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年（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77个所属邑国、5万余户、55万余人举国内附归汉，从而使哀牢国众部落由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
汉王朝设永昌郡统一管辖。为表彰柳貌的功劳，汉明帝颁发了“哀牢王章”。
张骞自西域归来，奉命寻找的“蜀身毒道”，历经189年，终于开通。“哀牢国”便是张骞在大宛听说的“乘象国”。
《后汉书》中，有一个关于哀牢开国君王的记录，大意是：有一位名叫沙壹的女子，居住在牢山，经常到江边捕鱼，偶然碰到了沉木，因此而怀孕，生下十个儿子。后来那块沉木化身为龙，问女子，我的儿子们在哪里？九个儿子被龙吓跑，只有最小的儿子没有惊慌，骑到龙背上。这个小儿子被取名为九隆。长大后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同一时期，当地有一位女子生了十个女儿，两家联姻，子孙自此繁衍，散居于溪谷。九隆死后，后代相继，分设小部落，形成了哀牢国中不同的部落族群。
哀牢国所在区域，山高林密路险水长，这是阻障这条通道贸易的重要原因，当时并没有形成规模贸易，交易是小规模、非官方的中转倒货，“蜀商”被认为是“奸出”。
古印度的阿萨姆平原南部和东部与哀牢国境内的丘陵接壤，这些地域长年雨量丰沛，山高林密，百姓以部落形式群居。应该说，他们对中原王朝与东南亚的交往没有造成绝对的阻碍。只是官方势力很难控制部落游民。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有商队将商品经过云南和上缅甸，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恒河运到希腊人的巴克特利亚王国，这条南方丝路被称为“蜀身毒道”。
从秦汉开始，中原王朝就耗费巨资修建了零关道、五尺道、永昌道、进桑道，这些通道，当时并非用于贸易，主要为征服西南众多蛮夷部落，且自秦汉之初到三国时期，起到了重要的军事用途。
哀牢国的归附，使陆上交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南辐射，连接东南亚的古代诸国，可达大夏及西亚地区，往南可与海上丝路相连。
南方丝绸之路，纵横大西南半壁山河，开发早、打通晚，由于受经济发展、地理环境以及中原王朝格局的限制贸易量在当时并不大。
哀牢国王柳貌，九隆的传人。
没有武力征伐，柳貌为什么附汉？
这跟刘秀、刘庄父子两代人推行教育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秀时期，九真郡（今越南中部）太守是任延。当地部落以打猎为生，不会耕种，常用猎物去交趾换粮，食不裹腹。任太守视察民情后，派人教当地部落造农具，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当时，九真郡所辖部落百姓生活无礼法，随兴交合，子不知父是常事。任延要求各县，男子25-50岁之间，女子15-40岁之间，按年龄配对，集体相亲，集体婚礼，遵照中原男聘女嫁的婚俗礼仪，出不起聘礼的，由当地官员出钱帮助。结果，一年时间婚配两千多对。加之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第二年出生的孩子，百姓自发以“任”为“姓”或“名”，自此，当地蛮夷部落自愿守边保关。
到了汉明帝刘庄时代，更加重视礼教。在洛阳的辟雍开坛讲学，名家大儒轮番登台、传道授业。
“辟雍”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主要目的是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尊老爱幼。场地布局外圆内方，四周环水，建筑正方，四面开门，有桥，鸟瞰就如同古代的铜钱。取天圆地方之意，“方圆”即为规矩。
汉明帝刘庄崇尚儒学，也亲自登台讲学，听众可以当场提问，每当讲学时，四门桥头，被听课者围地水泄不通。朝廷专门在南宫办学，皇亲国戚、官员子弟、南匈奴、四夷在京的官员、侍子、期门卫士均可参加学习，而《孝经》身边的侍从宫女都必须通背牢记。
在这种教育氛围的引导下，各封国、郡县也开办学校，开堂讲学，其中不乏四夷的部落子弟。
文化是水，润泽一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汉人”并不是种族概念，而是相同文化基因下共同价值观认同的文化范畴。
哀牢国归附后，汉王朝设立了哀牢县和博南县。开始耗费国力开凿博南山道，并在兰仓水上架桥。于是，就有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汉家礼教，功德广远，哀牢归附，中国皇帝，耗资万千，开山劈谷，修桥架路，只为蛮夷。
这一年，天下太平，连年丰收，人民富裕，谷米价廉，牛羊遍野。
当国家富强时，往往有两件事需要解决，一是平反冤案，二是征伐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