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界公众号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铭箴第十一
【原文】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译文】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语言要谨慎”；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
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铸成金鼎；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曾用金属铸成铭文；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晋国魏颗的战功，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这就太奇怪了！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这就很可笑了！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 到秦始皇时，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虽然秦代政治残暴，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也还有其畅达之美。到了汉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蔡邕的铭文，更是独冠古今。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模仿《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就完全写成碑文了；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至于冯衍所写刀、杖、车等杂器的铭文，虽取法周武王，却写得事不称物，详略不当。
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赞颂多而警戒少；李尤写的大量铭文，内容单薄，文辞琐碎。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文辞却很平钝。只有张载的《剑阁铭》，写得清明而有辞采。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后来居上；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汉水之间，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箴，就是针刺，用以批评过错，防止祸患，好比治病的石针。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没有衰绝。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来讽谏晋君；楚庄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话来箴戒国人。战国以后，抛弃道德，专求有功；因此，铭辞代之而兴，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到了汉代，扬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
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后来崔骃、胡广等又加以补写，总称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这就可以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继承辛甲的做法了。汉末潘勖的《符节箴》，比较简要，却失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西晋王济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内容却很贫乏；潘尼的《乘舆箴》，内容正确，但又写得过于芜杂：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了进去，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就显得拉杂不已了，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铭是用来品题器物，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但起警戒的作用是相同的。箴主要用来抵御国失，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因此，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总的来说，铭和箴所讲的事，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词，都必须简要而深远。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今后的作者，应注意取其弘润、深远的特点。
赞曰∶ 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总结： 铭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轨范道理。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而不要徒取铭箴的形式。 要用这种贞正的勉励，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
诔碑第十二
【原文】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
【译文】
周代帝王的德泽盛大，所以有铭诔产生。古人说过：能胜任大夫的人材，遇有丧事必须能写出诔文来。所谓“诔”，就是积累；就是列举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两代以前，没有关于诔的传闻。周代虽然有诔，也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 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
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
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 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住功劳；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赞曰∶ 写远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光采允集。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总结： 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 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
哀吊第十三
【原文】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
【译文】
《逸周书·谥法》中说：“年纪很小死了的就叫哀。”哀就是依，哀伤之情必须依靠心，所以叫做哀。哀辞的写作，主要是对幼年死者的哀悼，因此，年老的人无关，而必须用于短命死去的小孩。从前子车氏的三个好儿子为秦穆公殉葬；他们的死，用一百个人也换不回来。这种情形和人的夭折相同，《黄鸟》诗中表达了对他们的悲哀，这也许可算《诗经》中的哀辞了吧。
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 到汉武帝赴泰山祭天地，跟从去的霍嬗突然死亡，汉武帝哀伤霍嬗而写的诗，也是属于哀辞一类的作品了。及至东汉汝南王刘畅死后，崔瑗为刘畅所写哀辞，才改变过去只为夭折者写哀辞的格式。但其中写到死者冲进鬼门，怪异而不通；又说死者乘云驾龙，入于仙境而不悲哀；最后一段用五言句子，好像歌谣的形式，也略近于汉武帝为霍嬗写的哀辞。至于东汉的苏顺、张升，都作过哀文，虽然写得有感情、有文采，却未能充分表达其真情实感。
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锺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建安年间的哀辞，只有徐赴幹写得较好，他的《行女哀辞》一篇，还有一些哀痛的感情。到晋代潘岳继续写作的哀辞，真是集中了哀辞写作的优点。他的想象丰富，文辞多变，感情深厚而悲痛，叙事如写传记，用词则摹仿《诗经》；那种音节紧促的四言句子，很少松散无力的描写；所以能写得意义正直，文辞婉丽，沿着旧的体式，却表现了新的情趣。特别是潘岳的《金鹿哀辞》和《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两篇，再也没有人能写得这样好了。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关于哀辞写作的主要点，是感情要哀痛，文辞要尽量表达出对死者的爱惜。由于死者年幼，他的品德还未形成，所以主要是赞美他的聪慧；因为死者幼弱，还未担任过国家大事，所以只能对他的容貌加以悼念。作者把悲痛的心情写成哀辞，就能令人满意；为了华美的文辞而去联结心思，就会写得浮夸不实。用浮夸不实的文风写成哀辞，那就虽然华丽，却不悲哀；必须使作者的思想感情融会在悲哀之中，写出的哀辞能引起他人哭泣，这种作品才是可贵的。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虒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 所谓吊，就是到。《诗经》中说“神之吊矣”，就是说神的到来。正常死亡的人定谥治丧，是极为悲哀的事，所以，宾客对治丧主人的慰问，他们的到来，就是“吊”的意思了。《礼记》中说，被物压死、被水淹死等，因为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不必哀悼。春秋时宋国发生水灾，郑国发生火灾后，各国派使臣前往致辞慰问；这是国家遇上灾难，人民遭到死亡，所以，这种慰问和哀吊相同。还有一种情形：如春秋时晋国建成虒祁宫，齐国袭击燕国，史赵和苏秦认为这样的事不应祝贺，而应哀吊。因为建筑虒祁宫残害人民，攻打燕国结下仇敌，这都是亡国之道。大凡这样一些情形，就要运用吊辞：或者是过于骄贵而丧命，或者是褊急忿恨而违背常道，或者是有大志而生不逢时，或者是有美好的才能又连带着一定的缺损。追念这些而加以慰问的作品，都叫做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膇。 自从汉初贾谊渡湘江，感发愤激而写了《吊屈原文》，体制周密，事实准确，文辞清晰，内容悲哀，这要算是最早出现的哀吊作品了。到司马相如所写《哀秦二世赋》，完全是赋的体裁。桓谭认为它写得伤痛，能使读者为之叹息；赋的最后写得扼要而确切，读完后能使人为之哀伤。扬雄为哀吊屈原而写的《反离骚》，思考的很多，但成就不大；其立意重在反诘《离骚》，所以文辞音韵不很流畅。
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又如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吊屈原文》，也善于提出责问；但他们追随贾谊的《吊屈原文》，是很难与之并驾齐驱的。此外，如胡广的《吊夷齐文》，阮瑀的《吊伯夷文》，只有赞扬没有批评；王粲的《吊夷齐文》，对伯夷、叔齐的批评写得较好。但胡广、阮瑀是嘉奖伯夷、叔齐的清高，王粲则是不满其狭隘，这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汉末祢衡的《吊张衡文》，辞采繁盛而忽于明洁。晋代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序写得不错，吊词却过于繁杂。从此以后，就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品了。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哀吊的意义虽然古I老，后来却出现华丽的文辞；华丽过分，音韵不紧凑，就演变成为赋体了。哀吊文本应用以伸张正义，纠正事理，彰明美德而防止错误；所以要有所分析地加以褒扬或贬斥，能够正确地表达哀情，那就不致破坏哀吊文的正当意义了。
赞曰∶ 辞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恸。 虽有通才，迷方失控。千载可伤，寓言以送。
总结： 吊辞所哀伤的，在于幼弱的儿童。幼苗不能成长，自古以来都为之悲痛。 虽有写作的全才，如果迷失以辞遣哀的方向，就很难正确运用。这种千古可悲的感情，只有用吊辞来遣送。
杂文第十四
【原文】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攡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译文】
聪明才智、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楚国宋玉才高，颇为一般人所不理解，首先写作了《对楚王问》，用以表白他的高志；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开始创作了《七发》，丰富的文采，如彩云结成，华丽的描写，像和风四起。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是各种各样的嗜欲；《七发》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最后讲正当的愿望，是为了用以告戒贵族子弟。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擅长于深刻的著述；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最早写了《连珠》，这种作品虽较短小，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以上三种文体，是文章的支流，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 从宋玉写了《对问》以后，西汉东方朔仿效写作并加以扩大，写成了叫做《答客难》的作品；借托古人来安慰自己的情志，虽然写得粗疏，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扬雄所写《解嘲》，其中夹杂一些诙谐嬉笑的话，为自己反复辩解，写得也还不错。东汉班固的《答宾戏》，具有美好的文采；崔骃的《达旨》，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张衡的《应间》，写得严密而雅正；崔寔的《答讥》，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蔡邕的《释诲》，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摹仿，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
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此外如陈思的《问客》，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庾骃的《客咨》，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已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无论是在作者不顺利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都要有高深的思想，奇特的文采，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 从枚乘写了《七发》以后，这种文体的作者继续不断。枚乘首先写的《七发》，看来真是超群出众、十分壮丽了。到东汉傅毅的《七激》，会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崔骃的《七依》，写成广博而雅正的妙文；张衡的《七辩》，文采柔和而细致；崔瑗的《七苏》，立义纯正；曹植的《七启》，在宏伟壮丽上取胜；王粲的《七释》，致力于对事理的辨析。
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从汉末桓麟写《七说》以后，到西晋左思的《七讽》之前，其间摹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还有十多家。他们的作品，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有的内容精粹，却又文辞杂乱。从这种文体的大概趋向来看，不外是高谈宫室的壮丽，大写田猎的盛况，尽量描绘衣服饮食的珍奇，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以谏正的用意结束，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这种趋势已不能返回。正如扬雄所说：这是首先“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只有崔瑗的《七苏》，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虽然文辞不很突出，但意义是卓越的。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从扬雄写了《连珠》以后，摹拟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如东汉的杜笃、贾逵之辈，刘珍、潘勖之流，虽然想穿明“珠”，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这就正如去邯郸学走路的寿陵人，他爬着回去，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只有陆机所写《演连珠》，道理新颖，文辞敏捷；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却比过去的篇幅扩大得多。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这种文体比较短小，易于写得紧凑，经过深思熟虑，就能写得内容丰富。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这就可以叫做“珠”了。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仔细考察从汉代以来的杂文，名称类别甚多。有的叫典、诰、誓、问，有的叫览、略、篇、章，有的叫曲、操、弄、引，有的叫吟、讽、谣、咏等等，总括这些名目，都属于杂文一类。审查其不同的意义，可以分别归入有关文体中去讨论；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所以这里不作详论。
赞曰∶ 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 枝辞攒映，嚖若参昴。慕颦之心，于焉只搅。
总结： 前代优秀作者真是伟大，学识雄厚，才能高超。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舞文弄墨，写得优美奇巧。 各种杂文相互辉映，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可是后来摹仿者的作品，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
谐讔第十五
【原文】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
【译文】
相传为芮良夫的《桑柔》诗里说：“昏君自有歹心肠，逼得百姓要发狂。”国君的心比高山还险恶，人民群众的嘴却像江河那么难于堵塞；群众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们嘲笑讽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前宋国华元为郑国所败，筑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来嘲笑他；鲁国臧纥为邾国所败，鲁国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来讽刺他。这些都是从两人的外貌来嘲讽，是由于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丧中唱出“狸首之斑然”这种不严肃的歌谣。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有教育别人的作用，所以就记载在《礼记》里面。由此可见，“谐”和“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
“谐”的意义和“皆”相近，是一种语言浅显，适合于一般人，大家听了会发笑的作品。战国时齐威王过度地饮酒作乐，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坏处来说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会，宋玉就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他。这些都是存心婉讽对方，颇有可取之处。还有秦代优旃谏阻二世在城墙上涂漆，楚国优孟谏阻庄王厚葬他的爱马：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饰的话，来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滑稽列传》；因为他们的话虽然不太正常，但用意还是很好的。
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不过这类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说，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不过在朝廷里混饭吃，并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仅仅是说些俏皮话，给人开开心而已。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写赋只能嘲弄，结果被当做倡优看待。”可见他们也有点后悔了。后来曹丕搜集谐谈，编成《笑书》。吴国薛综善于在筵席上说笑话，虽能娱乐在座的人，不过对当时政事并无好处。可是后来的文人，却常常绕道到这种写作中来。如潘岳的《丑妇》、束皙的《卖饼》等等，明知故犯地来学写这种作品的，不下百余人。到魏晋时期，讲滑稽话的风气很盛行；于是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张华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无聊的话，有损于谐辞的意义。这不等于落水的人还在笑，犯罪的人还唱歌吗？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
“讔”的意义就是隐藏，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从前萧国还无社向楚国大夫求救，用“废井”和“麦鞠”做隐喻；吴国申叔仪向鲁军借粮，用“佩玉”为歌辞，以“庚癸”为呼号；楚国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做比喻，来讽刺楚庄王；齐国有人讲海同鱼的关系，来讽谏薛公；楚国的庄姬用无尾的龙，来启发襄王注意后嗣；鲁国臧文仲假托“羊裘”等话，来暗示准备应付齐国的进攻。这些讔语的作用，都记载在史书里面；大的可以振兴政治，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纠正某些错误，让迷惑的人明白过来。它们的用意虽然产生于权变狡诡，但常常是出于某种机要迫切的事情。讔语和谐辞，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固编目录的时候，把它们附在赋的后面。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都喜爱讔语。东方朔在这方面更是擅场；不过他常常用怪话来开玩笑，对于匡正过失毫无补益。从魏代以后，倡优不为人所喜爱，所以士大夫们就把讔语变为谜语。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辞句来迷糊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划事物的形状；常常是用小聪明来卖弄才思，凭肤浅的见解来夸耀文辞。其实在内容方面应婉转而正确，在文辞方面应该含蓄而恰切。
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从前荀卿的《赋篇》已开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俩，便写得更为精练而周密；曹髦广泛地描绘事物，虽然有点小巧，可是并没有大的用处。试看古代的讔语，其中的道理都与重要事务有关，哪能像儿童的游戏，只是拍腿称快呢？文章中的谐辞讔语，就像各种学派中的小说一派。这种作品由低级官吏收集起来，可以使人扩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断学习这些，就可成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优旃等人的知友了。
赞曰∶ 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总结： 古代的谐辞讔语，可以挽救危机，解除困难。即使有了丝和麻，也不应抛弃野草。 谐讔合于大义而又用在恰当的时机，那是很有讽谏作用的。如果仅仅是游戏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谐讔了。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
诸子界公众号
温馨提示、版权说明并致谢书：
本篇图文内容来自相关书籍或网络收集整理。意在分享智慧、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涉及到的版权或所有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侵权即删！
本号小编感谢并致敬所有为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分享而贡献力量、付出努力的人们，功德无量！
对待古籍经典，吸其精华营养、对其不合适部分亦可加以了解，从中得到启发或警示。愿于君有益！🙏
END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欢迎阅读转发，感谢同学关注！
(♥小编没有粉丝，只有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