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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四记」
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推送图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展玩略加编辑
“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也应该是与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盗墓者挖墓，为卖钱牟利；我们挖墓，为了写论文、成名成家，如果一样缺乏人文关怀，在本质上，二者并无区别。”
郑嘉励，一位有着浓厚“人文关怀”的考古学家，曾因一句“上班就是上坟”引爆朋友圈，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考古界网红”。
自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郑嘉励从事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已有二十余年，主要关注浙江地区宋元考古、瓷窑址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在郑嘉励所“经手”的墓中，有许多大名头有影响力的项目，如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黄岩赵伯澐墓、武义徐渭礼夫妻合葬墓等等。
2023年，郑嘉励老师《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一书由展玩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共同首发，反响热烈。👉点击回顾：全中国最爱「南宋古墓」的考古人，直播揭秘800年前的宋墓与宋人
徐谓礼夫妇合葬墓
徐谓礼墓志 局部
兰溪胡联村夫妻合葬墓右穴后壁壁画
近日，郑嘉励《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本书初版于2017年，以其兼具感性气息与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笔调，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他20多年在田野大地上的求索与探寻之旅，一经推出，广受好评。
此次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删除并更新了1/3的内容。
全书分为四个篇章：考古记，重返考古发掘现场，还原第一线的遗址和墓葬发掘场景；田野记，讲述田野考察中的见闻与思考，传递考古工作的魅力与趣味；历史记，探析古迹与器物之奥秘，呈现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人生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那些无法忘怀的人与事，抒发对人间温情与善意的珍惜。
这些朴素、真诚、热烈的文字，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考古工作的热情，试图在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趣味、情感和思想的联结。
展玩读美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共同首发这本新书，尤其特别推出限量签名钤印本给喜爱郑嘉励老师作品的读者。
经出版社特别授权，我们节选郑嘉励老师新书《代后记：考古一线的酸甜苦辣》中部分内容并发表在本期推送中。此篇《代后记》为郑老师《考古者说》一书刚刚问世时所接受的记者专访，其中谈到他对考古工作、生活和写作的想法。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郑嘉励 著
精装32开 315页
定价 88元
签名钤印版 88元
✨ 作者签名钤印
✨ 附赠原创善财童子索引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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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考古记
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
智标塔地宫发掘记
黄岩南宋赵伯 墓发掘记
史嵩之墓
盗墓笔记
妾之命运
龟山
长安道上
第二编 田野记
渤海纪事
竹口
樊岭
杜范墓
基业
子城
望海潮·盐官
山中的杭州史
第三编 历史记
越地佛迹
唐宋时期的西湖摩崖题刻
南宋：一个王朝的背影
越窑、沙僧及其他
吕祖谦的肖像
地图炮
金鳌山与牡蛎滩
古物丛谈
第四编 人生记
这些人，那些事
玉环文旦
两个讲解员
龙公庙
最后的美德
去者
考古者说
代后记:考古一线的酸甜苦辣
代后记
考古一线的酸甜苦辣
（节选）
记者：今年4月，您出版《考古者说》，这本书充满了人文关怀，用您的话说是“用工作、生活、阅读的经历和体悟，煮出一锅五味杂陈的文字”。在您笔下，冰冷的文物和古墓中的枯骨超越了“研究对象”的层次，变得有血有肉。那么，您觉得在考古发掘、整理和研究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应当秉持何种态度来看待工作对象？
郑嘉励：考古是发掘、整理、研究古人的遗迹和遗物的学问。作为科学，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科学工作者就是要揭示这些客观的事实。
古人的遗址、墓葬及其遗物，一旦生成，其物理形态，确实客观存在，考古工作者理应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界那样，采用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同位素、C-14测年学等科技手段来发掘、整理、分析考古材料。近年来，考古学有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甚至有工程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因为考古遗址的测绘、建模、复原、展示的要求越来越高。工程师的语言，就是各种图纸，这也是考古工作者需要的技能之一。
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手段的广泛介入是合理的，有其积极意义。我们因此获知更多的关于古代的“硬知识”，在古遗址中提炼的信息越来越多，对古建筑的测绘和复原越来越精确。追求真理的科学，讲究客观、准确，必然要求从业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犹如地质学家面对一块石头、医学家面对人体某个器官的态度。
记者：的确，大家很容易形成刻板印象，认为考古是一门纯粹的人文学科。但只要稍稍深入了解，就能发现考古学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
郑嘉励：所以，我的写作中有过分浓厚的“人文关怀”，过多的情绪释放，这让我看上去不像个科学家，倒像是文艺青年。
但是，考古学不等于物质文化研究，更是“透物见人”的学问，我们发掘和研究墓葬、遗址，是为了认识人类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演进模式。具体而言，旧石器考古涉及古环境、古生物、人类进化史，可能更多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新石器考古，固然采用大量自然科学手段，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而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汉唐宋元考古，当然属于历史学范畴，除了历史学，它不可能是别的学问。
在“术”的层面，即技术层面，考古学具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属性；在“道”的层面，考古学则属于人文社会学科范畴，历史时期考古必然是人文学科。既为人文科学，它就不只是纯客观的知识追求。除了科学的维度，更有人文的维度——在生产新知识以外，更要增加社会福祉，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升个人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考古学除了“为人”的科学属性，也是致力于自我完善的“为己”的人文学。
记者：同一学科，从“术”和“道”两个层面，竟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看来考古学当真是“允文允理”。如您所说，近年来科技手段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乃至专业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不少学者又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您在一次采访中也曾提到，“对考古自然科学化倾向很警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产生这样的担忧呢？
郑嘉励：科技手段介入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示利用领域，具有合理和积极的一面。但是，考古学毕竟是“透物见人”的学问，是研究人和人类社会的人文学科。
自然学科，例如物理学、化学，通过实验或推理，解决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揭示自然界中可重复、可验证的客观规律。如你所知，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更是“第一生产力”，其成果或大或小，经过转化，总有其经世致用的一面。
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人和社会，不像物理学、化学那么具有稳定的客观性，退一步言，即使我们把河姆渡文化的复原研究做到绝对准确，那也是“无用之学”，无法转化为生产力，除非大家愿意回到7000年前，过河姆渡人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
记者：（笑）如果打造一座可以体验河姆渡人生活的遗址公园，相信会有游客感兴趣。但如果让大家回到那个时代，恐怕没有人会愿意。
郑嘉励：是的。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本来就不是“纯客观”的知识领域，也不应该是。考古学研究获取的古代知识，哪怕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它与我们的情感、趣味、思想无关，与当今的社会需求也无关，这种客观知识就不具有“经世致用”的潜在可能。那么，纯客观的考古学（如果存在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我对考古学过分自然科学化的倾向保持警惕的原因。作为人文学科，只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情感打动人，予人以趣味的共鸣和思想的启迪。在于个人，学科要有助于从业者的自我完善，来自书本和实践的考古学知识，与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结合起来，融为一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
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是顶重要的学习，不是说文艺工作者需要这种训练，一切人文学科包括历史考古学同样必需，如果我们对古人的生活缺乏“理解之同情”，当然无法做有境界的学问。哪怕考察一个明清时期的古村落，从破败的古民居我们能否体验古人的日常生活，由高大的祠堂能否体验古人的坚守与恐惧。这些体验，既是认识古代生活的基础，也是理解当下生活的路径。
记者：读您的书觉得您很关注考古现场反映的历史中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对历史上无名的生命充满温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
郑嘉励：在大型基本建设中，在轰鸣的推土机前，考古人发掘古遗址、古墓葬，艰苦卓绝，为国家抢救了大量文物。但不可思议的是，每次有关考古发现的网络报道，一定会招致很多批评，甚至有恶毒攻击考古是“拿着执照的职业盗墓”的。网络“喷子”固然无需理会，但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为什么？
除了我们的宣传没有把“保护第一”和“科学发掘”的理念阐述好，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只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学术价值、文物的精美，很少考虑到古墓葬的主人——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也应该是与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盗墓者挖墓，为卖钱牟利；我们挖墓，为了写论文、成名成家，如果一样缺乏人文关怀，在本质上，二者并无区别。
人文关怀，不是抽象的，具体说来就是指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不论现代人，还是古人，都有人生真实的喜悦和困境，他们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人文关怀，不仅关乎学科形象，从写作的技术和修辞的角度上说，也是讲好考古故事的必然要求——一个与普通人情感、趣味、思想无关的纯知识问题，例如河姆渡文化石器的分类与加工技术，除了极个别的专家，谁会关心呢？
记者：将考古学理论知识和个人经历融为一炉——这下终于明白了您的文字为什么具有感染力了。据我所知，您在多个细分领域都有过深入研究，那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能透露一下目前的研究项目吗？
郑嘉励：我从事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以南宋为中心的，上溯至晚唐、下探至明代的墓葬、瓷窑址、矿冶遗址、摩崖碑刻和城市考古。我对宋史虽无深入研究，但对史学议题具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平常也搜集、整理宋元时期的墓志碑刻等，编辑一些资料集录性质的书。我有一些散漫的工作计划，但不怎么申报课题——我不愿意被课题任务套着，我们单位的性质也不会拿课题来考核我的工作。总体而言，我只是凭个人兴趣和热情去做。如果有一天，不想做了，就随性地读读闲书，写写毛笔字。
记者：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好学问大都是凭兴趣和热情做出来的。
您曾在这么多领域深耕过，能简单介绍一下，日常面对的工作对象大致有哪几种类型呢？不同遗迹对象在发掘和保护的方法理念以及研究的侧重点上有什么不同呢？
郑嘉励：历史时期考古的工作对象主要有三大类：古墓葬，在历史时期晚段，主要是砖室墓、砖石混筑墓；古遗址，即聚落遗址，在历史时期，主要是城市遗址；手工业遗存，指古代的瓷窑址、矿冶址、造纸作坊等，在浙江主要指越窑、龙泉窑等青瓷窑址。
一座墓葬，是一个独立的遗迹单位，相当于聚落遗址中的一个灰坑、一口水井，在考古发掘技术层面，相对简单，即便是南宋赵伯澐墓这样保存完好、出土大量纺织品的墓葬，发掘也不复杂，难度主要在于后续的文物保护。但工作必须耐心、细致、负责任，墓葬的结构形制、每件随葬品都要有准确的图纸、照相和文字记录。一座科学发掘的墓葬，即便在1000年后，哪怕只是墓葬中的一块砖头，也能够准确地还原到它曾经所处的三维空间，如果有一件文物失去位置，例如赵伯澐墓中的玉璧，后人竟不知道它曾经随葬在墓室内的具体位置，那么，考古发掘一定是不合格的。
记者：涨知识了。之前想当然认为墓葬才是考古工作的“重头戏”，原来墓葬的发掘难度并不算高呀。
郑嘉励：单体墓葬的发掘固然不复杂，但长期延续的公共墓地或家族墓地，例如南宋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延续100多年，散落于山间的有近百座墓葬。如果我们将它们视为有机的整体，那工作难度就会几何级的放大，也许就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记者：原来如此。同墓葬相比，瓷窑遗址的发掘难度如何呢？
郑嘉励：在技术上，发掘青瓷窑址要困难很多。因为窑业生产和废品堆积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不像单体墓葬这种一次性形成的遗迹。以越窑遗址为例，窑炉通常是一条长达50多米的龙窑，建筑在山坡上。一块山坡上，青瓷烧造的时间，可能会延续两三百年之久，越窑寺龙口窑址，从晚唐到南宋初，窑火就没有停烧过。早期的龙窑废弃后，新建的龙窑又叠压其上，同一地点可能叠压着不同时期的很多条龙窑，将它们逐一揭示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不同时期的窑炉产生的废品瓷器，随同废弃的窑具和炉渣，被倾倒于龙窑的一侧，形成厚薄不均的废品地层堆积，几百年下来，坛坛罐罐，堆得跟小山似的。不同时期的废品堆积（地层）的走向，随地势起伏，自下而上，逐层叠压，每一层都代表某个时期一窑或多窑的产品，早期地层叠压于晚期地层之下。
记者：听起来好复杂呀，考古工作者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郑嘉励：与地层堆积的顺序相反，考古工作者则自上而下逐层发掘，及时分开早晚不同的废品堆积，并努力将废品堆积与其所出的窑炉遗迹对应起来（事实上，这近乎不可能）。根据地层叠压的早晚关系，将不同地层出土的瓷器在一个大房间里摊开来，先是分类：碗一类，盘一类，壶一类，坛坛罐罐又一类，不同的碗又按照口沿或底足的形态差异，分成敞口碗、敛口碗、直口碗等若干小类，继而按不同地层逐层排列，从而确定唐宋时期越窑瓷器形制和工艺的发展演变——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整理过程，包括了地层学、类型学的一般原理。这是考古学建立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谱系，也是瓷窑址考古建立瓷器分类、分期的主要方法。
地层学、类型学，说起来，只是两个词，但具体操作却不容易。寺龙口窑址，龙窑两侧的废品堆积，地层分了20多层，出土的坛坛罐罐，碗、盘、壶、罐，加上匣钵、垫具等窑具，少说有五六十种器物。1999年，我长年埋首于坛坛罐罐的汪洋大海，分类、排队、分型定式。这个过程极其锻炼人的观察能力和分类能力，也磨砺人的意志。
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尤其是参加过地层复杂、遗物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和瓷窑址发掘的人，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岗位。2008 年，我在东阳南马镇发掘北宋葛府窑址，驻地附近有个鞋厂，生产各种各样的旅游鞋、童鞋，流水线上统一着装的工人，整天不抬头，忙于分类、包装——我以为，这种工作太简单了，甚至连劳动强度也比不上我当年发掘越窑遗址那会儿。
记者：向考古工作者致敬！突然想到，您在《考古者说》中提到过，职业生涯中有从瓷窑址研究向墓葬研究转变的经历。您能谈谈当初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一决定的呢？
郑嘉励：瓷窑址考古，主要研究窑业生产技术、瓷器形制、装饰、工艺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这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由于烧窑在古代属于“末业”，很少有文献记载，“透物见人”难度较高。而古墓葬，直接面对“人”，如果有墓志出土，更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相对于手工业作坊而言，墓葬的意象，更加具有思想张力，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墓葬背后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更有无尽的生死悲欢，更容易与人文议题对接。
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浙江是青瓷的故乡，越窑、龙泉窑瓷器，如冰类玉，风雅，值钱，更受人喜爱，但我觉得古墓葬考古更吸引我。后来，我不再做陶瓷考古，专意于南宋墓葬研究。起初，朋友们都不理解，因为青瓷是浙江考古的大品牌，很多人关心。我发掘越窑遗址时，考古工地上高朋满座，常有大学老师前来商讨合作意向。自从改行南宋墓葬，工地门庭冷落，因为大家不关心，认为挖不出名堂，但我坚持认为墓葬研究可能会更贴近我对历史学、对人文探索的兴趣。
记者：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像您一样，立足于个人天性和学术兴趣去做研究。
您长年工作在考古一线，考古人员因工作性质，常常要和各类人群打交道。您也讲了不少和老乡、地方文物干部互动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在田野工作中，您印象最深的一次同非考古人员互动的经历是什么呢？这次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郑嘉励：田野考古，尤其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多，流动性大，待在乡下，少则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与农民工同进共出。考古领队的工作与生活，绝非书斋学者所能想象。从考古项目申报、青苗赔偿、民工工资谈判、与工程建设方协商工期、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都要妥善处理。从积极面来讲，在每一个新工地都会接触到许多人，都能丰富生活阅历。
比如《这些人，那些事》一文，就写了工作中遇见的地方文物干部、地方文博单位的临时工、考古技工、考古民工、房东这样的各色人等。在《临时工》一文中写了临海博物馆的丁伋先生，我因为整理台州出土的宋元墓志与他相识，经常向他请教地方文史掌故。丁先生学问很好，是台州公认的文史专家，他一生未婚，在博物馆做临时工，做到老，做到死，他与世无争，不求闻达。贵州的一位老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通过出版社辗转联系到我，让我务必转达他对丁伋先生的问候，可惜丁先生在一年前的春节前夕去世了。
在工作中，感动过我的人很多，很难说哪件事印象最深。考古工作者出门在外，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须臾离不开当地文物干部、考古技工、民工、房东和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能够传授我知识、丰富我人生阅历的师长。
记者：感动，丁老先生这样的文博人当真让人尊敬，回头一定好好品读下您这篇文章。
聊完了考古工作中的“人”，接下来请教考古工作中的“物”。您在书里提到过，“绝大多数的文物处于‘可保、可不保之间’，需要考古工作者做出具体的、有力的说明"。那考古学家一般是依照哪些标准来衡量文物的价值呢？
郑嘉励：我们赶在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之前，发掘墓葬或遗址。我们认为文物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墓葬是认识古代历史和丧葬习俗的载体；具有艺术价值，因为墓葬的画像砖和随葬品很美；具有科学价值，墓葬的建筑工艺、随葬品中青铜器的铸造，具有科技史价值。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我们主张古遗址、古墓葬很重要，要原址保护，高速公路甚至有必要为之改道。
然而，这种事情大概率不会发生，高速公路多半会在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墓地上继续施工。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决策者没文化、急功近利。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考古工作者认为文物有价值，固然没错。但问题是，考古工作者所描述的价值不足以说服决策者，在他人看来，这些文物远没有“重要”到让高速公路为其让路的地步。换句话说，公路的如期通车，比文物更重要。
如果我们发掘的是秦始皇兵马俑，或者是海昏侯墓，我想任何领导都不会说这些文物不必现场保护，公路直接压过去算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文物的价值显然高于公路，公路有必要为之让道。这笔账，我们算得过来。
问题是，绝大多数文物的价值，都不像兵马俑、海昏侯墓、故宫那么显性，它们的价值是考古工作者赋予的，我们能赋予它什么，它就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谓“绝大多数的文物处于可保、可不保之间，需要考古工作者做出具体的、有力的说明”。考古人赋予的价值是否具有说服力，直接影响文物的命运。
我的写作就是想努力揭示文物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关系，证明考古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文物的三大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这是学院派的描述，与普通民众距离稍远。《考古者说》中有一组文章，里头写到丽水城郊的文峰塔，这座明代砖塔，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海外游子看来，就是乡愁的象征。在三大价值以外，文物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保护文物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民众共同的情感。
我就是想做这件事，证明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保护文物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记者：特别喜欢您的文字，关于文峰塔的那些写乡土文物的文章，虽然是古物，却能引起读者浓浓的家乡情怀。
您的文字很有感染力，读您的著作，能感受到您阅读面之广、文字驾驭能力之强。扬之水先生在为您作序时也曾说过：“一起聊天的时候，往往都是听他谈‘文学’，甚至是很专业的‘咬文嚼字’。”您平时喜欢读哪些文学作品呢？哪位文学家对您的影响最大呢？
郑嘉励：谢谢，我的文字不能算好，只是努力追求“文从字顺”而已。
念大学的时候，重读《水浒传》，蓦然发现，白话文的生动和活泼，尤其是其白描工夫，感染力远在文言文之上。后来，又读《续古文观止》，发现清代文言文的末流，乏味、迂腐之极，非但装不下稍稍复杂、思辨的思想，甚至都无法描述活泼的生活。这让我坚信，好中文的样子，一定是口语的、简洁的、凝练的、活泼的。
当然，作为学术语言的中文，语法或句法，可以是欧化的，但是，具体的遣词造句，依然应该是中文固有的锤炼方式。什么是中文的锤炼方式？除了准确、明晰，也要遣词生动、造句铿锵，好写手的文字是有韵律感的。鲁迅对声音极敏感，文字节奏很跳荡，比如《元好问》中“元遗山，在金末元初，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声音的平仄之间，照顾周全，遣词也讲究，然而层层套叠的定语，又是欧化的句式。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说：“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著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多好的语感啊！我们只要诵读几遍，就会明白，好的白话文来自锤炼。
我的意思是，我喜欢鲁迅、曹雪芹、施耐庵等人的文字，年轻时候特别崇拜鲁迅，至于古典白话小说，更多的是欣赏古人语言的生动、活泼和韵律感。
记者：鲁迅先生的作品和古典白话小说确实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啊。除了文字水平外，您的著作“产量”同样让人佩服。我们知道考古工作除了长年要奋战在田野发掘外，文物的整理、保护、研究同样艰辛。在这般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您还能笔耕不辍，保持着较高的作品产出，着实令人钦佩。可否请您分享一下，平时的创作习惯是什么呢？
郑嘉励：我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严格说来，我的身份，小半是考古学家，大半是文物工作者，以从事抢救性考古发掘、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等日常工作为主。与高校相比，考古所不是严格的学术机构，因为上头并不以学术论文、课题数量来考核我的工作成果。
2010年，我获得研究馆员的职称，这是我在这个行业所能获得的最高职称。此后，除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的分内工作，很少再写固定格式的学术论文，发不发《考古》《文物》等核心期刊，全无所谓。除非学术会议的邀约，非得写成论文格式不可，我只把学术观点和工作心得，尽量写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偶尔写作也是为了个人的抒情遣怀。我相信，学术的本质是发明创造，而不在文体。我写杂文，大半的动机，落脚于学术；小半的动机，才是文艺。
我的文章，多半是这样写成的。这是无功利的写作方式，如果我在高校工作，处于严苛的学术考核机制下，恐怕就没有这般闲情雅致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的著作为非专业人士架起了一座了解考古工作和文博知识的桥梁，一直受到文博爱好者的期待。替您的读者打探一下，您下一部作品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郑嘉励：我正在写一本名叫《读墓笔记》的书，梳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义乌桥头的“浙江第一墓”，到明清时期的温州椅子坟的浙江古墓葬。墓葬，是一部埋于地下的平行的二十四史，我将勾勒出浙江墓葬发展通史及其背后所呈现的历史和文化变迁。
首先，我讲述的墓葬故事，可能与大家在别的地方听到的不一样，我是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强调田野立场。我只讲述本人或同事亲历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的经过和研究心得。
其次，考古人应该坚持“遗迹大于遗物”的立场，墓葬的形制和墓地的形态，比随葬品更重要。出土文物，必须结合它们所属墓葬的历史地理空间来讲述，而不能像博物馆里的文物，孤立地摆放在玻璃橱窗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空间，看似琳琅满目，其实失去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再次，考古工作者应该坚持“一般大于特殊”的原则，大家都喜欢精美的文物，所谓“镇馆之宝”通常是那个时代最精美的文物。但我们也要关心当时普遍发生的情形，那些没有精美文物的平民墓葬，貌不惊人，却是帝王陵墓不能替代的。艺术史家关注精英和精品，考古人除了关心王羲之、吴道子等大艺术家，更关心墓葬壁画、墓志书法所体现的民间传统，这是当时普遍发生的一般情形，是天才艺术家赖以生长的土壤。
田野考古的学科价值建立在“遗迹大于遗物”“一般大于特殊”“田野大于文本”的学科定位上，在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的事业中，考古人应该努力做出区别于史学家、艺术史家、博物馆学者的贡献。在新书里，朋友们可能看不到三星堆、秦始皇、海昏侯和紫禁城，但这并不令人遗憾，不只有帝王将相、奇珍异宝才值得看，来自芸芸众生的考古故事，更加活泼，更加普遍，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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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嘉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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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读画》
《北方有佳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辽代女性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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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梢 青
主编｜傅玉婷
内容编辑｜黄银燕 运营编辑｜马梦寒
影像｜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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