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中国农民起义如此频繁?社会结构纽带和变化


中国是典型的统治社会,农耕和战争是两项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们并不需要人变得多么聪慧和睿智,这些内涵性的人类禀赋很可能是对社会稳定性的威胁,社会更需要人口的外延,而外延太大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又无力承担。所以一段和平时期之后人口就会急剧膨胀,单位人口的土地面积急剧缩小,一次朝代更替或者农民造反的主要作用就是消减人口,晋代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清代太平天国运动莫不如此。
在统治社会里就会出现禁锢模式。这种社会把人分别禁锢在不同的机构里,不同的生产类型里,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中,不同的禁锢方式里。禁锢人的地方包括工厂、学校、监狱、兵营、幼儿园、医院和疯人院,以及各种各样的收容机构,当然还有行政机关,它除了实施禁锢之外,它的成员同样被禁锢。

禁锢的模式出现会快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变成:禁锢社会。禁锢社会是分工明晰的社会,不同的部类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生产这个生产性政治的机器的不同部件,整体性最低是在形式上不存在了,同一性自然变成了多样性。社会结构信息是把社会整合起来的力量,把握它就是把握一种权力。
对于出现禁锢社会的社会结构信息而言,它要能够穿越不同的部类和不同的禁闭空间,所以禁锢社会的社会主导资源是货币,也就是金钱。
当金钱作为主导资源的社会,其结构信息的实际形态是资本。资本在形式上和金钱是等同的,而实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异。资本是运动中的金钱,是一种能带来更多货币的货币。资本可以让与,可以分解,不可以传播,这和金钱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它和统治社会的社会结构信息暴力则大不一样。暴力不能分解、不能让与,不能传播,所以禁锢社会禁锢人们更多的自由。
最终通过禁锢社会发展成为了控制性社会,控制是指对人类自由本性加以约束、加上围栏的操作方式。控制社会的社会主导资源是信息。信息是指对人类有用的消息,信息不占有空间只是占有时间,这种属性决定着关于它的生产更便捷,更有效率。统治社会的社会主导资源是土地,禁锢社会的社会主导资源是货币,控制性社会以信息为主导。
当信息作为社会的主导资源,知识就是社会结构信息的主要形态。知识是系统化的信息,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结构信息归根结底是因为知识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比货币还要快,通过文化、书籍、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社会规则等来达到控制性社会。随着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了解越加深入,人类对物质世界的驾驭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从物质世界那里得到回报的能力也就越强。信息的传播强度跟控制的强弱有关,他会影响你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体系,对社会对人会形成完美掌控,这样就会融入你的基因、血液、语言、行为习惯不知不觉被改造,来完成整个社会的框架改变、形成集权主义理想型的社会模式,这个就是专制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我们回到主题,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泛滥成灾?探索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从近代清帝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社会结构的现状和结构进行分析。 
19世纪60年代,当中国的工业开始以一种不温不火的方式缓慢起步的时候,所面临的是各省士绅阶级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这些士绅阶级最希望利用这些现代技术来实现自己争取独立自治的政治目标。
当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因此中国早期的工厂,例如兵工厂、海军基地等等,几乎都是与军事设备相关的。表面看来,统治者对各种形式的工业的兴趣主要源于希望巩固自己权力的考虑,这种情形让我们联想起西方社会历史中的重商主义时代。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值得我们关注。在欧洲,政府非常强大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中国,清朝政府的力量则非常孱弱。
要在中国推行科尔贝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商业和工业元素都来自外国,基本上不受帝国政府的控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其主要动力基本上是来自省一级的权力中心,很少会来自帝国中央政府。因此,中国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破坏而非统一。人们期望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能够对真正拥有权力的政治团体提供保护,如果是帝王,那他的权力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增强。如果是当地的官员,那么帝王的权力相反就会越来越薄弱。
这是之下而上反垄断的自我发起反抗,从汉代开始中国的重要资源全部被国家垄断,垄断就以为着控制,民众获取资源必须通过国家权力阶级。其垄断资源的本质 就是让:普通民众整日为生活奔波,一直压榨在生活的贫苦线上,他们知道如果一旦让你真的在饥饿和恐惧中,民众会进行走向另一条极端,还会被被阴谋家利用推翻你的王朝。
士绅阶层也是非常敏锐的,总是希望能够短期内不让这种情况失控。他们对商业课以重税,让自己牟利。或者,他们把商业变成国有垄断,然后给自己留出最有利可图的职位。在清代盐业贸易是当时最重要的垄断行业。那些官员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压榨为主。商业和土地一样,都变成了用来帮助有文化的上层阶级榨取利益的手段。我们又一次看到,帝国官僚制度充当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各种资源,然后将这些资源交付到统治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同时统治者们则在严格控制任何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特权的事态的发展。
在中国农民会表现出两种极端表面:一、信仰迷信、疯狂暴力、愚昧、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是阴险狡诈、自私自利、瞎起哄、喜欢成群结队成乌合之众。这些基本上都贬义词来形容他们,但是你们要确定一点就是他们的智力可不低。
你们要始终相信,就算是饥饿和恐惧都不是他们起义的真正原因,因为很多民众就算是饿死或者人吃人都不会去选择去走向一条推翻王朝之路,这样的实例根本不需要列举。

太平天国是怎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凝聚起来的,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在之前清政府已经意识到朝廷即将走向崩溃的边缘。也做过很多努力,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次努力就是史称的“同治中兴”,从1862年到1874年总共持续了12年。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当时一个声名显赫的官员,他竭力推行一种绝对算得上是倒退守旧的政策,试图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内部暴乱和外敌入侵问题。
其主要政策是努力强化士绅们的社会地位。他们一丝不苟地推崇这个阶层的法律和经济特权,在农民暴动剥夺了地主利益的地区,则按照过去的惯例恢复了地主们的土地所有权,并且主要为了减轻地主们的负担而推行减税政策。他们把贸易和商业视为秩序井然的农业社会里的“寄生毒瘤”。
当然,他们绝非有意无视当时社会所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主要是在宣传各种伦理道义,强调说要找到具备“合适”品行的“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情,这里的“合适”当然是根据儒家教义来界定的。这样一种大力强调传统的做法通常意味着统治阶级已经发现自己快要走投无路了。尽管“同治中兴”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巩固了那些反对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反而可能加速了这个朝代的最终灭亡。基于此,中兴时代的这些政治家们反倒可能为民众以暴力手段推翻这个他们希望重建的阶级和社会制度作出了贡献。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随着全国很多地方的贫穷加剧,该种结构显示出中国社会的破裂痕迹变得越来越明显。接下来,这些纽带可能会断裂。农民们开始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变成土匪,到后来就可能被招募进军阀部队。这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会产生大量丧失了人生方向的废人,他们如同易燃物品,很容易被暴乱的火花点燃。
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起义不仅仅只是摧毁现有的社会纽带,它还需要能够形成新形式的团结和忠诚。这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农民并不习惯于超越家庭或宗族来进行相互合作。在试图引进一种新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尤为艰难。
要不是一些意外情况的干预,太平天国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决这一个难题。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迷信成农民的信仰和凝聚力,而最能忽悠底层民众就土地资源,所以才有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政策,他就像天上的月亮看到见,摸不着,画饼成为农民起义的敲门砖。
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帝国统治不断衰落的后果之一,而该起义也在同时加速了帝国衰落的进程。行政管理上的失误和大饥荒,有时因为洪水等巨大的自然灾害而雪上加霜,致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这可以说是发生类似暴动的直接起因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洪水并不只是纯粹的天灾,而更多需要归咎于政府对堤坝和水利系统普遍疏于管理,因此可以说洪水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根源。由于帝国政府无力保护当地社区免受匪徒的劫掠,这些社区就自己起来组织地方武装,自己征收赋税,自己掌控当地的行政管理。
在太平天国管理的区域,起义者们在村庄附近围起高高的土围墙。在这一环节中,秘密社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村庄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人趁机寻找各种借口帮助村民进行抵抗。同时,地方士绅们获得了对本地军事力量的掌控。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利用一个地方军事力量来对付另一个公开宣布起义的军事力量,这种妥协最终进一步削弱了其自身的权力和权威。秘密社团和士绅掌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该起义不再是纯粹的土匪叛乱。
太平天国开始游说地方上的名望人士,只要后者答应合作,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来掌控各个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一种通用的方法。如果还有一些宣誓效忠朝廷的官员居住在那里,他们就会遭遇到公然的处决。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形成了起义组织的基础。只有富裕的具有影响力的家族才能赢得足够的支持者和受保护者,使后者的忠诚有所回报。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对宗族的忠诚奠定了农民热烈拥护起义领袖的基础。尽管起义军主要是通过现行的社会组织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他们也推行了一个初级的经济和社会计划。他们意识到,救助挨饿的人是赢得其忠诚的关键。
我们一致认为,无论农民起义失败还是成功都必须要要依靠当地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级,我需要你的人力,你需要我的财力和资源,农民只是他们手里推翻现有帝国的工具。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纽带是靠什么来维系。在农民和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纽带是宗族,而宗族在将农民和现行秩序连接在一起这方面似乎更为有效。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所谓的宗族就是来自同一祖宗的一群人。其中在中国并不是能代表全部,因为很多外来者也是宗族的一员。尽管宗族事务通常也是由其中的士绅成员所掌控,但是宗族确实容纳了大量的农民。

它有特定的行事规则,活灵活现的仪式靠口头传播流传下来,在这些仪式上,所有的宗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重新确立他们在一个集体单位中的成员资格。一些儒家观念,诸如尊重长者和先人等,都是通过宗族渗透到农民中去的。至少这些观念确实相容于农业社会的结构。
对长者的尊重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一个社会变化非常缓慢的世界里,因时间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确实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可能已经观察到形成农民保守主义的更强大的力量之一。用于仪式的土地,其所有权是集体的,为宗族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这些土地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出租给贫穷的宗族成员。
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土地可以用来帮助宗族中有才华却很贫穷的成员,使他们有机会接受传统教育从而跻身官场,最终能够增加该宗族的资源。人们发现,与其他村庄相比,那些宗族势力强大的村庄尤其是所有居民都属于一个宗族的村庄是一些凝聚力更强、更为团结的单位。尽管北方地区也存在宗族,但是在农业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的力量尤为强大,这说明宗族现象也是与巨大的农业财富相联系的。
在另一方面,宗族不过是父系和从父居住制的一种扩大了的形式,带有在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的强有力的家长式特征。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在宗族势力并不明显的中国其他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规模较小的世系家族,这些家族中也包括了士绅和农民家庭,其所承担的任务是同样的,那就是,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捆绑在一起。
总体上讲,在当时的中国,宗族和父系世系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唯一重要的一根纽带。但是宗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可以成为将起义暴动团体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机制。中国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一般来讲都非常脆弱,当这种纽带被撕裂,社会框架被打破。也解释中国社会农民起义泛滥成灾重要原因。现在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加速城市化进程成撕裂宗族观念和纽带的重要钥匙。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
今天就讲到这里,恰巧也是5.12汶川大地震纪念日,在此缅怀我们的同胞。也祝天下母亲节快乐。喜欢我文章点赞、关注、转发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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