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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史传第十六
【原文】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
【译文】
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可谓历史久远，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历史书籍。黄帝时代，有史官仓颉负责记录历史，可见史籍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记载：“史官带着笔。”史就是使。他们拿着笔，做好记录。古代左史记录时事，右史记录言辞。记录言语的经典是《尚书》，记录时事的经典是《春秋》。
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䌷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尚书》的《尧典》《皋陶谟》记录了尧舜时期的历史，《尚书》的《甘誓》《汤诰》记录了夏商时代的历史。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时期，政务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过往朝代的历法排列历史顺序，贯穿四季联系各种事情来统一记事，省称春秋。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抨击恶事，树立良好风气。自从周平王势力衰退，法制才开始散乱，伦理也开始败坏。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昔日孔子担忧王道失落，悲伤于文明崩坏，幽静独居感叹没有凤凰到来，临街看到麒麟也会悲泣。于是孔子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鲁国历史修改《春秋》。举出实例得失表达赞美，引证国家存亡为标准来劝诫；一个字的褒奖，比做官显贵还要难得；只言片语的贬斥，比身受刀斧还要痛苦。《春秋》意义深远，用字简练。左丘明在同一个时代，就领略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对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统地探讨，而创作了《春秋左氏传》。“传”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实在是《春秋》的辅助文献，历史中极为难得的记事文章。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
战国时代，依然保留史官。秦始皇统一七国，而七国的历史简册都有保存。这些简册只是收录了战国策士的言行，所以名为《战国策》。刘邦战胜嬴政和项羽，累积了多年的武勋和战功，而陆贾就效法古代，创作了《楚汉春秋》。汉代史官司马谈，世代手执简册作史。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甄别历代帝王功勋。
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如果与《尚书·舜典》中的记载作比较，帝王都不算圣明；如果效法孔子《吕氏春秋》，那么《史记》并非圣贤之作。所以取法《吕览》，把记录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纪”。“纪”是提纲的名号，也是包举一切的称号。所以司马迁叙述帝王时用“本纪”，记录公侯用“世家”，记录卿士用“列传”，记叙社会政治问题用“八书”，记录年代和爵位用“十表”。虽然与传统编史方法不同，却能很好地攥住记叙史实的条例。至于《史记》一书注重写实，学识丰富而广博诡辩，爱好奇异与儒家相悖，体式不统一等问题，在班彪对《史记》的评议里可以详细看到。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
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羲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子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女子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知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
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后汉》纪传发源于《东观》，袁山松的《后汉书》与张莹的《后汉南记》，都非常驳杂而不合史法。吴国薛莹的《后汉记》和谢承的《后汉书》，疏漏颇多，真实性差。司马彪的著作翔实，华峤的著作准确，都是史书中的好作品。而先后撰述的魏代三国记传，例如孙盛的《魏氏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有的浮夸虚设，有的疏漏无纲，只有陈寿的《三国志》堪称绝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作司马迁和班固，并不过分。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晋代的史书，由著作郎掌管。西晋陆机作《三祖纪》但没有完成，南朝王韶续写《晋纪》也没有全结束。干宝著的《晋纪》精审正确，孙盛作的《晋阳秋》简明扼要。看《春秋传经》，都能举出例子；从《史记》《汉书》之后，也就没有可以作为范例的了。东晋邓粲的《晋纪》才又出现了条例，他摆脱汉魏时期的影响，学习殷、周时代的《尚书》，虽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确有心做好文章，《晋阳秋》订立的条例，就是邓璨设立的规矩。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䌷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想把史书写好，必须贯通百家，让书流传千古，表明所记录的兴衰，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时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与天地一样流传。所以在汉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国内各个郡的文献，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让其详细了解国家的体制状况。另外史官还必须阅读历史，研究残存的书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历史，确立当代书写的立意和规范，选择合适的言语，依靠经书作为准则。对君王是否劝告或者警示，应当以圣贤的思想作为依照。然后，完整明晰地评论史料，才不会出现不恰当的评述。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然而本纪和列传的样式，有编年体缀事的问题，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谈，而是按照现实书写。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传承的过程中无法十分紧密贴切，积累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事件始末则可能有疏漏，这就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有时候一件事和两个人有关，同时记载难免有重复，而只写在一个人的纪传中又不够周全，这也是编排资料的不易。所以张衡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有错误，傅玄讥笑《后汉书》冗杂，其实都是这些问题所在。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
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总结：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 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
诸子第十七
【原文】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
【译文】
《诸子》这种著作，是阐述理论、表达主张的书籍。古人所谓“不朽”，第一是树立品德，其次是著书立说。一般人民群居生活，苦于周围事物纷坛杂乱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士大夫立身处世，又担心自己的声名和德行不能流传广远。所以只有才华突出的人，方能光辉地遗留下自己的著作，传布开自己的姓名，像太阳、月亮般地为人人所共见。从前黄帝时的风后、力牧和商朝的伊尹等人的书，都属于这一类。
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不过这些作品，大概是古代相传的话语，到战国时才记录下来的。后来楚国的祖先鬻熊通晓哲理，周文王曾向他请教；他留下的文辞和事迹，编为《鬻子》。在子书著作中，这是最早的开始者。到了老子，因为懂得古礼，孔子曾向他请教；于是写成《道德经》，成为诸子中较早的书。但是，鬻熊仅仅是文王的朋友，老子却是孔子的老师；两位圣人和两位贤人同时，而所写的书或成为经，或成为子，俨然是两类不同的著作了。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于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
到战国的时候，在互相用武力征伐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孟轲信奉儒家的学说，谦恭地和王侯们周旋；庄周阐述道家的理论，任意驰骋；墨翟采用俭朴节约的学说；尹文研究名义和实际是否相合；野老讲究从地利的角度治理国家；邹衍谈论阴阳五行来配合政治；申不害和商鞅用刑罚来安定秩序；鬼谷靠着口才来立功；尸佼综合各家学说；青史详记民间的谈论。以后继承他们的流波而如枝之附干者，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人大都能够通过雄辩来传布自己的学说，并且饱享了厚禄高官。
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馀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
到残暴的秦始皇焚烧书籍，几有一网打尽之势，可是《诸子》并未受到其害。后来汉成帝重视古书，命令刘向整理校勘，于是写成《七略》，记载各种有价值的书籍，九种学派的杰作都被搜集；到书目编成时，共有一百八十多家了。魏晋以后，有时仍然有人写作子书，其中夹杂一些不可信的言论，也记录了一些琐言碎语；如果把这些依类收集起来，也得要装满几大车了。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
但是著作虽然堆积得很多，其主要的情况还是容易掌握的。无论它们阐述道理或议论政事，都是从经书发展下来的；其中内容纯正的，便符合于经书的规则；内容杂乱的，便违背经书的法度。《礼记》中的《月令》，是采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而《礼记·三年问》的内容，也写进了《荀子》中的《礼论》。这些都是内容纯正的例子。
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
至于商汤问夏革，夏革说黄帝能听到蚊子的眼毛上有小虫发出像打雷一样的声音；惠施推荐戴晋人对梁惠王说，在蜗牛角上曾发生过一场战死数万的大仗；《列子·汤问》中有愚公移山和龙伯国巨人跨海的奇谈；《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共工碰得天倾地斜的怪说：这些都是内容杂乱的例子。所以一般人都不喜欢《诸子》的罗嗦而荒唐。不过商代的《归藏经》里面，也大谈奇怪的事，如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类；商汤时的书尚且如此，何况诸子百家呢！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号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
此外，如《商君书》中说有六种害国的虱子，《韩非子》中说有五种害国的蛀虫，这就是反对仁义道德；后来商秧被车裂，韩非被毒死，那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公孙龙的“白马不是马、孤犊没有娘”之类诡辩，话虽说得巧妙，但道理却很笨拙；魏公子牟把公孙龙比作井底之蛙，并不是随便指责他。从前东平王刘宇向汉成帝要求《诸子》和《史记》，成帝不肯给，就因为《史记》里常常讲到军事上的谋略，而《诸子》中又往往杂有怪异的东西。但是，对于博学的人来说，就应该抓住其主要的，要撷（xié斜）取它们的花朵，而咀嚼其果实；抛开错误的部分，而采取正确的意见。细看这些不同的学派，确也是学术界的大观。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
考查诸子中孟轲、荀况的论述，理论完美而辞句雅正；管仲、晏婴的著作，事实可信而语言简练；列御寇的书，文气宏伟而辞采奇丽；邹衍的议论，构思夸张而辞句有力；墨翟和他的学生随巢的著作，意思明显而语句朴质；尸佼和尉缭的书，学说通达而文辞笨拙；《鹖冠子》议论深长，所以常发深刻的言论；《鬼谷子》说理玄远，常阐述奥妙的意见；感情明显而丰富，是《文子》所独具的优点；辞句简练而精当，《尹文子》掌握到这种要点；《慎子》巧于分析精密的道理；《韩非子》中的譬喻广博而丰富；《吕氏春秋》见识远大而风格周密；《淮南子》多方面吸取材料而文辞华丽。这些可说已经包括了诸子百家的精华，也就是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
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实《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此外还有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扬雄的《法言》、刘向的《说苑》、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它们有的阐述儒家经典，有的说明政治方略；虽然常用“论”字做书名，但事实上属于诸子。为什么呢？因为广泛阐明各种事物的叫做“子”，只辨别一种道理的叫做“论”；它们既然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应该属于诸子的范围了。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在战国以前，上距古代圣人还不算太远，因而能够超越一代地高谈阔论，自成一家。到两汉以后，文风散漫衰落；作者虽然熟悉儒家学说，但常常依傍前人，采用旧说。这就是古代和近世子书的不同。唉！诸子百家本身常常和当时人合不来，而自己的志趣却靠着理论而获得陈述。他们的心怀一方面联系到远古以前，一方面又交付给千载之后。金石会毁灭，难道声名也会消逝吗！
赞曰∶ 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
总结： 士大夫生在世上，应有超人的才德；能够论述一切事物，其智慧可认识整个世界。 建立品德是隐约难见的，可是懂得了道理就必然能传布。不同的流派走不同的道路，各家的界限是很分明的。
论说第十八
【原文】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译文】
圣人先哲将永恒不变的训导称作“经”，将解释“经”的精义、阐述“经”的义理的著作称作“论”。“论”，即道理，道理正确，便不悖于圣人先哲之意，经书的原意也不会受损。从前，在回答弟子和时人问题时，孔子说了很多精妙的话，在他死后，弟子们就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因为谦虚不敢称作“经”，只称作《论语》。后人写论文、论著时，就开始称作“论”。在《论语》以前，一般的“经”中不以“论”作书名、篇名。《六韬》中的两篇论——《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大概为后人追加！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详察“论”这种文体，存在着各种支流：陈述政事的，与议论文和说理文要求相同；注释经书精义的，与传文、注释相近；辩论历史的，与赞辞、评语意义一致；诠释文章的，与序文、引言一致。所以，“议”即要说适宜的话；“说”即说令人感觉动听服膺的话；“传”即将老师的话向后世转述；“注”即对经书字词意义的解释；“赞”即说明经书全文的意义；“评”即对经书做出公平的评论；“序”即对原文内容的次第顺序给出交代；“引”即用引述法说明正文内容。这些文体虽然存在着名称上的区别，但都是论述道理的。所谓“论”，综合各家说法，即深入探讨某一义理的文章。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
所以，庄周的《齐物论》，以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列出了六篇“论”。汉宣帝时，皇帝召集儒生在石渠谈经论艺，汉章帝在白虎观与众儒生讲读“五经”，都是为了对圣人之道进行阐释，讨论其中的异同，其实是谈论论文的文体形式。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就已能将情理表述明白，并借用史实论证了。等到曹魏时期，曹操刚刚建立霸业不久，就兼用名家和法家学说巩固统治，从傅嘏、王粲的论文就可以看出，时人已能熟练运用相关理论了。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正始年间，当时文人仍然注重继承前代文风。受何晏等人的倡导，讲玄之风开始盛行，于是老庄学说大行其时，与儒家思想平分秋色。详细观览傅嘏《才性四本论》，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何晏《道德论》等，都是有别于前人的匠心之作，笔锋新颖，论述精密，算得上论著中的精彩之作。此外，像李康《运命论》，在论述命运上与王充《论衡》相同，但文采却远超《论衡》；陆机《辨亡论》，模仿贾谊《过秦论》而作，却远比不上它。即便这样，它们也是这类文章中较好的了。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再如晋代宋岱、郭象等人的著述，都能敏锐地触碰到事物变化精深微妙的境界；同为晋代的王衍和裴□，则是在“尚无”和“崇有”上展开辩论和交锋。他们都是创名当世又扬名后世的著名人物。始终坚持“有”的人，是将眼光拘泥在形体上；而始终坚持“无”的人，又囿于无声无形的“虚无”之中。白白地对义理进行精辟的片面解释，却没能求得正确且全面的道理；探索到了神妙深奥的自然之理，只有佛学“有无不分、无思无欲”那样的最高境界吧？东晋时期，文人们都开始清静无为的玄学空谈，即便有所创新，也是对前人的引述罢了。至于此时张衡的《讥世论》，非常像是以俳优戏子的口吻开玩笑；孔融《孝廉论》也只说些玩笑话了；曹植《辨道论》就跟抄书没什么差别了。如果写作论述时不能坚持正道，就不如不写了。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考察“论”这种文体，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因此，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如果斧子太锐利，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巧于文辞的人，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但检查实际情形，就会发现是虚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这种碎杂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但会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不过像秦延君注《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注《尚书》，用了三十万言；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句之学了。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传注都简要明畅，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所谓“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周易》中的《兑卦》象征口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就必然是虚假的；所以，虞舜曾惊震谗言太多。自来善说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后，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因而保存了鲁国等：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到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游说之士风起云涌；他们用合纵、连横之说参与谋划，用纷坛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用圆转如弹丸的方法来施展其巧妙的辩辞，或用首先飞扬声誉以引出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钳伏的妙术。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他的一张嘴唇，胜过百万雄狮；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
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到汉代平定秦、楚之后，辩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汉代的少数说客，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张释之的附会时事，杜钦的文辞辨析，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但都不过看风驶舵，迎合趋势，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说”贵在合于时机，或缓或急，灵活运用，不仅仅是婉言陈说，也要书写成文。如战国时范睢的《献书昭王》，要求进言献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书》，谏阻驱逐客卿；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却能功业告成，计议符合，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此外，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所以，虽有危险却无罪过。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却很少有人重用他。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
说理文的关键，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荣显。除了欺骗敌人，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这就是“说”的基本特点。可是，陆机的《文赋》却说：“说”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这是什么话呢？
赞曰∶ 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 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总结： 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论”。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说服天下人的心意。 即使抽象的阴阳变化之理，也要说得令人不疑；秘奥的鬼神之道，也同样不能隐避。用“飞钳”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
诏策第十九
【原文】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
【译文】
统治着天下的帝王，他说的话是神圣的。帝王静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够满布四海，主要就是通过诏策了。在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时候，帝王的话都叫做“命”。“命”的意义，本来是给有功德之臣赐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时期，还包括像《甘誓》、《汤诰》之类的诰和誓。“誓”是用来教训军旅的，“诰”是用来实施政治的。“命”表示来自上天，所以用来授与官爵，赐给姓氏。
《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周易·姤卦》的《象辞》中曾说：“国君用命令来教训四方臣民。”诰命的作用，就如大风起于大地之间，所有臣民无不随风而动。到了战国时期，就都称为“令”。所谓“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把“命”改称为“制”。汉初制走法度，把“命”分为四类：第一类叫“策书”，第二类叫“制书”，第三类叫“诏书”，第四类叫“戒敕”。用“敕书”来警戒州、部长官，用“诏书”来教训各种官吏，用“制书”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用“策书”来封赠王侯。所谓“策”，就是竹简，“制”就是截断，“诏”就是告诉，“敕”就是戒正。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
《诗经》中曾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中曾说“君子要使礼尊卑有度”，《周礼》中曾讲到“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尚书》中曾讲过“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见策、制、诏、敕，都是根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后来重诏而轻命，是沿习秦制而来的。
《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礼记》里说：帝王的话虽细如丝，一讲出来就变成粗绳；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周宣王则把出纳王命的官吏视如喉舌。到了两汉时期，就由尚书来管理帝王文诰。帝王的话关系重大，往往要写入史书；话一出口就产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样，出来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汉武帝给他的书信，先要请司马相如等人审查草稿。由于隗嚣部下文士众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美誉，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
查考西汉文帝、景帝以前的诏书，大都写得虚浮杂乱；汉武帝崇尚儒学，诏书就较为弘大深刻。如封齐王、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文辞和《尚书》中的训、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为后代留下了典范。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做官，这正体现了汉武帝爱才的恩典，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东汉光武帝在治平了乱世之后，对文化学术颇为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较轻率，有时不免过分一些。如在给邓禹的敕书中，竟称邓禹为尧；在批评侯霸荐人不如意的玺书中，就用死刑来吓唬他。如像这类诏策，实在是违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时，他们都重视儒学，典雅的诏书，还偶然出现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时，政治松弛，负责诏令的尚书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写诏书、敕书，还要请外人代笔。
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到了建安末年，诏策文的写作迭更兴起。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写得高雅出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对曹丕的受命为帝，表达得十分昭明显著。要比他们写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晋以后，管理诏策的机构改为中书省，魏国的刘放，西晋的张华，前后担任中书监的职务，因此，发号施令的诏策，传闻于世的很多。这个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诏书，文辞义理大都写得宏伟，但有的诏书中，竟鼓励夏侯尚让其部下“作威作福”，这是他没有考虑周到的一点小毛病吧！晋元帝建立东晋之后，只有晋明帝比较重才；因温峤文笔清新，被引进中书省任职。从此以后，古代写作诏策的法度流传下去了。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帝王的话是崇高而神圣的，这是因为帝王对全国情况有深透的观察了解，所以他的话能为各个诸侯效法，并使天下信服。因此，选拔贤才、授与官爵的命令，应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褒奖或策封臣下的诏书，就要有和风雨露般的润泽；关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则要像灿烂群星吐出的光华；关于治理军事或召集诸侯会同讨伐的军令，就要表现出滚滚雷霆的声威；对于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人予以宽赦，赦书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样滋润；对于明赏罚、正法纪的文诰，则要像秋天的严霜那样刚烈：这就是写作诏策的基本要求。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至于戒敕之文，是诏令中更为切实的一种；如《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这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曾说，作敕戒应根据事实，写得明确果断，而不要依违不决。这就通晓治术之要了。到了晋武帝，就把敕戒普遍用于各种官吏：如告戒都督掌握军事要领，告戒州牧严格督察其下属，警戒郡守要体恤百姓痛苦，督促牙门将领要加强防卫等，都具有诏策的古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所谓“戒”，就是谨慎。夏禹曾说：“用赞美来进行警戒。”国君、父母和老师是最尊严的，作为君、父和师，他们给人的恩德是无穷无尽的。汉高祖的《手敕太子》、东方朔的《诫子》，都是临终之前所作的遗命。从东汉马援以后，便开始留下自己的家戒。班昭的《女戒》，可以称之为傅母和女师了。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所谓“教”，就是效法，讲出话来老百姓便按照去做。舜的臣子契曾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所以后来王侯大臣对老百姓的训示就叫做“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条列教令为后世所称述，就因为他讲的事情头绪清楚明白。汉末孔融做北海相，他的教令虽写得雅丽，治理上却差一些，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如诸葛亮的教令，内容周详而辞采简朴；庾翼的教令，明确而果断：他们都写得道理得当而文辞切中，这就是优秀的教令了。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教令之外还有“命”。《诗经》中说：“命来自天。”这表明“命”很重要。《周礼》中说：“主管教育的官员诏告周王。”这表明“诏”是用于臣对君的。秦以后则重“诏”而轻“命”，这是古今变化的不同。
赞曰∶ 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总结： 帝王发号施令，老百姓敬仰圣旨。国君能慎重地发布诏令，万民都很高兴。 光辉的诏策高举，鸿大的教化远播。充分发扬诏策的意义和文辞的作用，使帝王的号令更为盛大。
檄移第二十
【原文】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
【译文】
雷声的震动，从光耀的闪电开始；军队的出征，要首先传出其威武的声势。因此，看见闪电就畏惧强烈的雷声，听到声势就畏惧军队的威力。军事行动首先要传出声威，这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习惯了。相传有虞氏便开始警诫国内百姓，夏后氏已开始教训军队，殷代帝王也曾在军门外训示百姓，周武王在交战之前对军队进行过训誓。由此可见，无论有虞氏的警戒士兵，还是夏、商、周的教训部队，都是宣传教育自己的民众，还没有树立让敌人畏惧的声势。到周穆王西征大戎的时候，祭公谋父提出：“古代有威严地谴责敌人的训令，有诰诫对方的文告。”这就是檄文的源头了。
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缺；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露布者，盖露板不封，播诸视听也。
到春秋时期的征伐，由于周王朝衰微，出征作战一般由诸侯发动，因为担心对方不服，所以就为出兵寻找正当的名义，用以振奋军队的威风，揭发对方的昏乱；这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一方面用文辞告诫对方，一方面用武力强迫对方。”春秋时齐桓公征讨楚国，士借口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茅草；晋厉公讨伐秦国，曾斥责秦国侵挠焚烧晋国箕、郜等地的罪行；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吕相，在齐晋两国出兵之前向敌国的指责，仔细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檄文了。到了战国时期，才正式称这种文辞为“檄”。所谓“檄”，就是明白，就是把问题宣扬揭示出来，使之明明白白。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长的简书，因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所以有的称为“露布”，用以扩大视听。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亦且厉辞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
军队是用来平定祸乱的，任何个人都不敢自作主张。即使皇帝亲自出征，也要说，他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诸侯用兵，就说他是敬奉帝王之命来进行诛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将出征时，不仅要扶着战车送行，还要发布檄文公布征伐的理由。奉持正直之辞去讨伐敌人，不仅要使自己的行动果敢坚毅，并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强大的威力：使讨敌的声威如暴风袭击，气势如彗星横扫；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聚集于讨伐的罪人；在敌人罪恶达到最严重的的时候征讨，显示出敌人无比巨大的罪恶；用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稳定顺服者的决心；使敌人的百尺战车，被咫尺檄文摧毁，让地方坚固的城防，被一纸檄文推倒。
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意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锺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
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它的文字不加雕饰，但用辞确切，事理明显，这说明隗嚣门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体制了。汉未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写得理直气壮。虽然其中骂曹嵩是宦官的养子等，对其隐密揭露过分；说曹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从事的挖坟盗墓活动，有点诬过其实，但能以抗直的文辞写其罪过，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陈琳敢于对着曹操的锋芒，幸而后来竟免于被曹操当做袁绍的党羽而杀掉。魏国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用历史事实作证验，也讲得很明白。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着眼于敌人的罪恶更为急切。以上这些，都是写得很有力的檄文。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
檄文大致遵循的原则，一是表明我方的美善兴盛，一是揭露对方的暴虐苛政；指明天道，分析人事，计算强弱，衡量权势；引往事以预卜敌方失败的命运，举成例示对方以鉴戒。虽说是基于本国的信用基础，但实际上是有兵不厌诈的成分。用巧诈之辞来宣传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上几点，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违背的。
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
因此，檄文的写作，无论确立意义或运用文辞，都必须做到刚健有力。在檄文上插上羽毛是表示紧急，就不能把文辞写得过于松缓；敞露简板向大众宣传的檄文，是为了向众人宣示主张，不能将意义隐藏起来。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盛大而言辞果断，这就是写檄文的基本要点。如果写作檄文时卖弄曲折之趣，细密之巧，那就没有什么可采用的价值了。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叫做“檄”，这是在公开表示选拔人才的诚意。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所谓“移”，就是转变；就是改变风气，更改风俗，颁布法令但民众肯于跟随执行。西汉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白而比喻广博，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征。到东汉刘歆写的《移太常博士书》，文辞有力而意义明辨，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晋陆机的《移百官》，言辞简约而叙事明显，这是军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对反对派用檄，对顺从的人则用移。用移文来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运用虽然稍有不同，但体制和基本意义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况和上述檄文错综相近，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赞曰∶ 三驱弛网，九伐先话。鞶鉴吉凶，蓍龟成败。 摧压鲸鲵，抵落蜂虿。移风易俗，草偃风迈。
总结： 好像三面驱赶禽兽，要把捕网的一面放松；对各种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声讨。檄文要像镜子一样显示凶吉，像占卜一样向敌人表明其成败。 要狠狠打击罪魁祸首，消灭那害人的毒虫。移文确实可以移风易俗，就如草的顺风倒伏。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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