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败经》，说尽世间失败之根源，析败致胜之奇书，作者为晚清“中兴四臣”之一的曾国藩。该书包含了曾国藩耗用近乎毕生时间对“败”的深刻理解和刻骨铭心的感悟。本篇内容极短，小编结合《挺经》弄长了，下次仔细疏理《曾国藩十三经》，再作完善，特此说明，诸子界注。
卷十三●智败
天道忌巧 敬慎而为
[原文] 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选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抄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一门，除我所抄者，难再多选耳。
[译文] 平时所说的文章四象，识度属太阴一脉，气势属太阳一脉，情韵属少阴一脉，趣味则属少阳一脉。书中所选的文章，都太过于高深古朴，非是平常人能轻易读得明白的。弟若能够依照文章四象的道理另外选择一些通俗易懂，像你平日所喜欢的那一类文章抄下来诵读，一定会有所进步，受益匪浅。只是趣味这方面的文章，除去我所抄的外，也很难再多选到什么了。
七月二日星变，既有此占，我辈当儆省，何可乘机劾人？弟平日居心似不如此二次，或失言耳。“明年上半见机而作”，此亦错计。今春甫出，岂可倏起倏灭？左帅虽横行一世，尚未弹劾如官，胡之显贵者。然此次西行不辞艰险，亦以平日苟责他人，畏人之议其后耳。弟作此石破天惊之事，而能安居乡井乎？宜早熄此念，敬慎图之。
【译文】
七月二日星象将会有变，既然知道这个预言，我们兄弟自当好好反省，自我儆诫，以保平安。又怎么能趁此机会去弹劾别人呢？弟弟平时做事的居心似乎不像这两次这样的，是冒失所言。明年上半见机而作，也是错误的打算。今年春天你才出来做事，怎么可以追求这种忽起忽灭的状况呢？左宗棠大帅可说是横行一世，还没有弹劾像官、胡这样显贵的人。而且这一次奉命向西出兵，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也是因为平时对人过于苟责，害怕别人在背后议论。弟弟要做这种石破天惊，让人震骇的事情，还能在家乡安居吗？趁早打消这种念头，抱定恭敬谨慎的态度，一步步地干下去。
行军打仗 最忌浪战
[原文] 在吉安扎营，不宜离城太近，盖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以防范，奸细混入难以查察。节太短，则我军出队难以取势，各营同战难于分段。一经扎近之后，再行退远，则少馁士气，不如先选之为愈也。
[译文] 在吉安扎营，不应离城池太近。因为营地过于逼近，就难于防范敌军偷袭，奸细混进来也难以查出。距离太短，则我军出兵列队时难以显示气势，各营一同作战也难以分段迎击。一旦扎营以后，再往远处退却，就会削弱士气，不如先离远些好。
牵率出队之弊，所以难于变革者，盖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一遇贼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来则感其相援，不来则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受挫，并未接仗，亦以令箭报马预请他营速来接应。习惯为常，视为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虑他日之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战阵呼吸之际，其几甚微，若尽听他营之令牵率出队，一遇大敌，必致误事。
牵连出兵作战有许多弊端而难以改变的原因，在于这一营出兵时并未通知那一营，一遇敌军接仗，小有挫败，就用令箭飞请其它营前来接应。来了就感谢他们救援，不来则怨恨他们。甚至并未遭到挫败，并未接仗，也用令箭报马预先请其它营出兵接应。习以为常的话，看成是当然如此。既怕惹人怨恨，又怕以后受报复，于是便不下去，不忍不去。而临阵作战是在呼吸之间决定胜负，时机非常短暂，如果都听其它营的令箭牵达出兵，一旦遭遇大敌，必定误事。
凡与贼相地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为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滑，滑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者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凡是敌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最要戒备的是浪战。士兵会把浪战当作玩耍，玩的多了就会疲惫；敌军因为我们浪战变得狡滑，就会了解我们的情况。以我军的疲惫与敌军的狡滑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因此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日不打一仗，不可打仗而毫无算计安排。
仕家易败 农家能久
[原文]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
[译文] 仕大夫有地位的家庭，家道通常很快就衰败下去，往往还不如一般读书的农夫家庭家业持久而不衰。为什么会这样呢？仕大夫们的家道招致衰败大约有这么几个原因，那就是如下四个方面：不议礼仪，做事没有规矩，接人待物粗鲁蛮横的家庭衰败；兄弟之间互相欺蒙诈骗，全然不顾孝悌、争家夺财，各自为己的家庭衰败的快；妻女淫荡秽乱，败坏门风，不顾耻辱的家庭早衰败；子弟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唯有自己最好，轻视慢待别人的家庭易衰败。
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一个人自身失败的原因也有四个方面：骄傲自满、仗势欺人者容易身败名裂；昏暗糊涂，好逸恶劳、偏信下人之言者易失败；贪婪成性并且待人苛刻的人易失败；反复无常没有信义的人易失败。如果没有以上所说的易失败的八个原因的任何一个，那么绝对不会有败家覆身的事情发生。
官宦命短 孝友运长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译文] 世上凡是官宦显贵的家族，他们的财富显势往往只一代人便会享用净尽，他们的子孙们骄奢淫佚，挥霍无度，继而放荡不羁，吊儿郎当，最终走向穷困没落，能够延续盛势一二代人的就极其罕见。富足的大商人家族，勤劳节约的大概延续三四代人就不错了；半耕半读的家族，谨慎而简朴生活的，也许能延续五六代人；能孝敬老人，兄弟之间友善的家族，还可以绵延个十代八代。
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
我现在依靠祖宗们积的阴德，偶然少年而得志，唯恐自己一个人把祖宗的德享用干净，因而教育各位兄弟以及子女们。但愿他们能成为耕田读书，孝悌友爱的家族，不希望他们成为官宦家族。如果不能识透这层天机，即使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争得显赫的官位，终究算不上先辈们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是我们家族的功臣。
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
如果能看得透这层道理，那么我会十分钦佩。澄弟常常因为我升了官得了差事，就说我是先辈们的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不是贤德孝顺。如果升官便是贤德孝顺，那么象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位高品极，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就是孝子贤孙吗？
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我自知学识浅薄，误登高位显爵，于是事事留心，时时在意。此时虽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可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以贵凌物 物不会服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敬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译文]
古代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说：你要好好地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坏事是小的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好事是小的，而不去做。一个人唯有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诸葛亮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
西凉李嵩，手令诫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
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胡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处理。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称王五年来，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有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
「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够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对部下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尽管早上还是死对头，但是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
「刘宋」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他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褊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
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他对于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再引用西门，因为没有明确名字，不易考证。大概是指战国时的一个名臣西门豹，有关他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众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又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们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拿出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了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文帝」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相当于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加以辅助。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将来不要跋扈僭替。一方面也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了。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意气而草草断案。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就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要慎重地考虑。古代常见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来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不可以送人。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宋文帝更以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外面也因此而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当时的南北朝，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他的理论是，不能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也不能没有威严，所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偶尔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养成。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瞭，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亲，则要称「家父」、「家母」；父母过世了，也只能称「先父」、「先母」；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你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他引用这个比喻，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他又说：评论别人的好坏，或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唆，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的女儿一样，在替她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对她叮咛，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又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对人敦行厚道，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错，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有一个人的作风是另外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做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结果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他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地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多做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做儿子的牺牲自己，设法给父母就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孝子是这样产生的。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词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煌煌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数据。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他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木皮散客的鼓词》、《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这种历史背景，在《孟子》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其中有关魏、齐等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中国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由公众号诸子界整理发布)
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
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
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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