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
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
要讲儒家的思想，
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
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
必须先要了解《论语》。
仁者的行径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这句话，因为一个“恶”字可以读作名词的善恶之恶，或动词的厌恶之恶来解，所以包含两个意义。
第一，是说如果一个人真能学养到了仁的境界，而且长久养志于仁道之中，对于恶人，也只有以仁而化之，根本就不会有厌恶恶人的心情。
第二，为什么会做到不厌恶他人呢？因为仁人的用心，根本就无恶意，只有一片祥和之气，哪里会以他人之恶而厌恶之呢？这恰恰点出仁者待人接物的一团祥和的风格；如果只做善善恶恶的一面来看，未免会埋没圣贤的用心了。
例如宋代名儒司马光，虽恶王安石之为人，而于大节处，却不深恶痛绝之。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问之司马光，他就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他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虽王安石很不高兴，但司马光还是一味地爱护怜惜他，这也是大儒仁者用心的楷模。
由于从上文所说仁者不厌恶人的第一观念和衔接下文一则来看，再扩而充之，就可见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非常地渊深。
那就是说，学而达成仁的境界者的用心，不但不厌恶人，而且也不厌恶现实生命过程中的生活。
他说，富与贵，是人人所要求的目的，大家都想争取，但从一个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道而取得富贵，他是绝不肯要这个富贵的。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大家都想逃避，但从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当的方法脱离，他是绝不肯轻易走出贫贱的环境的。
总之，君子的儒者，即使穿衣吃饭之间，也不肯片刻违背仁的境界；即使建功立业，也是在仁的境界中完成的；纵然颠沛流离，也会安贫乐道在仁的境界中的。
所以提出：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造次”，是忙忙碌碌、有所作为的状态：
“颠沛”，是艰难困苦的状态。
到此，需将仁者待人接物之间，不立涯岸，不固执好恶，但把养得仁心为学问第一要义的道理，作一结论。所以五代大儒陈图南虽然有心用世，但他感觉事不可为之时，便作诗明志，他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从此他就高卧华山去了。等到宋太祖平定以后，再来召请他，他又再三恳辞，谢表自称：
数行丹诏
空劳凤使衔来
一片闲心
已被白云留住
因此他的学问三传而到邵康节，又是一个死守善道、不肯随便出山求富贵的人。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好仁的人会厌恶一个不仁的人。你能够做到好仁，当然是了不起，好到无以复加了，可是你如果厌恶别人的不仁，那怎么能算是仁呢？
倘使你会厌恶他人的不仁，那是把不仁的态度，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于是孔子又似感叹地说，世上哪有人真肯努力追求仁的境界呢？也许有吧，可是我并没有见到过啊！
由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仁道的难得，是如何地沉痛了。就以他的弟子们而论，他也仅得一个颜回，可以传他仁道的衣钵。其余的，对学问各有所长，各自成就了一面，但对于仁道，都还谈不上，不幸颜回又短命而亡，所以孔子就更伤心了。
讲到这里，势必要提出一个反问了，人们为什么就不能向仁道上做学问、用工夫呢？孔子的意思是说，只因为人们的思想和情志，都是偏向于党的，不能独排众议，更不能中流砥柱，只是随流俗去浮沉，更不能不怕不合时宜而能够挺拔于尘俗之中。
一般的人，都是跟着时俗的朋党之流去追逐，所以就都太过于尘俗，不知不觉就过错丛生了。如果是个志心仁道的人，只要观察清楚尘俗众人的过错，便可反身而诚，在自己心地上下工夫，就会知道仁之为仁了，所以在此就插入：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也。
这里的“党”字，不能随古人的见解，作为同类结党的朋党来看。党是偏向于党的意思，既然是偏党，同类结党的意思就在其中了，何苦专指它用于朋党的党呢？
如果硬要把它专指朋党来说，自己也未免太过渺小了。又何必一定说它是这个意思呢？但看它下文的一则，就知道它上文的用意，是专指人们落于偏党，而不能进于仁的境界，实在令人叹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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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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