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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人人都相信东汉帝国是因政治昏聩而自取灭亡，殊不知除了人为因素外，自然环境的影响虽较为间接，却关涉到东汉末年历史的方方面面。自然环境变迁引起了东汉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将汉末三国历史推向了战乱不休、王朝更替的高潮。
东汉末年灾异频发
《三国演义》第一回就提到了一系列怪象，比如大青蛇从梁上飞下来、雷雨冰雹、大地震、海水泛溢、雌鸡化雄、有虹现于玉堂等等。当然，这其中有的明显不足为信，例如“有虹现于玉堂”。彩虹本来是正常的物理现象，古人却把虹想象成首尾都长着头的长虫，可以吸水，并据阴阳灾异学说认为彩虹生处将有大旱，发生旱灾则说明君主德不配位。这一想象流传甚广，“虹”字取“虫”字做偏旁也正因为此，甲骨文中的“虹”字形则更为直观，就是一条首尾长着头的虫。
“虹”字的字形演变 / 图片来源 汉典
演义中种种对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总是夹杂着迷信成分，这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所致，不过东汉末年自然灾害也的确是极其严重。根据现有记载，在东汉一百年中，共发生日食86次，水灾84次，旱灾蝗灾69次，地震59次。西汉时我国气候处于一个较为平稳且温暖湿润的阶段，东汉逐渐转寒，到了东汉末年，则迎来了一个气候寒冷干燥的时期，且气候多有反常，气候的剧烈变化使得灾害更加频繁，连年不断。
史料中对于当时天气寒冷的记载不胜枚举，比如恒帝延熹五至七年（162－164年）春寒夏霜：
“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后汉书·寇荣传》）
延熹九年（166年）洛阳春夏寒、霜，冬大寒，竹柏之叶枯，鸟、兽鱼冻死：
“冬十二月,洛城旁竹柏伤。”（《后汉书·桓帝纪》）
“延熹九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旁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后汉书·襄楷传》）
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山东沿海冬，井中结冰：
“冬，东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后汉书·灵帝纪》）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193年），夏天低温：
“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后汉书·五行三》）
到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十月，广陵（今扬州）至长江的河道甚至冰封，不得行船。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记载：“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魏文帝曹丕 / 图片来源 电视剧《三国演义》央视94版截图
拥有现代地理学常识的我们知道，淮河—秦岭等温线以南气温高于0℃，一般来说河流不结冰，而此处史籍中第一次出现了淮河结冰的记录。可见，当时的气候恐怕已经达到从西汉以来气候由暖转寒冷的顶点了，而且气温低于现代。
气象学家竺可桢绘制的“近5000年来中国气温变化曲线”，即著名的“竺可桢曲线”
内忧：寒冷、饥荒与瘟疫
气候变冷对于农业的影响最为直接，耕地面积变小、粮食减产，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由于干寒的天气，旱灾时有发生，旱灾过后，往往引起饥荒，而饥荒又是引发疾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王充《论衡·命义》：“饥谨之岁，饿者满街，温气疫病，千户灭门。”饥荒时期，人们生活条件急剧下降，饿殍遍地，当街卖儿卖女、甚至以人肉为食的悲剧经常出现。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灾造成了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体质变差、免疫力低下，为流行病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东汉末年，民间常有似张角一类的方士为受灾百姓各处治病而广受欢迎。另外，也涌现出如华佗、张仲景这样的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实就是为应对当时的伤寒疫情所作。这些史实其实都反映出了当时疫情之严重。
一方面是来势汹汹的旱灾与瘟疫，另一方面是当时政权在应对上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人们在自然灾害来袭时有的失去土地，逃亡成为流民，造成了人口流失和疫情的更大范围蔓延，而老少病残往往只能听天由命。汉末到三国鼎立时人口锐减，这不仅跟连年战乱有关，也与长期以来的饥荒和瘟疫脱不开关系。
两汉三国人口、耕地统计表，可见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程度 / 数据来源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而且，疫情除了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产生具体的影响之外，也影响着人们的情绪，相信今天的我们对此也深有体会。灾害、瘟疫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死亡与恐惧，同时又暴露出政权的昏庸腐败，一桩桩惨剧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凡此种种逐渐酝酿成所有人对世道、对掌权者的强烈不满。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末年社会上广泛传播着大汉气数已尽的流言，为什么失去土地的农民会走投无路揭竿而起，黄巾起义大规模地同时爆发就是当时社会矛盾与社会思潮最激烈的体现。而朝廷因为没有能力应付各地起义，只能向地方士族放权，允许各地自行招募军队镇压叛乱。
黄巾起义 / 图片来源 电视剧《三国演义》央视94版截图
所以，三国争雄的混乱局面一定程度上是气候变迁引起的连锁反应。汉末政权的腐朽自然无可否认，但也不得不承认严重又持久的自然灾害或许并非人力所能战胜，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外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在广阔的亚欧大陆长期存在以农业、畜牧业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存在着接壤地区，而古代国家尚没有明确的国境线，古代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就在这个接壤地区产生交集，如商贸往来、文化交流、资源掠夺等。
中国是农耕世界的中心区域之一，中国以北的草原地带则是游牧世界。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区散布着许多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羌、氐、羯等，这些游牧民族到了西晋末年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即“五胡十六国”。那么这些游牧民族为什么要来抢占中原？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深层原因正是从东汉时就已开始的气候变迁。
五胡入驻中原路线图
干寒气候不仅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对畜牧业影响更甚。东汉时期，受极端气候影响的不仅中国，我国北方的广阔草原地区同样备受摧残。因此，北方游牧民族只得南下寻找适宜放牧、居住的地方，这样一来就挤占了中国农耕民族的生存空间。
但是游牧民族南下在三国时期并没有立即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当时群雄割据，各地诸侯纷纷厉兵秣马，在这样的环境下游牧民族并没有在中国掀起大风浪，相反，当时中国因灾害、瘟疫、战乱等人口锐减，游牧民族的到来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劳动力和军力短缺。
比如曹操对南下游牧民族的管理政策非但没有强化胡人势力，还做到了分散瓦解他们的力量。他将匈奴、羌族都打散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军队更是四散开分布，并让汉人做司马，实际上是利用游牧民力量扩充了自己的军力。
曹操 / 图片来源 电视剧《三国演义》央视94版截图
然而，南下的游牧民族和汉族绝非互相信任的关系，游牧民族在三国时期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源而暂时服从汉人，到了西晋末年，同样也是为了生存资源而攻打汉人，只不过这一次的手段变成了武力争夺。
因此，游牧民族无论以什么姿态进入中原，他们南迁的根本诱因都是气候变冷。因为气候的关系，游牧民族失去了更多草场，被迫南迁谋求生存。虽然当时中原同样自然灾害频发，但是对于游牧民来说，中原自然是一片沃土。这样一来，就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外部隐患。
参考文献：
《后汉书》
《论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
山克强：《历史朝代兴替的气候冷暖变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