用和平时光，自我修复得以发展。
经王莽的折腾，到了光武帝刘秀时代，汉匈之间经历了一个轮回，呈现出匈奴强而汉弱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代，总是呈现一种现象“懂职场规矩的吏多，懂经世济民的官少。”而治国之才往往就出现在大乱之后的大治。
东汉初年，白骨遍野，哀哀冤魂，只因出了一群内战英雄。面对匈奴的多次入侵，因为人口锐减，兵员不足，东汉的将军们面对匈奴，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的主要经历是恢复中原百姓的生存空间而无心西顾。
公元41年，西域莎车王贤，再次派使节到洛阳朝贡，请求汉王朝恢复西域都护府。
既然中原无力兼顾西域，鉴于莎车王父子坚持事汉。于是，刘秀在与众大臣商议后，决定由莎车王贤任西域都护，并颁发印信，按以往西域都护的规格配发车辆、旗帜，赏赐黄金、绸缎。
这时候，敦煌太守裴遵的上书到达洛阳。在这封上书中，裴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裴遵认为，西域诸国，如果中原暂时无力管理，可由各国自由发展，如果授于莎车国王管理大权，必将打破西域原有的平衡，莎车国将借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扩充实力，如其大肆扩张，形成与中原对抗的能力，西域将不再听命中原王朝，从长久来说，不利于西域的稳定与发展。
这时候，刘秀也反应过来授权的草率。立即命快马传书赶赴敦煌，命裴遵收缴“西域都护”的印信，改封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
在敦煌，裴遵与莎车王的使者交涉改封之事。使者不同意，于是，发生争执，裴遵命人强行夺回印绶。暴力之下，必有冲突，莎车使者人单势薄，怒不可遏，反抗无力。返回莎车后，将此次冲突添油加醋的向莎车王贤进行了汇报。
此时的莎车王自感一心向汉，但受辱于地方官，有一种被轻视戏弄的感觉。自此，开始对中原王朝产生了怨恨，对外，依旧通知西域各国，莎车王是汉封的西域都护，西域各国纷纷归附。
在中原，匈奴汗国、鲜卑、乌桓等部落联合起来，不断地攻击边塞，杀掠边塞官员百姓。上党、天水多次失守被侵，匈奴马蹄已踏进了临近长安的扶风一带。乌桓、鲜卑势力则乘机进攻代郡、渔阳、右北平、辽西、上谷等郡，沿边一带城堡破坏、百姓四散、荒凉萧条，人烟罕见。
正如敦煌太守所判断的一样，莎车王贤自称汉西域都护后，骄横一时，自大一时，打算统一西域。不断地进攻西域各国，要求缴纳高额赋税。
西域诸国地大、人少，无力对抗，唯一的希望就是得到中原王朝的干预。
于是，车师国、鄯善国、焉耆国等十八个城邦小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相约派出各国的王子，到洛阳充当侍子，进贡西域特产。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洛阳。
来自西域十八国的王子和使节跪在南宫，俯伏在地，叩头不止，痛哭流涕，揭露莎车王贤的暴行，请求皇帝再派西域都护，以维护稳定。
当时的中原，内战刚刚结束，百业待兴，北方边塞依旧烽烟雄雄，根本没有能力西顾。也只能婉言回绝，并送以重礼，请各国王子返回。
各国王子无奈地踏上归程，洛阳面见汉朝皇帝的信息早已快马传递给西域各国。由于，汉朝皇帝不肯派都护，各国惶恐不安。加之，洛阳的皇帝刘秀并不接受侍子，各国的王子陆续返回。各国王开始惊慌。于是，正式国书向敦煌太守裴遵求情，请求让王子们暂居敦煌，不能回来，对西域释放一种信号，宣称都护即将出塞，希望莎车王攻伐有所顾忌。
滞留在敦煌的王子们呆久了，呆不住了，想家了，也许太守并未善待这些落魄的王子，一些王子纷纷返回西域。这些消息传到莎车，莎车王贤得知中国并没有派出都护的意图，很高兴，开始谋划下一步的统一西域计划。
计划得以实施，莎车国兵分多路沿沙漠之南攻击鄯善，沿沙漠之北，莎车国军队击斩龟兹国王，兵势直逼焉耆、车师。
鄯善国王安，再次联合诸国上书洛阳，请求派侍子入中原充当侍子，恳求派都护进西域，维护西域的和平，如果中国不派都护入西域，各国只能投降匈奴得以自保。
汉光武帝刘秀的答复是：中原困难，从财力和兵力上都无法派出都护。如果各国力不从心，不能同时抵抗莎车与匈奴的双重打击，东西南北中，自由选择归属。
于是，西域多国，投降匈奴。
在刘秀称帝第十年的正月十五，一位好“神仙之术”的人家出生了位男婴，长大后，这位名为张道陵的“道士”，成为了中国道教的创始人，据说活了123岁，成仙而去。
事实上，阴阳与五行的结合早在战国时期已成型。汉代时，阴阳五行六气已相当的盛行。
刘秀的“柔术”，来自道家思想，这位历史上最有文化的开国皇帝当然明白：“木”有生长、发展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形；“土”有和谐、存实之德；金有肃杀、收敛之势；水有公平、滋润之意。
春秋战国时期，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让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万物的看法，不谋而合。更为奇妙的是阴阳五行与元气论有机的结合。
木在东、火在南、土在中、金在西、水在北。
从方位来说，匈奴属水，西域属金，东汉的首都洛阳刚好居中土，土能生金，克水，金能生水，克火，而汉以“火”为德，视红色为吉祥。
从相克相生的原理来说，联合西域对抗匈奴符合五行之道。懂得“阴阳五行六气”的汉光武帝刘秀当然明白，当中土不足以挡水时，则避开锋芒，固本。这种固本就是坚忍、谦逊、亲民，表现为低姿、委屈、无能，以减少外界的压力，从而积蓄力量谋发展。用一个成语来表述就叫“韬光养晦”。
好在匈奴人对中原王朝并没有土地要求，只有物产的需求，所以数年之间，麦子黄了，匈奴、乌桓、鲜卑就一起来了。
东汉初年，对匈奴的攻击效果不好，匈奴的战术源于草原狼群，进攻时一阵风，撤退时，四散而去，不好确定追击目标。加之，游牧民族吃风干食物，便于携带。农耕民族吃熟食，费时耗力。匈奴人上战场，欢天喜地，亲人会叮咛，多抢点，汉人出边塞，十里相送，家人会嘱咐，多保重。
厌战的光武帝刘秀很清楚防御的作用，在边塞的郡县不断地派出干吏、能吏，迁民屯垦。
比如：辽东郡一带，太守祭肜，亲自顶盔冠甲，上阵冲杀，大败鲜卑，挽回败局，以致祭肜在，鲜卑人不敢近边塞。
两种文化、习俗的对撞，对汉王朝来说，和平发展是要务。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光武帝刘秀与光禄勋刘昆有一段对话，从这段对话可以分析出东汉王朝已步入发展的快速轨道。
刘秀问：听说，你在江陵当县令时，居民区每每发生了火灾，你不去救火而是带着县府官员向火磕头，结果火就灭了。后来，你当弘农太守时，弘农驿道上老虎成灾，交通受阻，你在那里为官三年，老虎背着幼虎游过黄河跑掉了。这些你是如何做到的？
刘昆答，这不过是偶然事件巧合了而已，并不是本人为官有什么功德所致。
陪同的众臣大笑，说，刘大人太朴实了。而光武帝刘秀则沉思，然后说：这才是长者的风范呀，于是决定让刘昆兼职教书，学生是众皇子和官员子弟。
这段对话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刘昆是两汉时期的经学家，王莽当政时，刘昆当县令，乐于教书育人，手下学生五百多，春秋两季都要按周礼宴请百姓，举办大型礼仪活动，教化乡里。
但是，王莽认为，刘昆这厮，聚集那么多人，私行大礼，必是大奸。于是，把他们一家抓起来，关进监狱。刘昆运气好，刚进监狱，王莽的新朝灭亡了，天下大乱，狱卒把他们一家放出来，刘昆就带着家人隐居在山中，在刘昆看来，王朝更替，谁主沉浮，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天下安定，推荐人才，百姓以“孝廉”为名，推举刘昆做官，刘昆一听，跑掉了，不做官，跑到了江陵教书。光武帝刘秀听说后，下旨，让刘昆就地担任江陵县令。
按当时的官秩，万户以上为令，以下为长，所以当时的江陵是大县，人口众多，火灾频发，每当起火的时候，刘昆带众官员对着火叩头，就能降雨止风，名声大振。于是，升两级当弘农太守。
“磕头灭火、驱虎过河”，这当然是真实事件，真实的背后，可能不是这样。人的眼睛和耳朵属阴，所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未必是真相。真相的背后是刘昆为政一方，在治理郡县时做了大量工作，被百姓所称颂，他采取了哪些办法，史料上没说，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
从东汉时期郡、县、乡、里、亭，各级官员的职责推测刘昆可能采用了哪些政策。
秦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到了汉景帝时期，郡长官叫太守，其中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郡下设县，县衙有分属的六科，业务与中央六部、郡守六曹对应，六科直接对县长负责。
《内史杂律》规定，如果粮仓发生火灾，县长就是第一责任人，要追究责任，判重罪。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里，乡和里是基层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有县的派出机构叫“亭”。在乡这一级中设置游击，主管全乡的治安巡查工作。“里”的概念是五户为一伍，两伍为一什，百户为一里，官称里正，这是行政管理下的群众组织机构，相似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这些都是为社会治理设立。当发生非常事件时，里正、伍长要及时处置并向上级报告。“亭”是县一级治安的派出机构，直接对县尉负责，职责相当于今日的公安派出所。
刘昆治郡，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下达政令，可以肯定，刘昆任职期间并没有发生让他承担责任的重大事件，那他用了什么办法，很简单，利用组织机构发动群众，群防群治，以达保一方平安的目的。
刘秀重用刘昆这件事可以分析出东汉初年的用人之道：
第一、为官者，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第二、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追求完美，事必躬亲，什么人都看不上，什么人都不放心，这类人，只适合具体工作，成为不了优秀的领导者。
第三、不搞一言堂，尊重有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
第四、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
第五、为官者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对百姓的疾苦了解有多少，责任可以让人把事做完整做完美。 管理的重点是抓住具有“不确定”性的人，最重要的是人心。为官者，只要一心为民，各项措施才可能快速、具体、完整地落实下去。
刘昆磕头向火，那是对天的敬畏，驱虎过河，那是对民的爱戴。
刘昆是经学家，教育家当然知道《易经》中所示的规律。“太”极，“大”字是一个极端，“小”点是一个极端，凡事不可走极端。
“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什么意思？为官者，治民要从人性出发，行政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地走“大与小”的极端。要抓大放小，不能因小失大，学会中庸，不偏不倚，不左不右，调和折中，这就是解决“不确定”因素的最好办法。
刘昆其实代表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柔道”执政的基本理念。
和平发展则是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变化来得很快。因为这一年，匈奴汗国第二十任呼都尔尸道皋若鞮单于挛提舆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