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是中国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具体含义如下：仁：以爱人为核心，是仁的体现。义：以尊贤为核心，是义的体现。礼：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智：知是仁和义的具体表现。信：是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是历代儒家推崇的基本准则。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五种精神信念与行为规范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是社会上广为认同的德行规范，孔子继承了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泽于后世。
董仲舒《天人三策》：“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伤也。”
之所以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之道”，是因为“常”表达的是永恒不变之义。“五常”后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伦理准则。
当今虽不再有“五常”的提法，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理念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仁
“仁”的思想是《论语》积极因素中的精华，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居五常之首的地位，其他的礼、义、智、信无不围绕“仁”展开。
“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
孔子明确提出：“仁者，爱人”。儒家认为应当用“仁”来处理伦理社会关系，主张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助和友善，而孝悌则是“仁”的根本。
如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十分透彻地理解了孔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所说的“忠恕”就是“仁”。
孔子对子贡说的“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样体现了“仁”的思想。
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是“仁”。
孟子则对“仁”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仁”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是一个人仁德的开始。”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把“仁”上升到人本性的高度。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则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国”，要重视个人品德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要求领导者要给民众实惠。
義
义，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
“义”的本义是指合宜的行为表现，而这种合宜的判断标准是社会公认的准则，“义”的繁体字为“義”，在造字上含有群我关系的因素，也就是说令自己的言行符合群体的规范要求者乃称之为“义”。概而言之，“义”体现着一种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畴。孔子曾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且有“义然后取”、“见得思义”、“见义勇为”等关于“义”的行为要求，孔子是将“义”作为自身取舍的准则来看待的，如有所取，必当符合义的要求而后可；若有所去，亦当首先思考是否符合义的标准。孟子发扬了孔子的义的思想，言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人们常将“舍生取义”与“杀身成仁”相并述，“仁”、“义”二字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标志，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传承千年，根深蒂固。
禮
礼，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一个核心范畴。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宗教仪式，后来发展到人事方面，表示与人的身份地位相应的行为规范和仪式制度。《礼记·中庸》载：“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见当时的礼仪是非常繁复的，礼制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大无小，细至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相应的礼节来规范。如此繁缛的礼仪显然只有在物质生活余裕的贵族阶级才能施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根据传统的说法，西周初年，周公旦制订了严密的礼乐体系，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孔子对周公之礼极为尊奉，将“礼”视作修身与治国的基础，曾对其子孔鲤言：“不学礼，无以立。”并且提出著名的“克己复礼为仁”的论说。“礼”之所以具有如此之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礼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行为表面上的一套规矩，更是体现着言行规范的后面所蕴含的严肃的道德伦理基础，其严格的形式性承载着重要的实质性。
智
智，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范畴之一。儒家思想中的“智”，指的并不是科学智慧，而是一种道德智慧，也就是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也就是孟子所言的人的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论语·雍也第六》记载：“樊迟问知（即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解释是，致力于民众应当遵从的义德，尊敬鬼神但是并不亲近它，这就是可以叫作“智”了。又，《论语·宪问第十四》记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在这里将“知者不惑”作为君子所具有的基本美德之一，其后孟子进一步指出，所谓“智”，就是生而有之的“是非之心”，只要尽心将这种智慧来发扬，就能够做到知性，由知性而知天，知天则意味着达到超凡脱俗的人生之境，这是“智”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思想中作为一种道德智慧范畴的“智”的概念的本真之义。
信
信，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范畴之一。信，就是诚，是无欺，是使人无疑。“信”不仅被奉为人际相处的起码准则，亦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将人没有诚信比作犹如车没有輗、軏（輗、軏，指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关键部位）无法立足于世。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政事的提问时指出“足食”、“足兵”与“民信”这基本的三点，又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取信于民这一点，称：“民无信不立。”另外，孔的弟子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信。”曾子的每日三省其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样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法家的治国之术中，尤其重视对人民的守信，商鞭“南门立木”就是重信的一个明证。到了汉代，“信”这一道德准则被奉为五常之一，更是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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