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官方语言。语言看似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却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选官方语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但因政权变迁、定都不同等因素，官话也在不断变化。
各个朝代的官方语言一般是按照定都的地点来定，都城在哪里，那这个朝代就使用这里的话作为官方语言。
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据专家称，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
古代的雅言（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夏言。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秦汉两朝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已无法考证。
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
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两晋与南北朝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唐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宋朝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
元朝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后以元大都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明朝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清朝
清初开始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即清末的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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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历史的DNA。
中国的历史，是一段文明不断被野蛮摧毁和重建的历史，也是一段汉人不断南迁的痛史。汉语的每一个字，都精确地记录了这段汉族历史的血腥与伤痛。
汉语普通话的千年演变史
普通话名称变迁：雅言-通语-正音-雅音-官话-国语
汉语演变史
汉族以及汉语大致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汉族统一后的语言——“雅言”逐渐成为了汉语的正统。
西晋末年，匈奴等五胡在晋室内乱之时攻陷洛阳，史称“五胡乱华”。中原汉人纷纷南渡，越过淮河或更越过长江。这些侨民主要落户在了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
这些中原士族同时也把洛音也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是一片种族混乱屠杀的状况直至最终形成汉胡混血政权。中国就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了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对峙，中原汉语也“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以南京为中心的东晋南朝作为汉人的正统王朝，传承了中原的优秀文化，繁盛一时，史称“六朝文化”，而当时“南染吴越”的金陵音成为中国的官话。
终于，隋统一了中国。与秦一样，这个伟大的统一王朝仅仅传了两代就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盛的唐朝。
隋唐的首都都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
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形成了现在的日语。
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一统天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宋迁至杭州，即南宋。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
南京、扬州作为吴语的北缘，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
随后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实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至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区几乎成为无人区，黄河中游的“中原音”也完全覆灭。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头彻尾的亡国，南宋的军队和政权被蒙古人一直追杀到广东崖山，然后南宋丢失了全部的陆地，几十万南宋军队在海上与蒙古人决战并全军覆没，最终大臣背着还是小孩的南宋皇帝跳海自尽。
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自此起，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汉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彻底的丢失了政权。大量汉族精英被屠戮，文明的传承被割裂，中华上古、中古以来形成的文明被极度摧残。
明朝的官话
元朝国祚不到百年，朱元璋就“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大明朝横空出世。因蒙古人的屠杀，到明初中国的人口极度不平衡。于是朱元璋就从因位于山区而得以保存人口的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调人填四川。
此时环视中国，河洛早不是那个河洛，齐鲁早不是那个齐鲁，燕赵早不是那个燕赵，整个北方都不同程度的被胡化，而尤以元大都（今北京）附近为最，最后一个汉人的首都杭州也相当程度的被越人和吴语所同化。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
作为“再造华夏”的一个部分，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以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
事实上，今日我们所能够清晰的追慕到的最远的文明就是明朝，无论是文化、语言、艺术还是建筑。因为让中国第一次彻底“亡国亡天下”的元朝就像一把刀，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中国近古与中古、远古的联系。是伟大的明朝再造了华夏，让我们能够隐约触摸到宋朝以及宋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文明。
朱棣篡位之后，明朝迁都至北京。但整个明朝，南京都保留着与首都同样的建制，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大量的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
北京话的满化
明末，趁着中国内乱之际，满人趁机入侵中国，最终夺取了政权，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这在江苏一带遭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等等，满人在长江下游制造的屠杀惨案不断，而这里正是自南宋以来中国千年的文化、经济中心和主要人才出产地。
满人入关后，中国的总人口降为明末的一半。中国的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事情莫过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被屠戮，精英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所以精英的被屠戮等同于文明的被摧残。
清朝，北京迅速的被满化。基本属于野蛮人的满人本来根本不会说汉语，为了表达复杂的汉族文化，只能鹦鹉学舌的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
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到清朝中后期，这种方言最终战胜了作为明朝官话的下江官话，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
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明代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
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
但是满语的先天残疾摧毁了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渐渐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普通话。
积满灰尘的中华正朔
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灭亡了满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再造华夏。
而且与东晋、明朝一样，新的汉族政权同样定都在南京，这个汉民族的复兴圣地。华夏正朔再次转向长江下游。
这也印证了，南京一带更能代表汉民族那多遭劫难、几乎遗失的文明，这里较多的继承了华夏的正统因素。
民国覆灭之后，首都迁至了北京，新中国的一切开始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某种程度上，这造成了一种有悖于中华民国努力方向的“反汉化”。
曾经躲在北京阴暗角落里的满遗们终于看到了阳光，随着新“普通话”的推广，中国人逐渐远离并忘记了自己祖先的优秀文明和曾经使用过的语言。
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
在这个轮回变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中国官话的各个瞬间被中原的移民带到了东南沿海各省并以某种方式保存了下来。
比如，据说客家、闽南话就非常接近唐宋的官话，而粤语则比较接近秦汉时期的关中话。但东南沿海各省因为位于丘陵地带，位置偏远、人口较少，交通也很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迁移并没有政权的跟随，故而终究难以左右中国的主流，他们所保存的语言也难以反哺那个不断动乱变迁的中原。
历史上中原文明的碎片，就这样被边缘化为各种方言。只有长江下游一带，因为南迁的首都无一例外的全部落户在此，给这片土地打上了中华正朔的烙印，加之这里土地富饶、人口众多，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和影响整个中国的进程。
回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下江官话，这个接近明朝官话的方言，中国的语言专家们一致公认扬州话是最理想的国语，因为扬州话声音好听，保存了汉语的重要特征入声，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这证明扬州话可能最接近明代汉族人的普通话。
有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叹息也好，扼腕也罢，都已经无济于事。经过蒙、满奴役了三百多年的汉人，到清末的时候，已经从汉唐高贵的子民沦为劣等低贱贫穷的半野蛮人，诚惶诚恐、亦步亦趋的拷贝西洋或东洋的文明成就，仿佛这个民族从来就是这样的落后。
而本是偏远蛮夷的日本和韩国，却因为保留了汉唐宋明珍贵的文明碎片而最终从蛮夷走向中华，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中国现在的官话，恐怕是再难动摇了，但积满灰尘的中华正朔，或许在将来还能再次被擦亮。
近代“普通话”
近代的“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推广民族共同语是非常必要的，克服方言分歧造成的隔阂。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历史上曾经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一律平等，而民国时期的国语实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语。
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
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
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
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
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
“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
其中，“普通话”三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语法以鲁迅、茅盾、冰心、叶圣陶等人的著名现代白话作品为规范，并且还必须是这些现代白话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话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准。
如今，不时看到有关外国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相关报道，一些人甚至热情地预测这门古老的语言可能撼动英语当年通过侵略、殖民而取得的国际共通语地位。
也有人，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里预想的那样，认为普通话将和英语融合为一门强大的世界语言。
且不论这一前景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多人来学习普通话，并不是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多了，而仅仅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掌握这门语言意味着通向某个未来的机会。
一如战略学者乔根·兰德斯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所主张的，要赢得未来的关键之一是，鼓励你的孩子学普通话，不要怕它难学，“正是因为普通话非常难学，因此少数会说普通话的人，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古人不会说“普通话”
能当“公务员”么？
自通语诞生之日起，官方对使用这种“普通话”的要求就日益严格。
早在“雅言”时期说不上什么官方的约束和规范，更多的是从俗从众而已。但到了秦汉的“通语”，隋唐的“汉音”以后就不同了，陆续出现半官方或官方性质的规范约束加之于通语。
《魏书·咸阳王禧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就推广“普通话”征询咸阳王禧意见的对话，孝文帝说道：“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而对于故意不说正音的人，则要处以降爵黜官的惩罚。孝文帝更是表达了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李冲的不满，“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可见那个时候，在正式场合学通语，说通语已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
到了“官话”，“普通话”阶段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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