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是我国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又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文献记载：
安阳小屯一带被称为殷墟，这在历史文献上是有许多明确记载的：《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水经注・洹水》：“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括地志》：相州安阳县“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
考古发现史：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并考证出这些文字是商代文字。王懿荣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自尽；1903年学者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整理出版，名为《铁云藏龟》，这是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1908年(一说1910年)，学者罗振玉探知甲骨出土地点，并通过文字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1917年，学者王国维根据甲骨文资料整理出完整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小屯就是“盘庚迁殷”的都城；1928年，殷墟首次试掘，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以及铜器、陶器、骨器等；1929年春，李济主持正式发掘，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文献中殷墟（商晚期都城）地望的记载。
1950年，新中国首次发掘，发现武官村大墓；1976年，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1999年，在洹河北岸发现一座时代略比殷墟早的城址，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殷墟的系列考古发现，使得传世文献上的殷墟从考古上得到了实证。
商王都屡次迁徙，但只有灭亡前的都城、位于洹水南岸的小屯一带被称为“墟”，这个在文献中记载的很明确，近年来洹水北岸也发现了一座年代稍早的商城，但文献里都言之凿凿的说“殷墟”在洹水南岸，丝毫不见一水之隔的洹北商城的痕迹，更不用提更早的偃师、郑州等商代早中期都城了。所以，一般来说被称为“墟”的地名都是某个部族末期的聚居地。文献中还有不少关于“某某之墟”的记载，比如：大辰之墟、太昊之墟、祝融之墟、颛顼之墟、有莘之墟等。拿“有莘之墟”来说，莘国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留下了痕迹，据历史学家陈槃考证莘地有八，他以为“古代不可能有如许多莘国，当由莘国不恒厥居故耳。莘之初始盖西方之国，厥后河南陕以至伊水、郑、汝阳、杞、山东莘、曹诸县并有莘地者，其东向迁徙之遗迹也。”可以看出有莘氏迁徙过不少地方，但只有最后的居住地（现山东曹县）才有“有莘之墟”的称号，《左传》中有“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的记载，这个“有莘之墟”就在现今的曹县一带。古代部族由于各种原因，多有整体迁徙，但文献中一个部族被称为“墟”的地名只有一个，可见我们对“墟”为部族末期聚居地的断言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相对于商代末期都城——殷墟的文献与考古完美相互印证，目前夏代末期都城——夏墟则和考古发现呈现二元分离状态。一方面文献记载的夏墟在晋南一带，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始封地在“夏墟”，夏墟在晋南一带。另一方面目前考古界大都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末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盆地，具有王都气象，也符合古文献对“夏桀之居”位置的描述，但奇怪的是这一带在文献中从未有夏墟之名，而是被称作“有夏之居”。如：《逸周书•度邑》载：“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有不少学者都以周人“尊夏”“以夏人自居”“周代青铜器铭文数言禹之事迹”等种种证据论证夏不是虚构，必然存在；但同时认为周人对“夏墟”地望的记忆有误，夏代末期都城应该在伊洛盆地。个人觉得这个说法还是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夏不仅存在于周人的记忆里，还存在于商人后裔的记忆中，周人和商人都记错了吗？这个概率很小。所以，我们不能选择性认可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对不利证据另做解释。
文献中被称为“夏墟”的晋南，目前也未得到考古印证。要想证明周人记忆的准确性，今后的工作应当聚焦于找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始封地，确认了叔虞始封地后，夏墟才有可能得以最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