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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原道第一
【原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译文】
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和天地一起产生，怎么诠释它更为合适呢？从宇宙混沌到天地分判，出现了两块圆玉似的日月，显示出天上光辉灿烂的景象；山河壮阔，来展示大地的相貌。这也许就是大自然所作的文章了吧。抬头就可以看到星光璀璨，低头就可以看到山河逶迤。上下的位置确定后，天地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人与二者互相配合，凝聚着天地的性灵，这就是道家所称的“三才”。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的本心。人都具有思想感情，从而产生出语言来；语言产生之后，就会有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间的规律。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将文章的理念推广到世间万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有文章可循。龙和凤以美丽的鳞羽，表现出吉祥的征兆；虎和豹以身上的花纹，来呈现英姿。云霞的彩色，比画师的点染还美妙；草木的花朵，也并不依靠匠人来加工点缀。这些都不是外加的装饰，都是自然的文章罢了。还有林木的孔窍因风而发出声响，好像琴瑟和鸣一般；泉流石上激起的音韵，又好像磬钟齐奏一般。所以，形体确立之后自然的文章也就完成了，声音就是文章的词句。就连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那么富有智慧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出现呢？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人类最早的文章，应当是始于天地分开前的那一团气。深刻地阐明这个微妙的道理的，应该是《易经》中的卦象。伏羲以八卦开头，而孔子以辅助性的《十翼》结尾。而对《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进行解释。可见语言需要文字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如果说伏羲的八卦是因为黄河里的龙马献上了图，大禹制定九畴是因为神龟送来书，那么玉板金字和绿竹赤文又是谁做的呢？也许只有神才会给出这样的启示吧。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 自从古人从鸟爪感悟出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后，文章的作用就开始显露了。炎帝和太皞遗留的事迹，被记载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从追寻。唐虞时代的文章，其文采开始丰富。天子开始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怀和志向；伯益和后稷进谏的意见，也展示了进言的风尚。夏朝兴盛了起来，其业绩非常宏大，各个领域都井井有条，称赞夏朝的功勋和功德。到了商周时期，文采要比之前的质朴风格更加精彩，《雅》和《颂》的出现，使得文章更加文采斐然且日新月异。
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周文王受难时所作的卦辞和爻辞，其内涵丰富且文采俱佳，意义精深且内涵坚毅。更有周公才华横溢，振兴文王的事业，作诗作颂引导大众的言论和辞藻。直到孔子继承了先圣的遗志，超过了前人的光辉，编定六经，成为先贤文采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潜心陶冶情操，组织修辞，使他的教令就像铃声一样能够收到千里之外民众的响应，他的思想就像是珍珠一样流传千古，发扬了天地的光辉，同时也开启了万世子民的智慧。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 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加以发挥，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他们效法河图和洛书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制定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展各种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巨大的作用。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由此可知：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边，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没有阻碍，天天可以运用而不觉得贫乏。《周易·系辞》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因为它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原故。
赞曰：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总结： 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是精妙的，应根据这种精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古代圣人使这些道理发出光芒，也使伦理道德获得了宣扬。 这是由于最早有了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洛水里的龟献出了书。因此，在观察天文的同时，也该学习人文来完成教育。由“诸子界”公众号整理发布。
征圣第二
【原文】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
【译文】
所谓“圣”，就是能够独立创造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继承阐发圣人学说的人。通过文章和思想来陶冶后人的性情，古代圣贤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如同孔子的文章，可以确实地看到；在这些文章里，圣人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感受到的。古代先王圣人教化万民的思想，在古书上记载着；孔子的言行，都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导人的言论里。孔子说在唐尧时代文化就已经很丰富了，在周朝时期就有可以遵从的文化内涵了：这就是政治教化以文章为贵的象征。
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春秋时郑国攻入陈国，在对待晋国的责问中，郑国子产因为善于辞令而立下功劳。宋国曾用最隆重的宴会招待宾客，由于谈话富有文采，孔子特使弟子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事业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孔子赞扬子产，说他不仅能用语言来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文采把语言修饰得很漂亮。孔子谈到一般有才德的人时，就说情感应该真实，文辞应该巧妙。这些都是个人修养方面以文为贵的例证。由此可见，思想要充实而语言要有文采，情感要真诚而文辞要巧妙：这就是写作的基本法则。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 圣人能够全面考察自然万物，并深入到其中精深奥妙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写成堪称楷模的文章，其表达的思想也才能与客观事物相吻合。圣人的著作有时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其主要思想，有时用丰富的文辞抒发感情；有时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的主体，有时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的作用。如像《春秋》就常用极少的文字来批评和赞美，《礼记》里常用轻的丧服来概括重的丧服：这就是用较少的语言来表达主要思想的例子。又如《诗经·豳风·七月》是用许多章句联结成篇的，《礼记·儒行》也常用复杂的叙述和丰富的辞句：这就是用较多的文辞来详尽地抒发情意的例子。
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此外，有的文章讲得像《夬》卦所说的那样决断干脆，有的文章写得像《离》卦所说的那样清楚透彻：这就是用明白的道理来建立文章主体的例子。还有《周易》中的四种卦象，道理精深，意义曲折；《春秋》所运用的五种记事条例，也常是文辞微妙，意义宛转：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而不直接显示文章作用的例子。根据上述可知：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详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或压缩、或加详，要随不同的时机而定；写作上的千变万化，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所有这些，如果以周公、孔子的文章做标准，那么在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 因此，评论文章一定要用圣人的标准来检验，寻求圣人的标准一定要以经典文著为根据。《周易·系辞》说：“辨明世间万物，给予正确的语言加以说明，语言可以简短但意义必须完善。”《尚书·毕命》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应该一味追求奇异。”由此可见，必须有恰当的说明才能表达出文章的论点，必须抓住要点才能安排好文章的辞采。倘能这样安排文辞，就能避免单纯追求奇异的毛病；这样建立起来的论点，也就能得到辞句明确的益处了。
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那么即使内容精深曲折，但不会影响到它说明的恰当；虽然文辞微妙宛转，但不会妨害它能抓住要点。文章要抓住要点和辞句写得微妙并无矛盾，说明的恰当和内容的精深也可同时并存。这些情形，在圣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颜阖说：“孔子好比在已有自然文采的羽毛上再加装饰似的，只追求华丽的辞藻。”虽然颜阖想借此来指责圣人，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圣人的文章是既雅正又华丽，本来就是兼有动人的文采和充实的内容的。自然之道本来是不易弄懂的，尚且有人去钻研它；文章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为什么不好好加以思考呢？如果能根据圣人的著作来进行写作，那么写成的文章就接近于成功了。
赞曰∶ 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总结： 只有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用精妙的道理做文章，秀美的才气成就文采。 他们的见解有如日月之明，他们的辞藻就像高山大海那样丰富。古代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
宗经第三
【原文】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
【译文】
讲述天、地、人三才不变道理的书籍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典。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三皇时产生了《三坟》，五帝时出现了《五典》，又加上《八索》、《九邱》等古书；它们经过长期的流传而不清楚了，后来的著作越来越错综复杂。
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自从经过孔子对古书的整理，它们的精华都放射出光芒。于是，《易》的意义有《十翼》来发挥，《书》中指出了“七观”，《诗》里分列出四部分作品，《礼》明确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中提出五种记事条例。所有这些，在义理上既有陶冶性情的作用，在文辞上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因此可以启发学习，培养正道，让本身明白的道理更加显著。但是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十分微妙，圣人的见解卓越；就像高大的墙能包容宽广，千万斤重的大钟，决不会发出细小的声音来。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易经》是专门研究自然的道理的，讲得精深微妙，可以在实际中运用；所以《系辞》中说：《易经》的意旨深远，辞句有文采，说的话符合实际，但其中讲的事情难以明白。孔子读这部书时，三次翻断了系竹简的皮绳，可见这部书是圣人深奥哲理的宝库。《尚书》主要记载古代王者的语录，只是文字不易理解；但只要通过《尔雅》了解古代语言，它的意思也就简单了。所以子夏赞叹《尚书》说：“它像日月那样明亮，像星辰那样清晰。”这无非是赞美《尚书》记的很清楚明白。
《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诗经》主要是抒发作者思想情感的，它的文字和《尚书》一样不易理解；里边有《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又有“比”、“兴”等不同的表现方法，文辞华美，比喻曲折；讽诵起来，可以体会到它温柔敦厚的特点，所以它切合了圣人的情怀。《礼经》可以树立体制，它根据各种事务来制订法度，其中的条款非常详细周密；如果照它去实行，效果一目了然；任意从中取出一词一句，也是十分珍贵的。
《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春秋》这部书在辨明道理上，一个字就能显示出赞美或批评来。例如“陨石五块”“六只水鸟倒飞”，这是用文字的详尽来显示写作的技巧；“宫门和门前两观失火”，则用先后次序的不同来显示主次。《春秋》委婉曲折、用意隐晦，确实非常深刻。《尚书》文辞古奥但内容明确易懂；《春秋》文辞简单，但意义深奥难懂。这就是说圣人文章辞藻各有特色，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经书就像大树一样，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文辞简练而意义丰富，所举事例很平凡而所暗示者却很远大。因此这些文书虽然历史久远，但它们遗留下来的意义却永远新颖。后世的人向它们学习，一点不嫌太晚；前代先贤用了很久也不嫌过时。经书的伟大作用，可以说像泰山云雨洒遍天下，又像黄河之水可以使周围千里都得到灌溉。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为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所以论、说、辞、序等体裁，都从《周易》开始；诏、策、章、奏等体裁，都发源于《尚书》；赋、颂、歌、赞等体裁，都以《诗经》为本源；铭、诔、箴、祝等体裁，都从《礼经》开端；纪、传、盟、檄等体裁，都以《春秋》为根本。这些经书都为后世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替文章的发展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因此，在创作上任凭诸子百家怎样驰骋活跃，归根到底总是超不出经书的范围。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如果能根据经书来制定文章的格式，学习经书中的词汇来丰富语言，这就如同靠近矿山来炼铜，煎熬海水来制盐。所以如果能够学习圣人经典来写文章，这种文章就能基本上具备六种特点：第一是感情深挚而不欺诈，第二是教训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所写事物真实而不虚妄，第四是意义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风格简练而不繁杂，第六是文辞华丽而不过分。扬雄用玉必雕琢然后才能成器作比喻，说明五经里面也必须有文采。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人的德行决定着文章的好坏，而德行又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项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首要地位；正如美玉必须有精致的花纹一样，“文”是和其他三项相配合的。后世的人在勉励德行、建树功名上，都知道要向圣人学习，只有在文章的写作上，很少学习圣人的经典。因此，楚国宋玉等人的作品就比较艳丽，汉代更出现了许多过分铺排的辞赋。这种偏向越发展越严重。纠正这种错误，使之回到经书的正路上来，不就好了吗？
赞曰∶ 三极彝训，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总结： 经书上阐述了天、地、人最经常的道理；要从这里吸取教训，便应深深地钻研经书。他们本着一个总的教育目的，具体进行教育则分为五经。 它们不仅有培养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且是文章的巨大宝库。经书是这样的精深和美好呵！真是一切文章的祖宗。
正纬第四
【原文】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译文】
根据自然之道可以阐明深奥的事理，使不明显的自然法则明显起来。马龙献出河图就产生了《易经》，神龟献出洛书就产生了《洪范》。《周易·系辞》中所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写作了经书。”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历时久远，有关记载很不清楚，容易产生不实的假托；因此，流传下来的文章保留了真实，也保留了虚假。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 儒家六经光彩鲜明，而纬书却十分烦琐；《孝经》、《论语》等已讲的很明晰了，而解说《孝经》、《论语》的谶纬却讲得十分冗长。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有四点证明纬书是伪托的：用纬书来配经书，正和织布一样，必须丝或麻的经线纬线分别配合，才能织成布或帛。现在经书是正常的，纬书却很奇特，二者相背千里。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一点。经书内容明显，那是因为它用于教化民众；纬书内容隐晦，那是因为用神妙的现象来说明。那么前者的文字篇幅必然要多些，后者的文字篇幅应该少些。
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策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但现在却是纬书多于经书，神妙的道理讲得更为繁多。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二点。要有上天所降的旨意，才能说是“符谶”，可是有人说八十一篇谶纬，全是孔子所作，但纬书中又说唐尧时出现了绿图，周文王时出现了丹书。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三点。在商周以前，符命占验已大量出现了；但经书是在春秋末年才齐全的。如果是先有纬书而后有经书，这就违背了经纬相织的正常规律。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四点。伪托的纬书既然违背经书，则经书与纬书的意义不同就很明显了。经书已满可成为后世的准则了，何须纬书参预呢！
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河图、洛书的现世，是上天的美好指令，是为了彰显圣人在世的祥瑞，而不是配合经书。因此，孔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出现河图的天意，孔子才有所感叹，如果可以随意伪造，孔子也就不会如此感慨了。昔日周康王把河图供在东边的厢房，由此可知先贤将上天降下的祥瑞看作珍宝，并世代相传，而孔子所编著的文章，只是记叙和收录这些罢了。于是，那些游方的术士，就将很多言论附于诡异的说法，有的论说阴阳，有的说灾难，有的说鸟像人一样说话，有的说虫子吃树叶而形成了文字，各种说法肆意滋生蔓延，都要假托孔子的著作。通晓儒家学说的人进行审核之后，认为这些纬书都起源于西汉哀帝和平帝的时候，原本被帝王视为珍宝的河图、洛书，最后的结果是真假难辨。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东汉光武帝时期，他相信谶纬之术。随着风气传扬开来，谶纬之学的学者比比皆是。沛献收集了众多纬书来通晓经书，曹褒根据遗留的谶书来制定礼仪制度，这种不符合自然大道的行为非常严重。所以桓谭痛恨谶纬虚伪，尹敏嘲讽谶纬浮夸，张衡揭发谶纬乖僻谬误，荀悦指明谶纬伪托。这四位贤者学识渊博，论述精深。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至于伏羲、神农、轩辕、少皞等最早的传说，山水和音乐灵应的会合，白鱼跳到周武王的船上，周武王的屋上火变为赤色的乌鸟，以及深山出现黄银和紫玉等祥瑞，这些内容广泛，事迹奇特，而又辞采丰富，它们对经书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对文章的写作却有一定帮助。所以后来作者，常常采用其中一些精采的描写。张衡担心纬书迷惑人们的学习，曾奏请汉帝下令禁绝；荀悦则为其中搀杂一些真的而惋惜，所以他不同意完全烧毁。因为前人用纬书来配合经书，所以有必要详加论述。
赞曰∶ 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 总结： 光荣的黄河，温暖的洛水，孕育了河图、洛书。这种神圣的珍宝包藏着巨大的用途，它的内容深刻而文辞可贵。 可是经过两汉，由于大量的纬书出现而搅乱了经书。在文学创作上，剔除其中的虚假诡诈部分，还可吸取一些有用的辞采。
辨骚第五
【原文】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译文】
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再没有能与之媲美的新作。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骚》了。这是在《诗经》之后兴起，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从前汉武帝喜爱《离骚》等篇，让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刘安认为：《国风》言情并不过分，《小雅》讽刺也很得体，而《离骚》等篇正好兼有二者的长处。屈原能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浊的环境，能够消遥于尘俗以外，其清白是染也染不黑的，简直可以和太阳、月亮比光明了。
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
但是班固却认为：屈原展露才华，怀着怨恨而投水自杀；他在作品中讲到后羿、过浇、二姚的故事，与《左传》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讲到昆仑和悬圃，在儒家经典中没有记载。不过他的文辞很华丽、雅正，是辞赋的创始者。所以，屈原虽然算不上贤明的人，但可以说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后来，王逸却以为：《诗经》的作者说什么曾提着耳朵警告，屈原就比这和缓得多。《离骚》里边常有根据经书来写的，例如说驾龙乘凤，是根据《易经》中关于乘龙的比喻；说昆仑和流沙，是根据《禹贡》中关于土地的记载。
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所以，后代著名学者们所写的辞赋，都以他为榜样；的确是和金玉一样值得珍贵，历史上没有可以和他并称的。此外，如汉宣帝称赞《离骚》，以为都合于儒家学说；扬雄读了，也说和《诗经》相近。刘安等四人都拿《离骚》比经书，只有班固说与经书不合。这些称赞或指责都着眼于表面，常常不符合实际，那就是鉴别不精当，玩味而没有查考。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要审核每一个人的言论，必须核对《离骚》本身。例如《离骚》陈述唐尧、虞舜的光明和伟大，称颂商汤、夏禹的庄严与恭敬，这些都与《尚书》中的《典》《诰》记载十分接近。其中讥讽夏桀和殷纣王的狂妄褊狭，伤叹后羿与过浇的灭亡，这些就是符合经书中规劝讽喻的意思。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来比喻小人，这都是比兴的手法。回顾祖国要掩面流涕，叹息君门深重君王难见，是忠君爱国的言辞。这些都是《离骚》与经书相同的地方。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至于《离骚》托龙与云旗，讲述怪诞的故事，丰隆追求洛神，鸩鸟向娀女求婚，的确是怪异的话语。《天问》说共工撞倒天柱山，后羿射日，《招魂》说九头的大力士、三只眼的土地神，这些也都是怪异的言语。《离骚》说彭咸投河的做法，《九章》伍子胥在江水里寻求快乐，这些都是狭隘的说法。《招魂》里讲述男女杂坐不分是快乐，终日饮酒是欢愉，这是负面荒淫的行为。这些是和经书不同的地方。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所以，《离骚》和经书相同的地方有一些，夸张的地方也有一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离骚》效法古代圣贤的佳作，同时掺杂了战国时期的文学风气。与《诗经》相比可能略差，但与后世作品相比要好得多。看它用来建立骨骼的主旨，作为附着骨骼肌肤的文采，虽然熔化经书的含义，但也独自创制出卓越的文采。所以，《离骚》和《九章》表达了哀怨的志向，《九歌》和《九辩》体现了感伤的情怀，《远游》和《天问》彰显了文思和巧慧，《招魂》和《大招》应用了华丽的文采，《卜居》代表作者狂放不羁的意志，《渔父》寄托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性情。所以《离骚》气概贯穿古今，辞藻华丽堪称绝伦，一时文章难有能够与它相媲美的了。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从王褒《九怀》以后，许多作品都学习《离骚》，但屈原和宋玉的好榜样总是赶不上。屈、宋所抒写的怨抑的情感，使读者为之痛苦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叙述的离情别绪，也使读者感到悲哀而难以忍受。他们谈到山水的时候，人们可以从文章音节悬想到岩壑的形貌；他们讲到四季气节的地方，人们可以从文章辞采看到时光的变迁。以后枚乘、贾谊追随他们的遗风，使作品写得华丽绚烂；司马相如、扬雄循着他们的余波，因而作品具有奇伟动人的优点。可见屈、宋对后人的启发，并不限于某一个时期而已。
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后来写作才能较高的人，就从中吸取重大的思想内容；具有小聪明的人，就学到些美丽的文辞；一般阅读的人，喜欢其中关于山水的描写；比较幼稚的人，只留连于美人芳草的比喻。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依靠着《诗经》，一方面又掌握着《离骚》，吸取奇伟的东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华艳的事物而不违背实际；那么刹那间就可以发挥文辞的作用，不费什么力就能够穷究文章的情趣，也就无须乎向司马相如和王褒借光叨（tāo滔）教了。
赞曰∶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总结： 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他惊人的才华像飘风那样奔放，他宏大的志愿像云烟那样高远。 山川广阔无极，情思宽广遥远，伟大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同样的无边无际；因而为文学创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字字句句都光彩艳丽。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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