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
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
要讲儒家的思想，
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
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
必须先要了解《论语》。
从政的学养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鲁卿季孙肥。
有一天，他问孔子，子路可以去从政了吧？孔子说，子路的器识过于决断果敢，哪有从政的学养？
季康子又问，那么，子贡可以从政吧？孔子说，子贡的器识是过于豁达不羁，哪有从政的学养？
于是季康子便问到冉有了。孔子又说，冉有的器识是过于重才艺，也可以说是一个富于文艺或艺术情感的人，哪有从政的学养？
在这里，一共说了子路、子贡、冉有三个弟子器识的典型，孔子认为都还没有达到从政的学养。
我们略窥一鳞半爪，以此三个原则，来看历史上政治人物的得失功过，也就可思过其半了，不再需多言。如果融合这三个人的果决、豁达、才艺于一身，我想，孔子可能就首肯了。
而这一则书，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季康子的推托之辞，所以故意说他的三个学生都还没有可以从政的学养，以避免他拉拢的企图。但既说到从政学养的不易，因此便引出一位弟子，以孝亲著名的闵子骞来了。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费”，是地名，就是季氏的采邑。据《左传》的记载，季氏早有不臣之心，但是他的费城邑宰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时有背叛之举。
汶水是在当时的齐南鲁北之间，《地理志》称：“出泰山莱芜，西南入济。”季氏因为屡次委派的费宰都背叛了他，便约人邀请闵子骞去做邑宰。
谁知闵子骞说，请你为我婉转地推辞了吧！假如一定还要我去，那我就只好北出汶水，避地到齐国去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贤者对于从政的立身出处，非常的谨慎。闵子骞不但以孝行传称千古，他的淡泊名利和谨慎于出处的态度，更足为后人效法。所以孔门弟子门人编辑《论语》，将此段编在孔子论门人从政之后，实在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到此，文章气势忽然一转，前面说了几个君道、臣道、师道和从政等等的事例，不但表示出孔门师生的风格操守和清高的气概，以及乐道而不忧贫的精神，同时也说到孔门师弟不得其时的悲哀，所以便在这里插入两则伤痛的事迹。
贫病又如何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名冉耕，是孔门弟子之一。
据《淮南子》说，伯牛患有癞疾。癞疾就是大麻风一类的病症。
这是说，伯牛生了癞疾快要死了，必须要隔离。孔子亲自去看他，只好从窗口拉着他的手，很伤感地说，完了！这岂不是天命吗？
像他这个人啊！偏偏会生这种不可救药的病！而且对于后面的两句，还重复地说两遍，足见他内心悲伤的程度了。
因为说了一则伯牛的病，同时就插入一则颜回的穷。
试想当时的孔子，不但自己不能得志大行其道，就是弟子和门人也大多处于贫困之中；况且又在此加上一则伯牛的病，和颜回的穷连在一起，简直活生生地写出他们师生之间贫病交迫的苦境，那岂是人情所能受得了的！
可是他的贤弟子颜回，以湛深的学问修养境界，不但处之泰然，甚之，还不改其学养境界的乐趣。这岂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
一个普通的人，处于贫病环境当中，能够咬紧牙关忍受，已经很不容易了，要他不怨天、不尤人，那就太过难得了。更何况，颜回不但不怨天尤人，而且还乐道而不忧贫，这种气度和学养，实在非常可贵，值得效法。
所以宋儒提倡学者要寻孔颜的乐处，而期待自拔于尘俗之中，便是此意。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箪，是古时盛粥饭的笊篱。瓢，是古时用匏瓜一类做的水瓢。
陋巷，等于现在所说的贫民窟。
但在这里，我们须再进一步研究，颜回何以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呢？千万不要忘记上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境界，因为他已经认得仁的道体，而且在三个月中，都定住在仁的境界里，所以他就能忘身忘我，得到无比的定力和乐趣了。
上文已经说过，志心于学问的人，虽然处于贫病的环境中，仍能不变不动其为学问的定力，这种精神的确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因此便引出一则冉求的感想来，而得到孔子说明学问之道，只在立志精进向上与否，其实并无什么难易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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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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