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30日摄于北京」
在场，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选择。是真实的存在，是此时此刻。总结起来，其实就是“经历”。
最近读韩炳哲的《不在场》，让人印象深刻。他一个韩国人入了德国籍，以西欧人的身份重新审视东亚地区的文化。从他的成长经历来看，20来岁在韩国高丽大学攻读冶金学，但大学的经历似乎并未提起他对东亚文化的兴趣。大学毕业差不多是1980年左右，也是他赴德的时间。
从历史时间线看，1980年的德国更多指的是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则被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占领。首都柏林也分为西柏林和东柏林。
他在赴德后接受西欧文化氛围的熏陶后，才逐渐开始审视其和东亚文化的不同。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是前中国人艺演员冯远征也曾抵达德国和柏林。但冯远征抵达柏林的日子，刚好是当地时间1989年11月8日。这个日子在历史上十分重要，因为第二天即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
柏林墙倒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这被定义为改变世界的一场意外。维基百科里是这样描述的：“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铁幕倒塌、东欧和中欧的共产政权开始倒台。不久后，德国国内边界开放，次年10月两德统一”。
站在韩炳哲的视角看，他在1989年11月目睹柏林墙倒塌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时，他既能够以联邦德国人的视角看待这个事件，又能够以东亚韩国人的视角理解这个事。所以，拥有相对丰富经历的韩炳哲，可能会有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作为对比，当时的冯远征可能更多沉浸在“一切都是新鲜事物”的好奇之中，用“懵逼”这个词形容他当时的状态也未尝不可。当时的他，身处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关键节点，却不自知。或者说，柏林墙倒塌的历史事件，冯远征只能用单纯的东亚中国人的身份简单评判，这是片面的，不够丰富的。
界面新闻旗下的正午频道，曾经写过一篇《冯远征：我穿墙过去》，有一些历史大背景的描述：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当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至少见证柏林墙倒塌的韩炳哲、冯远征是幸运的。他们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我敢说，他们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一天24小时的经历，甚至能讲出一本书来。
纽约时报曾于2019年11月发表题为《柏林墙倒塌30年：改变世界的一场意外》的文章。文章将柏林墙定义为“一个象征着无自由的高耸符号，像一道水泥和铁丝网组成的伤疤，穿过这座故乡城市的心脏”，柏林墙的倒塌则被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崩溃”。
因为他们在场，他们有资格，他们有发言权。
而对于我们，柏林墙倒塌只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历史事件，是课本里的描述，是因为考试要考才会努力记下的事件。不然，多数学生并不会去深究这事儿。
就像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柏林墙倒塌前的1989年上半年，离开民主德国（也称为“东德”）依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在1989年2月，还有人因为翻越柏林墙想逃跑而被枪击而身亡。4月，仍有人在逃跑时被射击，但并未击中身亡。
为什么韩炳哲会“在场”？
这或许与制度有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韩炳哲肯定不会去东德。冯远征受梅尔辛教授之邀请，去的则是东德。虽然二人身上流着的均是东亚的血，但走上了不同的路，这是制度的关系。
时代的关系就忽略吧。毕竟，他们几乎身处同一个时代，冯远征只比韩炳哲小两三岁。二人只是身处的国家不同罢了。
国家的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人的受教育程度。韩炳哲从首尔高丽大学毕业，即使学冶金学毕业，也能够有“机会”赴德留学，最后有了留下来的机会。冯远征从陕西省抵达首都北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再让他接受从北京到德国的转变，可能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永远没法攀比的资本。
自身的造化和努力，也很重要。只是在历史的进程面前，个人只有被无情碾压的命运。要想“在场”，在我们这个国家，天时地利与人和，几乎都要凑上才行。
我又想起《走出戈壁》【亚洲知名的金融家、投资人单伟建先生回忆录】（英文版《Out of Gobi》）这本最近也在读的书。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是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老师，耶伦在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单伟建的故事，说明了教育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
单伟建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从一个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不懂英语的苦工，蜕变成美国顶尖学府的教授，这个路程实在是不可思议。1982年10月，单伟建走进了耶伦的办公室，他要攻读博士学位。
读《走出戈壁》时，发现下乡时年仅十几岁的单伟建，比我们当前困在时代洪流里，为金钱奋斗的年轻人们还要清醒：
1、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对权威不能盲从，要问个是非。如果权威是错误或愚蠢的，就不应该服从。当然，违抗权威有时要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阳奉阴违未尝不可。只有不盲从权威，才能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的见解。
2、李荣田曾对我说，浪费时间就是对自己犯罪。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任何时候我如果无事可做就深感自责，甚至在与家人度假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的话敦促我不停读书、工作或做点儿有用的事情。
3、“文革”时期到的教育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极端清教徒式或是禁欲主义。甚至女人在工作时卷起袖子或裤腿，或者穿任何能显示身体曲线的衣服，都让人侧目，被人认为是不革命的行为。结果是全中国所有的女性都千篇一律穿着尽量遮盖体型的宽松制服。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北京年轻人会反复去电影院看《天鹅湖》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看其中大约30秒钟的“黄色”片段。
……从连续31个小时不断挖大渠，到后来进入卫生部学习，他抓住了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机会。在如今看来，那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在场”的经历，都成为了今天单伟建成为亚洲知名投资人、金融家的血和肉。
我也时常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只言片语中听出“文革”的样式，破四旧等等。但那时，西部小村庄里的人们，每天愁盼的是吃一顿饱饭，吃一顿白面馍馍。就连我小的时候，整个村里、家里都还没过上顿顿白面的日子。改变也只是在近些年里。
所以，想一想，单伟建从出生就住在北京二环里台基厂大街里的税务部大院里，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高下立判，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要想“在场”，有发言权，我就必须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乌纱帽从天上掉下来，我在场就有可能性，才有可能拿到资格，才有可能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