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国古代礼之大成，是一部比较完备、反映古代礼仪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辑录，共20卷49篇(一说47篇，估计是把《大学》和《中庸》独立出去之后的说法，小编注)。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子弟都很重视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的有力工具。
后人研究《礼记》，可通过它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中了解等级和阶级的构成等，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探索。
乐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大凡声音的产生，都是出于人类有能够产生思想感情的心。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化，是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动，就会用“声”表现出来。声非一种，其中有同有异。不同的声音互相配合，因而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规律，就称之为音律。排比音律成为曲调，并配以干戚和羽旄，这便叫做“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瞧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从以上可知，所谓“乐”，是由音所构成的，而其本源乃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哀伤的感受，发出的声音便焦急而衰弱；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宽松舒缓；人心有了喜悦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开朗而轻快；人心有了愤怒的感受，发出的声音便粗暴严厉；人心有了恭敬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爱慕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温和而柔顺。这六种声音并非天性如此，而是人们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才造成的。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所以古代圣王十分重视用来感动人心的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用礼、用乐、用政令、用刑罚，手段虽然不同，但目的一样，就是要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凡是音，皆产生于心。感情发动于心，所以就表现为声。把声组成动听的曲调，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曲调安详而欢乐，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谐；混乱世道的音，其曲调怨恨而愤怒，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紊乱渗亡国之音，其曲调哀伤而深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困苦。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由此看来，声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声音。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微声代表事，羽声代表物。如果这五声不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曲调。如果宫声混乱则其音散漫，象征着国君的骄悠；商声混乱则其音不正，象征着官员的腐败；角声混乱则其音忧伤，象征着百姓的不满；徽声混乱则其音悲哀，象征着百姓的摇役太重；羽声混乱则其音危急，象征着物资匾乏。如果五声皆乱，秩序荡然，那就会奏出所谓的慢音。到了这一地步，国家的灭亡也就不剩几天了。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郑、卫之音，属于乱世之音，接近于慢音了。桑间蹼上之音，属于亡国之音，它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极端混乱，老百姓的流离失所，统治者的欺上瞒下自私自利而不可救药。凡音，都是出于人心。而比音高级的乐，则是与社会伦理相通的。所以懂得声而不懂得音为何物的，那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为何物的，那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君子才能从辨别声而进而懂得音，从辨别音而进而懂得乐，从辨别乐而进而懂得政事，于是就有了一整套的治国方法。所以，对于不懂得声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音；对于不懂得音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乐。懂得乐的人也就近乎懂得礼了。礼乐都能够懂得，那就叫做有德。德，就是得到的意思。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所以，无论多么隆重的乐，并不是为了极尽听觉上的享受；无论多么盛大的食飨之礼，并不是为了极尽味觉上的享受。举例来说，演奏（（清庙》乐章所用的瑟，上面是朱色丝弦，下边是稀疏的孔，奏出的声音并不是多么悦耳，一个人领头唱，只有三个人应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追求动听。又如大飨之礼，以水代酒而且放在前列，盘子里放的是生肉生鱼，肉汁也不加任何调料，其目的显然也不在于追求好吃。由此看来，古先圣王制礼作乐，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要教育人民辨别好坏，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人生下来是好静的，这是先天赋于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为好动，这是本性受到了引诱。人的认识和外界事物相交接，就会表现为两种态度：喜好或厌恶。喜好或厌恶的态度如果从人的自身得不到节制，再加上对于外界事物的引诱不能自我反省和正确对待，那么人的天性就会完全丧失。本来外界事物就在不断地影响着人，如果再加上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好恶反应不加限制，那就等于外界事物和人一接触就把人完全征服了。人被外界事物完全征服，就等于人的天性完全丧失，放纵人欲。人到了这一地步，就会产生犯上作乱欺诈虚伪之心，就会干出纵欲放荡胡作非为之事。以致于强者压迫弱者，人多的欺负人少的，聪明人欺骗老实人，勇猛者折磨怯懦者，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者也得不到关怀。这是天下大乱的办法，行不通的。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有鉴于此，古代圣王就制礼作乐，为人们制定出节制的办法：有关丧服、哭泣的规定，这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这是用来调节安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用来区别男女的；一射乡食飨，这是用来规范人们交往的。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得到贯彻而不发生梗阻，也就具备王道政治了。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上下协调就会互相亲近，贵贱区别就会互相尊重。过分强调乐会使人际关系随便，过分强调礼会使人际关系疏远。要使人际关系内心感情融洽外表互相尊重，这就是礼乐应尽的职能了。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礼的制度建立了，贵贱的等级才有区别。乐的文采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善恶的标准明确了，好人与坏人也就容易区别了。用刑罚来禁止强暴，用爵位来推举贤能，政治也就公平了。用仁来爱护人民，用义来纠正邪恶。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治理得好了。乐是从内心发出，礼是从外部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诚实无伪；因为礼从外部表现，所以文质彬彬。最高级的乐一定是平缓的，最隆重的礼一定是简朴的。乐深入民心，就会消除怨恨；礼得到贯彻，就会消除争斗。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古代圣王之所以能以谦恭礼让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正是由于礼乐在起作用。没有乱民闹事，诸侯归服，兵革不用，刑罚不用，百姓无所忧虑，天子无所不满，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乐已经深入民心了。四海之内，使父子关系密切，长幼之序分明，大家都敬爱天子，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礼得到贯彻了。最高尚的乐像天地那样的和谐，最隆重的礼又像天地那样的有别。由于和谐，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由于有别，所以要祭天祀地。人世间有礼乐，幽冥中有鬼神。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敬互爱了。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礼，是通过不同的仪式而教人互敬；乐，是通过不同的声律而教人互爱。礼乐的社会功能相同，所以历代明王在继承之外也有所损益。所以，礼应具有时代特色，而乐的名称也要与天子的功劳一致。所以说，钟鼓管磐，是乐的器具；而屈伸俯仰的动作，一开一合忽慢忽快的变化，是乐的表现形式。置篡姐豆，制度文章，是行礼所用的器具；升降上下，周旋锡袭，是礼的表现形式。所以，凡是懂得礼乐社会功能的人就能创作新的礼乐，而只是记住礼乐表现形式的人却只能复述旧的礼乐。
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能创作的人叫做圣，能复述的人叫做明。所谓“明”和“圣”，指的就是复述和创作。乐，体现了天地间的和谐；礼，体现了天地间的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有其差别。乐是法天而作，礼是仿地而制。礼的制作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乐的制作破坏了和谐就会导致偏激。弄清楚礼乐与天地的关系，然后才能制礼作乐。歌辞与歌曲配合得体，是乐的实情。使人高兴喜欢，是乐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使人庄敬恭顺，是礼的功能。至于使礼乐借助钟馨等乐器发出声音，用于祭祀宗庙社樱，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在这方面，从天子到人民都．是一样的。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
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在大功告成以后才制定乐，政治安定才制定礼。功劳越大，他所制的乐也就越完备；政治越安定，他所制的礼也就越完善。只有手执干戚的武舞，不能算完备的乐；用熟食祭祀，不能算至上之礼。五帝不同时，因而不沿用相同的音乐；三王不同代，因而不继承同样的礼仪。乐走向极端便会使人忧虑；礼没有限度就会出现偏邪。至于能够做到爱好乐但没有沉迷忘返之忧，礼数完善但不失中正无邪之质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从现象看来，天在上，地在下，万物个各不相同，礼就是按照这种差异制定的。从性质看来，天地之气流动不停，调和万物一同进化，乐就是依据这种规律兴起的。春生夏长，体现着仁的精神；秋收冬藏，体现着义的精神。仁的精神接近于乐，义的精神接近于礼。乐的作用是和同，跟随着神而归属于天；礼的作用是辨别差异，跟随着鬼而归属于地。所以圣人制乐以顺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确而完备，也就是天地各自发挥其职能了。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君臣关系就依此确定了。高的是山，低的是泽，贵贱的位置也就确定了。运动静止有一定常态，大小也就区分开来。动物按照类别聚集，植物按照群属区分，各自不同的天性就显示出来了。在天上有日月星辰风雷等不同现象，在地上有山川草木鸟兽等不同形态，礼就是这样体现着天地之间的各种区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互相激荡，雷霆来鼓动，风雨来滋润，四时来运转，日月来照耀，万物化育生长。乐也就是这样体现着天地间的和谐。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着大始，而礼居成物。着不息者天也，着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化育不和时节，就不会生长；男女不加区别，混乱就会产生。这是天地间的常情。说到礼乐的功能，上达于天，下至于地，随着阴阳之气流行，可以通于鬼神，一切最高最远最深之处无不到达。乐显示创始万物的天，礼依托着生成万物的地。显示着不停运动的是天，显示着凝聚静止的是地。一动一静，就生成了天地间的一切。所以圣人所说的礼乐，就是这样。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从前舜制作五弦之琴来演奏《南风》，夔开始制乐来赏赐诸侯。由此看来，天子的制乐，是为了奖赏诸侯中有德行的人。诸侯如果德行隆盛，尊重教化，不失农时，五谷丰登，天子才会把乐赏赐给他。所以，凡是治下人民劳困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稀少；凡是治下人民安乐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众多。所以，观察诸侯的舞队，就能知道他的品德如何；这就好比听到某人的溢号，就可以知道他的生前行事一样。尧之乐叫《大章》，意思是尧的德行昭彰。黄帝之乐叫《咸池》，意思是黄帝之德普施天下。舜之乐叫《韶》，意思是舜能绍继尧之德行。禹之乐叫《夏》，意思是禹能发扬光大尧舜之德。殷周两代的音乐，是十分详尽的了。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
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该热不热该冷不冷人就会出现疾病，风雨不调就会发生饥荒。乐教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寒暑交替，教化不适时就会损害世道人心。礼制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风雨，礼制没有节制办事就不会奏效。由此看来，先王的制乐，就是用它来作为治理人民的一种方法，做得好，民众的行动就会表现出高尚的道德。譬如养猪酿酒，本不是为了制造祸端，但是打官司的却日益增多，这就是饮酒过度引出的祸患。所以先王制定了酒礼，光是“一献”的礼，就要求宾主互相多次拜谢，这样一来，即使整天饮酒也不会醉倒。这就是先王用来防备饮酒惹祸的方法。
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
所以喝酒吃饭，是为了皆大欢喜，增进友谊。乐是用来表现德行的，礼是用来制止越轨行为的。所以先王有了死丧之类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示悲哀；先王有了喜庆之类的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达欢乐。悲哀和欢乐的程度，都以礼来限制。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它可以改善民心，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所以先王才注重乐的教化。人都具有血气，又有知好歹的本性，但其喜怒哀乐的感情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取决于外界是怎样的感动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也就表现出相应的感情。
是故志微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譬如说，在演奏细微急促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忧郁；在演奏宽和、平缓、含义丰富而节奏简明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舒畅；在演奏粗厉、发声有力而收声昂奋、充满激情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振奋；在演奏清明、正直、端庄、诚恳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肃然起敬；在演奏宽舒、圆润、流畅、柔和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慈爱；在演奏流荡、邪僻、轻桃、放纵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所以先王在作乐时，必依据人的性情，参考音律的度数，使其清浊高下各得其宜。既合乎造化的平和，又依循五常的德行，使其阳气发扬而不至流散，阴气收敛而不至闭塞，含刚毅之气而不至发怒，有柔顺之气而不至胆怯，四者交融于中而表现在外，皆安于其位而不互相妨害。然后订立学习的进度，增益其节奏，审查其文采，以量度德的厚薄。同时比照音律度数的匀称，排列章节起讫的次序，以使五声各像其代表之物，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都表现在乐中。
故曰：“乐观其深矣。”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所以古人说：“从乐当中可以观察到发人深省的东西。”土地贫脊，草木就不生长；在搅混的水里，鱼鳖就长不大；阴阳之气衰弱，生物就长不成熟；世道混乱，礼就会废弛而乐就放纵无拘。因为放纵无拘，所以听起来其声悲哀却不庄重，快乐却不安详，散漫简易而节奏紊乱，流连缠绵而无所归宿，声一宽缓就包含着邪恶，声一急促就挑动情欲，感发出人们的跌宕情绪，消灭人们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是鄙视这种音乐的。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其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凡是邪恶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邪恶之气就与之呼应；邪恶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淫乐就产生了。凡是纯正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纯正之气就与之呼应；纯正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和乐就产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乖违与邪僻，弯曲与直正，各有各的朋类，这也就是说天下万物都贯穿着这么一条理：同类相应。所以君子就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样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恶的声不听，杂乱的色不看；淫荡之乐和非礼之礼，心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惰慢歪邪的习气，不让它沾染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灵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沿着正道，以履行其职能。
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着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然后砚发为声音，用琴瑟来伴奏；跳武舞时手执干戚，跳文舞时手执羽旎，用箫管来伴奏。这祥的乐就能够展现至高道德的光辉，调动四气的协和，从而昭示万物之理。因此，这样的乐，其清澈明朗像天，其无所不载像地，其终而复始像四时，其周回旋转像风雨。虽然乐器的色彩五彩缤纷，但却井然有序。虽然八音杂奏，但也不互相干扰；乐舞虽富于变化，但也像百刻计时那样有一定之规。
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高音与低音相辅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倡或和，或清或浊，轮番为主。所以，这样的乐流行就能使伦类向善，耳聪目明，心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君子快乐的是得到了仁义，小人快乐的是满足了私欲。用仁义来约束私欲，其结果是得到快乐而不会迷乱；只顾私欲而忘掉仁义，就会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推就所以前面说过，君子要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广乐教来完成教化，乐教推行则人民就归向仁义之道，至此，可以通过乐教看到君子之德了。所谓德，是人性的发端。所谓乐，则是由德开放出来的花朵。金石丝竹，是乐器。诗是抒发人的心志的，而歌则是拉长声调表达心志的声音，舞则是用种种姿态表达心志的动作。诗、歌、舞三者都是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为之伴奏。因此，乐所表达的心志，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气氛浓烈而使人潜移默化。和顺的品德积累于心，才能使乐的精华表现于外。有什么样的德，便有什么样的乐，只有乐是虚伪不了的。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
乐，是心灵的感动；声音，是乐的表现形式；施律节奏，是对声音的修饰。君子从心灵的感动出发，喜爱音乐的形式，然后加以整理修饰。所以《大武》之乐的表演，先敲鼓叫众人心中做好准备，再走三步表示将要舞蹈。开始重复一次，再往下进行；结束曲也重复一次，舞者才退下。舞者步伐迅疾，但不乱套离谱；音乐极其幽深，但却不隐晦。既能独自满足个人的意志，又不厌弃其中包含的道理；全面地体现了仁义之道，因而不至于私自放纵情欲。这种音乐既表现了情感，又树立了道义。乐舞结束，武王的德性也就得到了尊重。
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更加爱好善德；小人听了这样的音乐，也可以用来防备自己的过错。所以说:治民的方法，乐是最重要的。乐，是一种施与；礼，则是一种报答。乐，用来表现对王者功业的喜爱；礼，用来追念王者祖先的恩情。乐表彰功德，礼报答恩情、追念始祖。称作“大辂”的，那是天子的车子；龙旗有九旒，那是天子的旌旗；有青黑色边缘的龟甲，那是天子的宝龟。再加上成群的牛羊，那便是天子赐给有功诸侯的礼物。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乐，表达人的不可改变的情感；礼，体现了永恒不变的伦理。乐调和同一，礼辨别差异。礼乐的学说，贯通了全部人情。追究心灵的本源而了解其变化，这是乐的真情；表明诚实的精神而消除虚伪的态度，这是礼的纲领。礼乐依顺天地的规律，贯彻神明的德行，调动上下的精神，形成大小不同的仪式，调整父子君臣之间的规矩。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所以伟大的人物施行礼乐，天地也将要为之大放光明。天地之间，阴阳二气蒸发，互相配合，温润覆载，养育万物。这样草木就茂盛了，萌芽就出土了，鸟类就奋飞了，兽类就生长了，蛰伏的虫子也复苏了。飞禽在孵卵，走兽怀了胎。胎生的不会流产，卵生的不会蛋破。乐的道理，也就归于这样一种境界。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乐，并不就是说的黄钟大吕、奏乐跳舞，这只不过是乐的次要部分，所以由儿童来充当舞者。铺设筵席，陈列祭器，依上下进退的动作来行礼，这也是礼的次要部分，所以只需由司仪小官执掌。乐师只能辨别声律和诗句，所以只能在堂下面朝北弹琴。宗祝只不过了解宗庙的具体仪式，所以只能站在尸的后面。商祝只懂得丧葬的礼仪，所以只能站在主人后面。所以，能懂得礼乐的道德意义的属上乘，而只是在礼乐的具体仪式和技能上有所成就的则属下乘。德行的完善是首要的，而具体事务的完成是次要的。所以先王有上有下，有主有次，这样才能制作礼乐，推行于天下。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魏文侯向子夏问道：“我要是穿戴礼服礼帽听古乐，就唯恐打磕睡。要是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请问古乐让我产生那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而新乐又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又作何解释呢？”子夏回答道：“所谓古乐：表演时同进同退，整齐划一；唱歌时曲调平和中正而宽广。各种管弦乐器都在静候扮鼓的指挥，柑鼓一响，众乐并作。开始表演时击鼓，结束表演时击饶收束。用相来调节收场之歌曲，用雅来控制音乐的节奏。表演完毕，君子还要发表一通议论，借古喻今，当然不外乎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古乐的演奏情形。所谓新乐：舞蹈的动作参差不齐，唱歌的曲调邪恶放荡，使人沉酒其中难以自拔。再加上徘优侏儒的逗趣，男女混杂，父子不分。表演完毕，无论说明什么道理，也谈不上借古喻今。这就是新乐的演奏情形。现在您问的是乐，而您所喜欢的是音。“乐”和“音”虽然相似，但却是不同的。”
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说：“请问此话怎讲？”子夏答道：“古时候天地运行正常，四季风调雨顺，人民道德高尚而五谷丰登，疾病不生，也没有灾祸，这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兴起，定下君臣父子的名分，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准则有了，于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然后考正乐律，调和五声，演奏乐器来歌唱，创作诗篇来赞颂，这就叫做“德音”。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王季的美名传播四方，他的德行能够普照天下。既能普照天下，又能施惠于民，所以能够为人师表，能够成为国君，统治一方，能够顺应民心；能够择善而从。等到文王继位，他的道德高尚，连一点小毛病也没有，不但能得到上天的赐福，还能把福泽传给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您所喜好的，大概是叫做溺音的玩意儿吧！”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
文侯又问道：“请问溺音从何而来呢？”子夏答道：“郑国之音多是男女偷情，使人心志淫荡，宋国之音留恋妻妾，使人意志消沉；卫国之音节奏急促，使人心情烦乱；齐国之音傲慢邪僻，使人志骄意满。这四国之音，都偏重于色情而有害于道德，所以是不用之于祭祀的。《诗经》上说：‘肃雍和鸣之音，祖先才喜欢听。所谓肃肃，就是肃敬之义；所谓雍雍，就是和谐之义。如果能做到既肃敬又和谐，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当国君的，能对自己的好恶采取谨慎态度就好了。因为国君喜欢什么，臣下也就跟着喜欢什么；君长做什么，百姓也就跟着做什么。《诗经》上说：‘诱导民众是很容易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圣人作为鼗、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
然后才有圣人出来，制成靴、鼓、控、褐、壤、挽，这六种乐器，是能够发出德音的乐器。然后再用钟、馨、竿、笙来伴奏，使文质相杂，再加上手执午、戚、旎、翟的舞蹈。这样的乐就可以用来祭祀先王之庙了，就可以用来设宴接待宾客了，就可以用来排列官爵高低，身份贵贱而无不得当了，就可以启示后人，使他们懂得有尊卑长幼的次序了。钟声洪亮，洪亮就可以用来发号施令，有了号令就会使人充满勇气，充满勇气则战无不胜。
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因此，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将。磐声坚定有力，坚定有力的声音使人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会为真理献身。因此，君子听到磐声，就会想到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捐躯之臣。琴瑟之声悲哀，悲哀的声音使人清廉刚正，清廉刚正就会守志不阿。因此，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想到刚正不阿之臣。管乐器的声音宽广，宽广的声音使人会合，会合就能聚众。因此，君子听到管乐器的声音，就会想到善于安抚百姓之臣。鼓擎之声喧闹，喧闹的声音让人激动，激动就会率众前进。因此，君子听到鼓覃之声，就会想到将帅之臣。由此看来，君子听音乐，并不是只听那铿锵悦耳的声音，而是要从乐声中听出某种会心的东西来。”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
宾牟贾在孔子身边陪坐，孔子和他谈话。当话题涉及乐时，孔子问道：“《大武》表演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众，你说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开始伐封时担心得不到众诸侯的支持。”孔子又问：“《武》乐的曲调曼长，绵延不绝，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担心诸侯率兵迟到，赶不上参加战斗。”孔子又问：“舞蹈一开始就威武雄壮地举手顿足，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象征及时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孔子又问：“《武》舞的跪姿是右膝着地，左膝抬起，这象征什么呢？”宾牢贾答道：“您所说的跪姿不是《武》舞的跪法。”
“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孔子又问：“有人说《武》乐之歌有贪图商朝政权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根本就不是《武》乐之音。”
孔子又问：“如果不是《武》乐之音，那又是什么音呢？”宾牟贾答道：“这恐怕是乐官传授有差错。如果不是乐官传授有差错，那就是武王一时胡涂了。”孔子说：“是的。我从袋弘那儿听来的，和您所讲的一模一样。”宾牟贾闻言站起，离开席位，恭恭敬敬地问道：“关于《武》乐表演开始前为什么要长时间击鼓警众等问题，已经领教了。而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请问这是象征什么呢？”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孔子说：“请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讲。首先要明白，乐这种东西，它是象征已经完成之事的。从《武》的细节上讲，舞者手持盾牌，稳立如山，这象征武王的威重之容。舞者举手顿足，威武雄壮，这象征太公的必胜决心。《武》舞表演到最后演员都跪了下来，这象征周公、召公的以文治替代武功。
再从《武》乐的表演过程来讲，第一节象征武王北出孟津等待诸侯会合，第二节象征武王灭商，第三节象征回师向南，第四节象征南国归入版图，第五节时舞者分为两列，这象征周公和召公一左一右地辅佐天子，第六节时舞者回到表演开始的位置，这象征诸侯凯旋，尊崇武王为天子。
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
在表演过程中，有时在舞队的两侧各有一人摇动铎铃，而舞者以戈矛四度击刺，这象征军威雄壮，威振中国；有时舞者象将帅部署士卒，又摇动铎铃夹队而进，这象征要早一点渡河伐封。至于舞者站在舞位上久立不动，这象征武王在等待各路诸侯的到来。再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对《武》乐的评论吗？武王战胜了殷封王，来到了殷都，未等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于蓟，把帝尧的后代封‘于祝，把帝舜的后代封于陈。下车以后又封夏禹的后代于祀，把商汤的后代安置于宋，整修了王子比干的墓，把箕子从牢中释放出来，让他去寻访商代的礼乐之官并且官复原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为民众废除了殷封的苛捐杂税，为一般士人成倍地增加棒禄。然后渡过黄河向西，把驾车的马放牧于华山南面，表示不再用它们拉战车；把牛放牧于桃林的原野，表示不再役使它们；把兵车恺甲盖好包好以后收藏到府库里，表示不再使用它们。把干戈等武器倒放，用虎皮包裹起来，这叫做‘把干戈束之高阁’。把带兵的将帅封为诸侯。
这样一来，普天之下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打仗了。解散了军队，在郊外的学宫举行射箭比赛。诸侯在东郊习射时，奏《狸首》之曲；天子在西郊习射时，奏《驺虞》之曲。
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战场上那种穿透恺甲的射箭停止了。大家都穿上了礼服，戴着礼帽，腰插笛板，而勇士也不身带佩剑了。天子在明堂祭祀祖先，而民众也就懂得孝道了。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做臣下了。天子亲自耕种藉田，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敬祖了。这五件事，是对天下进行教化的重大举措。在太学中宴请三老、五更，天子袒开衣襟亲自切割牲肉，捧着酱请他们吃，端起酒请他们漱口，还头戴礼帽，手执盾牌，为他们起舞。这是示范诸侯怎样敬老养老。像这样，周代的教化就普及四海，礼乐都得到贯彻，而这又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看来，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
君子说：礼乐不可片刻离身。深刻体会乐的作用并用以陶冶内．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有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自然感到快乐，感到快乐就会心神安宁，心神安宁就会生命长久，久而久之就会被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这就有如天虽不言，而四季的交替从不失信；神虽不怒，而人人敬畏其威。这就是深刻体会乐的作用从而陶冶内心的结果。深刻体会礼的作用并用来整伤自身的外貌，就会给人以庄重恭敬之感，这种庄重恭敬之感又会使人感到威严。
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如果内心有片刻的不和不乐，鄙卑诈伪的念头就会乘隙而入；如果外貌有片刻的不庄不敬，轻易怠慢的心志就会乘隙而入。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外貌的。乐追求的目标在于和，礼追求的自标在于顺。内心和悦而外貌恭顺，那么民众只要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相争了，只要望见他的容貌就不敢有轻慢的念头了。由此可见，面色和善发自内心而民众莫不乐于听从，动作中规展现于外而民众莫不乐于顺从。所以说：深刻的体会礼乐之道，并将它用来治理天下，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情了。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乐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外貌的。所以礼注重谦逊退让，乐注重丰满充实。礼虽注重谦让，但也要自我勉励，以自我勉励为美；乐虽注重丰满充实，但也要自我抑制，以自我抑制为美。礼注重谦让，如不自我勉励，就会由于谦让过分而导致礼数有缺。乐注重充实，如不自我抑制，就会由于充实过头而导致放纵。所以礼讲究自我勉励而乐讲究自我抑制。礼做到了讲究自我勉励就会感到快乐，乐做到了讲究自我抑制就会感到安宁。礼的自我勉励，乐的自我抑制，都是为了做到恰到好处，所以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音乐和舞蹈，是让人快乐的，这是人之常情，不可或缺。
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人有了快乐的事，一定要通过声音来表示，一定要表现于动作，这也是人之常情。声音和动作，作为表达人的心情变化的手段，也不外乎就这两点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又不能不通过声音和动作表现出来，对这种表现如果不给以引导，就不能不出乱子。先王认为出乱子是件丢人的事，所以特地制定《雅》《颂》之声加以引导；使声的曲调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足以讲求义理而不塞窒，使其声调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单、刚强与柔和、急促与缓慢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影响人心。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所以这样的乐，如果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道来听，就无不和谐肃敬；在地方上演奏，长幼一道来听，就无不和洽顺从；在家门内演奏，父子兄弟一道来听，就无不和睦相亲。所以，这样的乐，是审定一个基调以定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表现其节奏，使节奏合成为乐章，就可以用来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使普天之下的百姓亲附。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
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这样的乐，听其《雅》《颂》之声，纯正的思想就会占据脑海；手执盾斧一类的舞具，练习舞蹈的俯仰屈伸姿态，容貌就会变得庄严。按照固定的舞位舞域行进，与乐曲的节奏取得一致，行列就很规矩，进退就很整齐。所以，乐可以说是天地之间最能合同的东西，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是人情不可缺少的东西。乐这个东西，是先王用来表示喜悦的；军队和刑罚这一套，是先王用来表示愤怒的。由此看来，先王的喜悦和愤怒，都找到了相应的表达手段：先王喜悦，则百姓们也跟着喜悦；先王愤怒，则暴乱之徒就害怕。先王的治国之道，礼乐可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啊。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
子贡去拜访师乙而向他请教，说：“我听说唱歌要适合各人的性格。像我这样性格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师乙答道：“我是一个卑贱的乐工，哪里配得上回答您的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一点我知道的情况，听了以后，由您自己作出判断。宽厚安静、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志意宏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合唱《大雅》。恭慎而好礼的人，适合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约而谦让的人，适合唱《国风》。坦率而慈爱的人，适合唱《商》。温良而果断的人，适合唱《齐》。唱歌这件事，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展示‘自己的品德。自己唱了起来以后，会觉得天地也在响应，阴阳和顺，星辰按序运行，万物各得其所。《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商代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商》。
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贡问乐。《齐》是三王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齐国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齐》。明白《商》曲真谛的人，遇事总能果断。明白《齐》曲真谛的人，能够见利而让。遇事总能果断，这是勇；能够见利而让，这是义。这种有勇有义的人，如果不是通过歌声表达出来谁能知道？所以就歌者的旋律变化来说，或上仰而高亢，或下降而低沉，或拐弯如物之折断那般干脆，或停顿如枯树那般沉寂，平直之音合乎曲尺，回环之音合乎圆规，连绵不断之音恰似一串珍珠。所以唱歌也是说话，只不过是拉长声调的说话罢了。心里高兴，就想说话；说话还不足以表达这种高兴，就拖长声调来说；拖长声调还不足以表达，那就加上咏叹吁磋；咏叹吁磋还不足以表达，那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子贡问乐。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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