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 子晤
为期三个月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已于 5 月 27 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集结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5 省市 32 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 294 件/套首次对外展出一级文物超过百件，有 88 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执行策展人杨建华称，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夜郎风采的贵州青铜
嗔怪套头葬，全国唯一
“夜郎自大”的成语家喻户晓，学界多认为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以今贵州为主体的一个古国。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合荣认为，古夜郎的分布地域，在商末周初相继进入青铜时代初期，但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得到多大发展，到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当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走向衰落，这一地区却迅速发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这才是古夜郎国真正形成并发展的时期。
在夜郎故地，发现了一种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见到的，属夜郎区域特有的葬式——“套头葬”。埋葬时，在墓主头部、足部套上铜釜、铁釜或铜鼓等，其中铜釜最为常见。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信仰，有的则认为与财富和地位有关。
赫章可乐遗址 273 号墓出土的铜斧套头场景
敞口大双耳釜
金沙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介绍，展览展出的一件敞口大双耳釜，发掘时，它像帽子一样扣在墓主人头上，墓主人的面部裸露在外。当时还发现了像钢针一样的东西，据专家鉴定，是墓主人的发簪。另一件用于套头葬的饰虎铜釜，两边铸造了一对绿虎，造型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老虎尾巴上翘，仔细观察，可看到老虎颈部，系有绳子。
用于套头葬的饰虎铜釜
两件铜釜均发现于贵州赫章可乐遗址，这是贵州地区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可乐遗址在彝文古籍中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来慢慢演变为“可乐”。
乐手与龙凤相伴的铜灯
一件高 1.2 米的盘龙座跪人连枝铜灯，是贵州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体型最高大的一个汉代的灯具。由灯座、灯支和灯盏三部分组成。
灯的上方盘旋着一条神龙。灯座由两条龙盘绕起来，龙的中间是一个龟背，龟背上有一个双膝跪地的人。灯支上有小鸟、凤凰及乐手，他们一些在吹箫，一些在用双手打打拍子打节奏，生动形象。
盘龙座跪人连枝铜灯
铜灯细节
钟鼓声声的广西青铜
在古代的南方的沿海地区，当时生活着非常多的民族，专家简称为“越”，因为支系复杂，统称为“百越”民族。先秦时期，广西为百越之地，西瓯、骆越等部族在此生活。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蒋廷瑜表示，区域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有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应是从中原内地传来的。从西周开始，广西本地铸造青铜器。
在广西出土的器物当中，极富地域特色。工作人员介绍，其最初出现在云南地区，后来随着文化的传播，向东向南，传播到广西一带，达到鼎盛，成为了广西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礼乐器。在广西岩画上，发现刻画羊角钮钟和铜鼓配合演奏的场景。很多岭南墓葬中，也发现羊角钮钟和铜鼓相伴而出。因此，专家推测，两者当为组合使用。经演奏发现，两个青铜乐器还能演奏出完美的二声部乐曲。这些乐曲，或能代表着当时中国西南地区很高贵的一种礼仪。
广西出土的羊角钮钟
在广西合浦墓葬中，发现的一件铜马较为突出，写实风格，嘴巴张开，眼睛圆睁。工作人员介绍，该铜马为矮马，形体不大，但肌肉非常刚健有力。其马身、马头、马尾和四只腿分开制作，然后进行组装。这种中原秦汉王朝流行的铜马陪葬方式，之所以出现在遥远的广西，是因为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合浦设置了合浦郡，一些中原移民迁徙过去，带去了丧葬习俗。
铜马
太阳纹铜鼓，西南地区共同的流行
铜鼓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铜器。它由炊食器“釜”演变而来，常用来宴饮乐舞，集会祭祀，或因其打击乐音造成的威严感，后被渲化为权力的象征。在云南、贵州、两广、东南亚一带都非常流行，是铜鼓重要的分布区。其中，广西发现了被誉为“铜鼓之王”的世界上所知体量最大的铜鼓。
西南各地铜鼓
铜鼓纹饰、装饰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展出的一件广西羽人纹铜鼓绘制了当时的划船情景，据古书记载，百越善于用舟。一件铜鼓铸有四只立体的青蛙，显现了他们对善于生殖的青蛙的崇拜。由于青蛙对于天气变化敏感，祈蛙求雨成为古代的一种习俗。在今天的广西壮族部分区域，还流行着古老的蛙婆节。我国西南地区，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青蛙始祖神话。
展厅的最后，排列了一组西南各区域的铜鼓，有趣的是，鼓面中央，都刻有太阳纹饰，显示出共同的太阳崇拜。这些铜鼓汇集在以太阳神鸟纹出名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像是串联了文明的线索，将文化交流的痕迹托出。
展出的西南铜鼓，鼓面中心，都共同刻有太阳纹
璀璨的青铜文化
纵观古中国的青铜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发展并不同步。“当中原的青铜文明走过了高峰时，四川才在战国中后期达到了高峰。中国主要地区的青铜时代基本结束后，像云南的石寨山、哀牢山等地的青铜文化才发展到了高峰。”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关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诸族群珍贵的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自叶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曾撰文表示，上述记载的族群分布地区，经考古发现，基本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根据目前的发现,西南夷地区，约在中原的商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春秋至西汉时期发展达顶峰。
段渝认为，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其中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假如没有中原国家力量与文化的强烈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许多族群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到文明时代。
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西南夷融入到华夏版图，青铜文化是其前夜史篇中形成的标志性图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展现着各自丰富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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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之遥
设计 | 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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