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子晤
为期三个月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已于 5 月 27 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集结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5 省市 32 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 294 件/套,一级文物超过百件,有 88 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执行策展人杨建华称,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神器,咄咄怪哉的套头葬习俗,还可以看到写实浪漫生活色彩的古人储钱罐,媲美清宫剧的贵族铜指护,乐音回响的钟鼓……
重点展品及出土地点示意图
青铜,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其黄金发展史集中在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铸造出最早的青铜器,进而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西南各区域也先后发展出发达的青铜文化,既闪耀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映现着共性联系。考古学家童恩正曾提出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认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从新石器后期到青铜时代,活跃在这个地区的众多民族留下若干共同的物质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观展后总结道,“西南地区由于民族众多,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多样,使其孕育出非常奇特的文化面貌,也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特色。除了三星堆外,我们看到的夜郎文化、滇文化,广西地区的八桂文化、百越文化,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
颇具神巫色彩的四川青铜
五钺一组,王墓中的古蜀礼制
古蜀文明在西南区域颇为显著,三星堆文化又被普遍认为是古蜀文化的兴盛时期。商周时期,古蜀文明在演进过程中,已展现出国家文明水平的社会体。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器,展现出神巫色彩,让后人颇感神秘。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郭军涛认为,古蜀青铜器最显著、最大的亮点是“立体雕塑”特别发达,视觉冲击强。此次展览中,著名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像、金杖,显示出三星堆、金沙文化同宗同源的文化传承。
三星堆铜人面具
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古蜀文化一度中断,成都新都马家木椁墓的发现,续上了战国时期的脉络。该墓推测或为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某代蜀王墓,墓中铜工具和铜兵器保存完好,未发现腐蚀痕迹。
开明王朝是古蜀最后一个王朝,鳖灵称帝后,最先定都广都樊乡(今彭州市、新都县交界处),公元前 6 世纪蜀王开明五世才开始在成都立宗庙,到开明九世正式迁都成都。
这次展出的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的兵器“钺”,是巴蜀的典型器型,专家通常称其形为“烟荷包式”,其特征为圆刃,体厚,横截面呈阔叶形,中腰收缩,腰以上形成收缩成銎,銎口作椭圆形或六角形。被发现时,以五个钺为一组摆放,此外,墓中铜鼎、铜鍪等器具也以五个为一组摆放。
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的兵器“钺”
金沙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介绍,这可能是古蜀文化特有的礼器制度,有着中原礼制的影子,或为古蜀国的王权象征。墓中“器以尊楚”的特征表现明显,体现出楚文化对蜀地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铜削,1980年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
新都马家木椁墓,是古蜀典型的船棺葬制。以船为棺,让逝者得以乘着独木舟,去往彼岸世界——这种丧葬形式在古蜀颇为流行。《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2019 版)》中,古蜀文明遗址由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组成,三者勾勒出鲜明的古蜀特征。
仅有的三件“成都”铭文青铜器
开明王朝迁都后,取周文王迁岐“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成都由此得名。在成都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一处战国墓葬群,发现的一件青铜矛上,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刻有两个古雅的篆字——“成都”,这印证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并被当地人广泛运用。
这件青铜矛,与另外两件刻有“成都”的戈和矛,集结出现在此次展览中,这是目前考古仅发现三件“成都”铭文青铜器,也是三件首次同台“演出”。
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
另一件虎头纹青铜矛,出土于四川雅安荥经县古城村一座战国晚期船棺葬内,“成都”二字錾刻在其骹部(矛刃上装柄的位置)。
“成都”铭文青铜戈则有着历史名人的“加持”,为国家一级文物,发现在四川广元青川县白水区(现沙洲镇),经专家鉴定制造于 2000 年前。戈的内部两面刻有铭文,正面可辨“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字样,背面铸文“蜀东工”。该铭文透露出铜戈的身份——秦王政九年(公元前 238 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相邦”即相国,比丞相职务更高。根据秦国规定,丞相负责全国政务,铸造兵器自然由他监督,因此要刻上其名。
工作人员称,这种“吕不韦戈”,迄今在国内仅发现 4 件,而广元青川的这件,极可能是吕不韦在世时监制的最后一批铜戈。彼时,巴蜀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灭巴蜀,西汉期间,汉武帝时又大力开发西南夷,使得西南地区全面融入华夏民族版图。
国内最早三轮马车模型
入选“ 2022 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的四川盐源老龙头遗址,清理出千座商代至西汉墓葬,被誉为四川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后的又一“青铜王国”。盐源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教授认为,其青铜文明是晚期四川青铜文明的代表,如果说三星堆遗址还是以古蜀文明为主要特征,而盐源青铜文明可以说是融汇八方。
此次展出的盐源青铜马车,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这是继 2020 年被发掘出土后,经修复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铜车马(侧面)
它就像是一件当时的马车“模型”,复制了当年马车的形象。工作人员称,它不能按照正常马车那样行驶或站立,所以必须要有辅助的展架。《史记》中曾写到过西南夷出名马——笮马,这件文物揭晓了笮马的形象。
马蹄声声,路遥知其力。中国马车先出于北方,后向南传播。工作人员说,盐源发现了不少与马相关的遗存。尚马之风,多见于我国北方草原,这些遗存对研究西南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灵动写实的云南青铜
滇王之印,呼应《史记》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一段记载。
滇王之印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中,考古发现了这枚金印,这实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它重 90 克,蛇钮,蛇头高昂,蛇背鳞纹明显,印面阴刻篆书“滇王之印”。由纯金铸成,制成年代在西汉前中期,金印用料含金量高达 95 %,这基本代表了当时我国金属冶炼的最高水平。这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因出土文物可以与文献相印证, 因而能准确地确定其族属的青铜文化。
将纺织场景铸在储钱罐上
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古滇的青铜器生活气息浓烈,直观写实地将社会生活图景展现,造像现场感强。最具有代表的是贮贝器,相当于今天的储钱罐。工作人员称,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类似,属于重器,是权力的象征,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至西汉中期是发展的高峰,汉武帝开滇后逐步没落,西汉晚期迅速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这里的贮贝器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风格,器盖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舞台,表现题材泛,反映出墓主生前生活、战争、祭祀、生产等场景。
展现女子纺织场景的贮贝器
展览中的一个贮贝器,展现了女子纺织场景。束腰圆筒形贮贝器的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三个扁足。器身饰有卷云纹和菱形纹。器盖上有十名女性,鼓盖中央跪坐着一名贵妇,通体鎏金,身边放有壶、豆、盘等器皿。旁边有三名侍女捧着食盒、执伞、跪坐听候差遣。周围有两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作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
腰机又称为“踞织机”,它是斜织机(竖机)出现之前的一种较简单的织布工具,至今仍有云南少数民族使用。
上述贮贝器,发现于云南玉溪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考古界认为江川李家山属于“滇”族墓葬。李家山青铜器是是云南青铜器的颠峰。在该古墓群中发现的金腰扣,是首次对外展出,其为纯金打造,上方塑造一条龙,后边跟着一只老虎,整体有镶嵌工艺痕迹,可惜只剩下龙的眼睛的地方有一颗绿松石,其他已脱落。以龙纹为造型的金腰扣,在云南地区总共有两件,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汉代的中央政权赐给各诸侯国的信物。
龙纹造型的金腰扣
媲美清宫剧的铜指护
展览中不乏蕴含着小巧思的精美生活小物件。出土于广南阿科乡的一件当卢,也是首次对外展出,它是一种马具装饰物,佩戴在马的额头中央。
这件当卢器身上,塑造了人面纹,眼睛是纯圆锥状凸出来,嘴巴裂开,呲牙咧嘴,人面纹下方有四只连体飞翔的鹭鸟,上下各铸有两个三角形竖鼻,用于穿系。鹭鸟为该区域常见元素,专家认为可能是他们崇拜的一种鸟类。从出土地点和质地、工艺看,此“当卢”应是汉代统治着文山州一带的“句町国”贵族甚至是王族所用的器物。
当卢
云南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的哀牢国铜指护,颇像清宫剧里的宫廷娘娘们的长指甲套。这件铜指护出土时,放在墓主人左右两边,戴在手上。五根指护大小不一,为贴合人的手指而制作。其中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五只指护是翘起来的,上下成弧形。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是直的,人们紧握拳头打开时,会搓到自己的手背,而设计成弧形,打开之后翘起来,就不会伤到自己的手。
铜指护
墓主人佩戴的饰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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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之遥
设计 | 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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