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
石峁城址初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石峁遗址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
一是规模宏大的石头城。
石峁遗址是一座4300年前开始建造的，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石城遗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气势恢宏，构筑精良，面积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之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
这些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暗示着石峁社会公共权力的存在。
二是气势宏伟的“宫城”遗址 ——皇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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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为一座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的台城，四周錾壁砌筑的护坡石墙，自下而上呈阶梯状内收，层层相叠，最高处上下高差达70米。
“皇城台”台顶，面积巨大，经过勘探发掘，这里发现了成组分布的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不小于1万平方米，北侧还有池苑遗址。皇城台层层的保护墙墙体中还有建筑“钢筋”——紝木，紝木是将整棵松木以树冠朝外方向镶嵌在墙体中，以起到巩固撑拉的作用，以保持城墙的稳固和经久耐用。周边石墙上，有石雕装饰，石墙中还插有玉器。
皇城台作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
三是数量众多的石雕作品。
考古人员在皇城台发现了70多件精美石雕。石雕绝大多数为单面雕刻，少量双面雕刻，最大的石雕长度超过2.6米。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测年数据显示，这批石雕距今4000年左右。这么多的大型石雕作品，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出现过。
四是结构复杂的城门遗迹
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址是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它位于遗址最高处，地势开阔且位置险要，由外瓮城、南北墩台、曲尺形内瓮城等部分构成，周边发现六处集中埋葬人头骨的遗迹，应与修建城墙时的奠基或祭祀仪式有关，外城东门址设计精巧、结构复杂、技术先进，有“华夏第一门”之称，历经四千年的风吹雨打仍能感受到其恢宏的气势，不仅是控制交通和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的精神防线。
能和它相媲美的，可能就是同属一个文化圈的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城门了。下图为兴县碧村遗址的城门，显得更为规整。
五是藏玉于墙
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当地人说石峁的玉器是夹在城墙石头缝里的。考古人员对此曾经有过怀疑，因为以前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而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考古人员在外瓮城的墙体里发掘出了插在石头缝中间的玉铲，它和两侧石壁之间都有草拌泥填充，说明是在墙体修建过程中有意压在里面的。而且这块玉铲不是孤例，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从城墙中又发现了不少玉器。
《竹本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我们感觉不可思议，建筑怎么能够完全由玉料所砌。石峁藏玉于墙的习俗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将玉质器物砌入建筑物之内。夏桀这一行为是模仿自石峁吗？还是夏王室本身就是石峁人群后裔？我们不得而知。
石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玉器、骨器、陶器、壁画等重要遗物，其中发现“人头奠基（祭祀）”等重要现
大型玉璋
人头祭祀坑
陶鹰高达50厘米，不是实用器，应该和精神信仰有关，或许是石峁人的精神图腾。
石峁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超过了对距今4000年前后这一时期文明高度的判断，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传统认知。主持石峁遗址发掘工作的孙周勇研究员说：“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已经跨入王国都邑阶段。在没有获得更多证据之前，可将石峁遗址定义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距今40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
那么石峁遗址到底是什么人创造的呢？有许多学者结合《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认为石峁遗址是黄帝的遗址。《山海经》明确记载了黄帝和北方人群有关，《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春秋释例》：“鲜虞中山，白狄，姬姓”，黄帝为姬姓，白狄也是姬姓，白狄生活在晋陕高原北部，黄帝也极有可能在那一带生活过。这么说来，石峁遗址真有可能是“黄帝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