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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明诗第六
【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译文】
虞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歌则是丰富这种表达方式。”圣人分析了经典之后，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表达出来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是这样。“诗”的含义是扶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感应。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将《玄鸟歌》谱入歌曲；黄帝时的《云门舞》，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到唐尧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这两首歌辞，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从商朝到周朝，风、雅、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诗经》的“四始”既极光辉灿烂，而“六义”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为绚兮”等诗句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等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经》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采诗官停止采诗；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到了楚国，就有讽刺楚王的《离骚》产生。秦始皇大量焚书，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仙真人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汉代初期有了四言诗，第一个著文章的是韦孟，他的作品意义在于讽谏，是继承了周朝文章的风格。孝武帝爱好文学，便有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作则没有一定的格式。西汉时期，刘向受成帝王的命令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三百多篇，所收集的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和文采的作品，可以说非常丰富了。但这些诗人遗留下的作品中，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和班婕妤分别作的《与苏武》《怨诗》就被后人怀疑。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从《召南·行露》就开始有了半章五言；孩子唱的《沧浪歌》，全首诗都是五言了；往远一点看，春秋的时候就有《暇豫歌》；往近时看，西汉有孩童唱的《邪径谣》。由此可见，五言诗出现得很早。再说一个古代诗歌的好作品，那就是《古诗十九首》，有人说是枚乘作的，其中的《冉冉孤生竹》为傅毅所作。根据这些诗歌的辞藻判断，应当都是两汉时期的佳作。从行文中推敲，质朴而不粗野，婉转附于实物，惆怅贴切真情，真是五言诗中的优秀作品。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则清丽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则清雅新奇。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空前活跃。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都有不错的作品。这些人喜欢风月，爱游美苑，诗歌中有恩宠荣耀，也有宴会上的酣畅淋漓，慷慨激昂抒发心志，光明磊落施展才华。他们叙述中不追求细腻的技巧，在写景方面追求清晰明了。这些都是建安诗人共有的文章风格。到了正始年间，道家思想流行，于是诗歌中夹杂了修仙的心情；其中何晏等人，作品内涵较为浅薄。只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诗词还算可圈可点，所以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成就更高。另外，应璩的《百一诗》，也能独树一帜，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继承了建安时代的遗风。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
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 所以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主要是雅正而润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是清新华丽。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
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南北朝贺道庆开的头；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种种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总结： 人生来都有情志，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一直发展到《诗经》就更加成熟。 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如此一来，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
乐府第七
【原文】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译文】
所谓“乐府”，是用宫、商、角、徵（zhǐ止）、羽的音调，来引申发挥诗意，又用黄钟、大吕等十二律来和五音配合。不但传说天上常奏《万舞》，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时候也曾有过八首乐歌。此外如黄帝时的《咸池》、帝喾时的《五英》等等，现在都无从考究了。以后夏禹时涂山女唱“候人兮猗”，是南方乐歌的开始。有娀氏二女唱“燕燕往飞”，是北方乐歌的开始。
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夏代孔甲在东阳作《破斧》歌，是东方乐歌的开始。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是西方乐歌的开始。历代音律声调的演变，是很复杂的。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谣，采诗官借以搜集舆论，乐师则给这些歌辞制谱，使自己的感情和志向通过音乐表现出来，通过音乐改变人的气质。因此，晋国的乐师师旷能从南方歌声里看出楚国士气的盛衰，吴国的公子季札也能从《诗经》的乐调里看出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兴亡，这确是很精妙的。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 音乐本来是用以表达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先代帝王对此非常注意，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乱和失当的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时，一定要选择有关政治功德的乐曲。因此，乐曲中所表达的情感，能感动天、地、人和春、秋四时；其教育作用可以远达四面八方。自从雅正的音乐渐渐衰落以后，淫邪的音乐便渐渐兴起。秦始皇时烧了《乐经》，西汉初年想恢复古乐。由乐师制氏记下音节，叔孙通定下礼容和法度。汉高祖时作《武德舞》，汉文帝时作《四时舞》，虽说是学习古代的《韶乐》和《大夏》，却也继承了秦代的旧乐，所以，中正和平的乐调便难于再见了。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汉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到武帝重视礼乐，建立乐府这个机构，综合北方的音节，采取南方的腔调，还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来配合乐律，朱买臣和司马相如用《楚辞》的体裁来写歌辞。像《安世房中歌·桂华》等乐章，文辞华丽而违反常规；《郊祀歌·赤雁》等作品，语言虽美而不合法度。河间献王刘德曾推荐古乐，但武帝很少采用，所以汲黯对武帝的《天马歌》表示不满。宣帝时所作的乐章，常常模仿《诗经》中的《鹿鸣》。到元帝、成帝时，渐渐推广淫邪的音乐。因为雅正的音乐不能适应一般人的爱好，所以难于发展。后汉的郊庙祭祀，由东平王刘苍写了新的歌辞；辞句虽文雅，但音节上却与古乐不同。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到三国时魏的曹操、曹丕、曹睿，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但读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作品，觉得里边无论叙述宴饮或哀叹出征，内容都不免过分放纵，句句离不开悲哀的情绪；虽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可是比之《韶乐》、《大夏》等古乐却差的远了。
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到了晋代，傅玄通晓音乐，写了许多雅正的乐歌，来歌颂晋代的祖先；张华也写了一些新的篇章，作为宫庭的《万舞》。但杜夔所调整的音律，节奏舒缓而雅正；而晋初荀勖所改制的乐器，音节却比较感伤而急促。所以阮咸曾批评他定的不协调，后来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铜尺，才知道荀勖改的不对。可见和谐的乐曲之所以能达到精妙的地步，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 由此可知，诗句是乐府的核心，声律是乐府的形体。乐府的形体既然在于声律，那么乐师必须调整好乐器；乐府的核心既然在于诗句，那么士大夫应该写出好的歌辞来。《唐风》中说：“喜爱娱乐，不要过度。”季札称之为有远见。《郑风》中说：“男男女女互相调笑。”季札认为这是亡国的预兆。由此可见季札听《诗经》的演奏，并不仅仅是注意它的声调。
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 至于后来乐府诗中，写缠绵的恩爱或者是决裂的怨恨；把这些不适当的作品制成谱，怎能产生良好的音乐呢？但是一般流行的，主要倾向于新奇的乐章。雅正的乐府诗是温和严肃的，人们听了都厌烦得打呵欠、瞪眼睛；对奇特的乐府诗就感到十分亲切，人们听了就喜欢得拍着大腿跳起来。所以诗句和声调都走到邪路上去，从此越来越厉害了。
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乐府的辞句就是诗，诗句配上声律就变成歌。声律配合辞句时，如果辞句过于繁杂，便难于节制。所以曹植说，左延年善于增减原作，太多了便删去一些。这说明歌辞应该注意精炼。试看汉高祖的《大风歌》，以及汉武帝的《李夫人歌》，辞句并不多，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节。后来曹植、陆机等人，都写过较好的诗，但并没有令乐师制谱，所以不能演奏。一般人认为他们的诗不合声律，其实这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挑剔。
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铙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缪韦所改，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此外，还有传说黄帝令岐伯制《鼓吹曲》，到汉代又出现《饶歌》和《挽歌》等等；虽然内容有军事和丧事的区别，但都算是乐府的一种。还有缪袭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注意。从前刘向整理文章，把“诗”和“歌”分开；所以我现在另写这篇《乐府》，以表示其间的区别。
赞曰∶ 八音攡文，树辞为体。讴吟坰野，金石云陛。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总结： 各种乐器产生种种动听的音乐，而好的歌词却是其中的主干。首先在乡村里产生了歌谣，宫廷中谱制成种种乐章。 卓越的古乐很难继承，不正当的音乐却容易开展。从这里不仅看到了音乐的演变，更可看出礼法的盛衰。
诠赋第八
【原文】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译文】
《诗经》有“六义”，第二项是“赋”。所谓“赋”，就是铺垫，铺垫文采，描绘事物抒写志向。昔日召公说：“公卿官吏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盲人念诗。”《毛传》里说：“登高感怀能够赋诗的人，就能胜任大夫一职。”由此可见，《诗序》把赋、比、兴同列于“六义”，而《毛传》则将其区别开来。但归根究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刘向说：“朗诵而不唱歌，叫作赋。”班固则说：“赋，是《诗经》里的一个支流而已。”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赋中描写京都宫殿、艺苑、园林、狩猎，或者叙述出行、记叙志向，这些关系国家大事的体例，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些作品的开头都有序，而都以总结收尾。“序言”说明写作意义，而“总结”用来点明中心要旨，两者可以增强文章气势。按照《诗经·商颂·那》最后一章而言，闵马父把它叫作总结，可见殷朝时期《商颂》和楚人作赋，都会整理要点作为“总结”。这些关于作赋的问题，也都是写作典雅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些赋描述了花草、鸟兽、实物，等等，这些事物触动了作者的兴致，引起了作者的感情，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同万物变化相结合。文章中对于描写对象的外貌、语言、动作以及象征性的事物都非常细致入微，而更难得的是侧面描写。这些都是小赋领域内的讲究，也是小赋精彩的要点。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 看荀子的《赋篇》，大都用隐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一看就是赋走向奢华之风的代表；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有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
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幹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大多是指看到事物引发了自己的感情。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
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赞曰∶ 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 总结： 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分不同的流派。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 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
颂赞第九
【原文】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译文】
风、大雅、小雅、颂是极好的，颂它又是最好的。颂是容貌，用来赞美大的德行，借舞蹈的容貌来表达。从前帝喾的时代，咸墨作颂来歌唱《九韶》。从《商颂》以来，颂的文辞和意思是完备了。简爱欧化影响到一个诸侯国的诗叫作“风”，影响到端正天下风俗的诗叫作“雅”，用容貌舞蹈来禀告神道的诗叫作“颂“。”风“和”雅“叙述人事，人事兼有正确的和变乱的；”颂“以禀告神道为主，含义一定要纯正美好。
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鲁国因周公旦的功勋按次序编成《鲁颂》，商朝人因追念先王记下《商颂》，这是用在宗庙理的雅正乐歌，不是宴会上经常唱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这一篇，周公创作，圣人的颂，保存着作颂的规范。百姓各有各的想法，不要禁止他们言说，晋国众人赞美田野，鲁国百姓讽刺穿着鹿裘和祭服的，直率地说出，不是歌咏，用简短的话来讽喻，左丘明和子顺，都称作颂，这是民间的颂，是颂的变体，渐渐影响到人事上去了。到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作《橘颂》情感和文采都很美好，用类似的物作比，寄托自己的情意，颂又推广到细小的物品上了。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 至于秦始皇刻石，于是称颂他的功德。汉朝的惠帝景帝，也有描状容貌的歌舞，沿袭下来，都有创作，一代代继续不断了。像杨雄赞美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称述窦融的《安丰戴侯颂》，有的仿照《周颂·清庙》有的效法《鲁颂·駉》和《商颂·那》，虽然或浅或深不同，或详略不一，它的赞美功德，显示舞容、典雅法则是一致的。到了班固的《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成铺叙，难道不是赞美过头变成破坏体制了吗？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要求典雅却写得像赋，为什么玩弄文采却失去它的本质呢？
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又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吧序文写得美好，却把颂写得简单。挚虞在《文章流别论》里对颂的评价，大都是精确的，至于说到其中夹杂着风雅，却不改变歌颂的旨趣，徒然发挥空论，好像黄铜白锡混杂着可以铸剑的胡说了。到了魏晋驳杂的颂，很少有离开写作规范的，曹植所作，以《皇太子生颂》作标志，陆机积起来的篇章，以《汉高祖功臣颂》最著名，其中赞美的和贬斥的混杂在一起，实在是乱世的不正确的体制了。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颂”的创作，内容要典雅，辞藻要华美。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颂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了。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讲明事情，用语气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
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然本其为义，事在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 “赞”原本的意义是人对事物的嘉奖，所以古代流传下来的“赞”篇幅很小，文体上必须由四言的句子构成，大约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极其简明地讲完并终结全文。“赞”这一文体的写作要点就在于此。“赞”虽然传承久远，但使用并不广泛，从大致分类而言，它可以算作“颂”的一个支派。
赞曰∶ 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攡声，文理有烂。 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总结： 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 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一样美丽。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
祝盟第十
【原文】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译文】
开天辟地以来，各种神灵都受到祭祀。天地诸神既受尊祀，名山大川都按一定次序致祭。于是风调雨顺，各种谷物生长起来。由于亿万民众的仰赖，便对神灵作美好的报答。但供献馨香的祭品，要以光明的道德为根本；祝史陈说诚信，就必须以文辞为凭借。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
相传古代的神农氏，开始在岁末祭祀有关农事的八种神灵。他的祭辞说：“泥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不要生长在良田）！”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扛着长耜，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为民谋利的思想，已表现在言辞中了。到了商汤，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
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去祷求免于旱灾，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到周代的太祝，掌管“顺祝”、“年祝”等六种祝辞，用“万物齐生”等话来祭天祭地；用“光明普照”等话来拜迎日出；用“早起晚睡”等话，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用“多福无疆”等话，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此外，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也没有不用祝文的。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对祖先表示恭敬。
自春秋以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贺室，致祷于歌哭之美。蒯聩临战，获祐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汉之群祀，肃其百礼，既总硕儒之义，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
春秋以后，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以致祭礼祝文，无神不至。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要用祝祷的。至于《楚辞·招魂》，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到汉代的各种祭祀，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于是内宫秘祝，遇有灾变，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唯陈思《诘咎》，裁以正义矣。
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祝邪之文”，东方朔写过“骂鬼之书”，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
若乃礼之祭祝，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伸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
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到汉魏时的祭文，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赞辞，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此外，汉代的帝王陵墓，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有“内史主持策命”的记载。“策”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所以，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
诔首而哀末，颂体而视仪，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内容上用近于“颂”的文体，却以“祝”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要于内心无所惭愧。祈祷文的格式，须诚恳而恭敬；祭奠文的格式，应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就是诚敬的祈祷文；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就是恭哀的奠祭文。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盟者，明也。骍旄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周衰屡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终之以毛遂。
“盟”的意思就是“明”。用赤色的牛、白色的马，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就是“盟”。早在夏、商、周三代时的帝王，没有盟誓，有时须要约誓，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到周代衰弱之后，就经常进行盟誓了；其流弊所致，竟出现要挟、强制的手段。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
及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崇替在人，祝何预焉？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而无补于汉晋，反为仇雠。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
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用珍异的“黄龙”表示决不侵犯夷人；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但任何盟誓，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道义不存，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可见国家的盛衰，事在人为，盟祝之辞有何相干？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真是气断长虹；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意志坚贞。但他们的誓辞，不仅未能挽救汉、晋的灭亡，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由此可见，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盟”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奖励忠孝的品德，约定同生共死，要求合力同心，请求神灵来监视，指上天来作证，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这就是它的共同点。但“盟”这种文体，不在文辞难写，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对于后来的盟誓者，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讲求忠信就行了，不要依靠神灵！
赞曰∶ 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 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总结： 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 晋代以后更重文饰，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应以诚信无愧为贵。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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