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有日本来来找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连衣服也不让我们穿，我很想逃出去，又没有办法，只有不停哭，但又不敢大声”。当凌方贞回顾那段岁月，仍忍不住浑身发抖，因为一直“不听话”，凌方贞总会挨打，虽然过去了几十年，那些伤口似乎依旧隐隐发疼，就像这段记忆一样，是伤痕，是疤印，永远愈合不了。
凌方贞是岳阳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少女时期是备受邻里夸赞的清秀伶俐的小姑娘，但她人生最璀璨烂漫的时间却是在暗无天日的日军“慰安所”里度过的。人生境遇的转变，是因为那一句“鬼子来了”。二战期间，日军于1938年11月由鄂入湘，岳阳在狂轰滥炸下沦陷。乱世人如犬，沦陷区的百姓们担惊受怕的过着日子，时时要忍受日本人的烧、杀、抢、掠……
仓皇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日本兵进村，在汉奸的带领下抓“花姑娘”，那一天，凌方贞刚过了15岁生日不久。听到村口传来枪声，村里的百姓们纷纷逃跑躲避，凌方贞的妈妈招呼着三个女儿逃跑，妈妈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弟弟往山里跑，两个姐姐紧跟其后，但凌方贞却因为小脚跑不快而落后了，没有办法，爹爹只能将凌方贞藏在屋内。透过门缝，凌方贞看到，打绑腿、带着帆布帽的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院里走动，院中值钱的东西都逃不过日本人眼睛，但最重要的，还是用刺刀逼迫着村里人将“自家的年轻女孩叫出来”，否则就要“死啦死啦地”。那一夜，日本人火把上的光亮，一闪一闪，映照得天地都一片血红……为了阻止女儿被抓走，父亲中了刺刀，倒在一边，而凌方贞则被绳子拴紧，和其他被抢来的女孩一个串一个，被驱赶着向平江县城走去。那一路，十几里，3个多小时，坎坷，寒冷，仿佛总也走不到头，女孩们大多是小脚，这更加深了这路途的艰险，在一串人链中，凌方贞见到了堂妹凌朵英，她在前头，凌方贞在队后，叫了几声，没人回应，这几声，就成了两姐妹成为“慰安妇”前最后的见面”。
那个晚上，凌方贞与堂妹，还有一些同乡女孩被带到平江县城。关押凌方贞们的，是一间青砖砌成的老式房屋，里面同时关着很多女孩。这些女孩的背景各异，但是都有同一个身份——“慰安妇”。一道10米的青砖墙，隔开了墙里墙外两个世界。在每个单间里，都会传来 “嘎吱”响的床声，过道日本军靴踩踏木板的声响，还有惨叫的声音。所有的女孩体检以后都登记造册，除了本名，还要取一个日本名字。日军将妇女根据姿色和年龄，分为甲、乙、丙三等，依照等级标价。
凌方贞和堂妹在这里挨过了3个月。每次，日本人会将掳来的女孩从关押的房间，带到另外的房间，事毕后再送回来。有些女孩因不堪屈辱而反抗，最后往往会遭受皮鞭殴打。为了节约时间，日方不允许她们穿衣服，“只能缩在被子里”。
除了忍受凌辱与侵犯，女孩们还要和疾病、饥饿斗争，“慰安所”里的环境很差，即使是残羹冷炙，女孩们也吃不饱肚子，同时，女孩们还要承受妇科疾病的困扰……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3个月，直到1945年3月，中国军队反攻平江，凌方贞和同乡女孩一道被解救。而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了女孩们深埋在心底的秘密。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先后有20万中国女性被迫充当“慰安妇”，大部分女性被残害致死或无法承受屈辱而自杀，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而作为幸存者，凌方贞似乎真的“很幸运”。被解救后，凌方贞嫁给一位忠厚农民，日子清贫，但丈夫心肠很好，对妻子说‘你还是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那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愿意去的’，而丈夫的理解，成了凌方贞一生中最珍重的温暖。而且，凌方贞在调养后，顺利生育了四儿两女，虽然因家庭困难，有两个儿子一出生就送了人，但相比那些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孩们来说，凌方贞的遗憾已似乎被缩减到了比较低的程度。
但即便成为了“幸存者”，凌方贞的人生轨迹也并没有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因为这三个月的经历，明明是受害者，凌方贞和同样经历的女孩们却成为了“最大怨念的承载者”。她们一生抬不起头来，有人说她“嫁给日本人”，更有人说她是 “汉奸”，每逢“运动”，她都要顶着“日本娼”的帽子接受众人的批判。也正是因为众人的白眼，凌方贞几十年间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即便是子女们，她也从未吐露半个字，只担心“给孩子们丢人”。这种伤痕即便是时间也不能弥合，几十年后，凌方贞已头发花白，但每次从电视上看到日本兵，还是会吓的心脏通通直跳。但即便是害怕，在晚年，老人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成为日军暴行的人证。50 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 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如今，我们再次翻看这些故事，不是为了挑起仇恨，不是为了满足猎奇，而是要让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对此，您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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