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汪天天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珍藏着一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它被命名为“马可波罗”罐。瓶身呈倒梨形，瓶口为截锥形，瓶口下方有一个带有四个垂直环孔的圆形凸边。瓶身饰有浅浮雕花叶纹样。最初可能配有瓶盖，并通过绳子穿过环孔固定。
第一位提出这件小瓷瓶可能是由马可·波罗于 1295 年带回威尼斯的学者是奥斯卡·拉斐尔，他在《圣马可珍宝库中的中国瓷瓶》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通过汤姆·哈里森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的山都望河口进行的发掘，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文物。尽管这些发现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加强了其他学者对拉斐尔观点的支持。
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圣马可珍宝库中的这件小瓷瓶是用于运输易腐货物的普通器皿，而非作为礼物送至威尼斯。研究将其时间范围大致定在 10 至 14 世纪之间，来源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德化的瓷窑。无论如何，这只飘洋过海的小罐见证了那个东西交融的大时代。
威尼斯发达的航海贸易，蒙古各汗国共同保护下的商业网络世界，与威尼斯同样繁盛的杭州及泉州古城……上海博物馆特展“寰宇东西：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为观众描绘出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风貌—— 13 世纪的古代全球化世界。
01
双城记：从西方到东方
马可·波罗的出发地威尼斯，在 13 世纪依靠着威尼斯地区和其他殖民地逐渐掌握了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动权。与此同时，正值蒙古军队第二次西征高潮，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帝国军队入侵欧洲疆域。
当时的威尼斯已拥有强大的造船能力，港口船只众多，包括运输船和战舰，还有装备大炮的 “卡拉克帆船”以及速度较快的“轻型两桅帆桨船”。
随着商贸和港口经济的繁荣，威尼斯诞生了行会的前身——工匠们和商人们自发形成的兄弟会组织。威尼斯造船厂船匠小兄弟会成立于 1260 年，吸纳来自造船厂建造大型桨帆船和战舰的熟练工匠。科雷尔至今还藏有带有该小兄弟会标志的木板油画。在这件章程单页上，有一只圣马可飞狮。圣马可飞狮和威尼斯的联系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当圣马可在威尼斯潟湖中遭遇海难时，一位以有翼狮子形象出现的天使对圣马可说了一句话：“愿和平与你同在，马可，我的福音书作者。你的身体将在这里安息”。
除了造船，威尼斯的另一个重要手工业是玻璃制造，这一技术可以追溯至叙利亚和埃及地区，自 13 世纪开始发展，并于 15-17 世纪达到顶峰。当地人从威尼斯潟湖的沙子、阿尔卑斯山冲刷下来的卵石和砂砾中获取硅，从叙利亚进口优质碱粉，这些原材料的获取既因地制宜，又充分利用了便利的海运条件，玻璃贸易为威尼斯赚取了大量外汇。
威尼斯的玻璃工匠掌握了窑炉的制造技术、煅烧玻璃的配方以及使用玻璃工具的技巧，他们的专业技术在行会内代代相传。14 世纪，穆拉诺岛的玻璃工匠有几项绝活，一是可以利用玻璃仿制珍珠等珍贵材料，二是能利用珐琅拼接彩色玻璃。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比较好地解决了玻璃中的气泡问题，制造出无色透明的水晶玻璃，从而可以制造出像水晶一般纯净的眼镜镜片，大而透明的窗玻璃等商品。这完全不同于此前古罗马和伊斯兰时期呈现为淡蓝绿色的玻璃。此后，西方世界对无色、纯净的玻璃料的追求从未停止。可以说，现代玻璃是从威尼斯玻璃发展而来的。
出于地中海的海运优势，威尼斯在近东地区还收获了来自伊斯兰地区的锡釉陶技艺，并经由西班牙的马略卡岛传入意大利，发扬成久负盛名的威尼斯马约利卡陶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些马约利卡陶器并非威尼斯人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威尼斯贵族在宴会期间的装饰品，并流行将神话故事、圣经故事和罗马历史人物故事入题，赋予工匠们独特精巧的技术，使这些陶器成为蕴含绘画、诗歌等文化意蕴的艺术品。
与此同时，马可·波罗所至的元上都和元大都也是另一番盛景。早在 1260 年忽必烈登基之时，元上都为其都城，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草原之上。不久，忽必烈就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几千里的草原、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漠北，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元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忽必烈于 1272 年将燕京从中都改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意为帝都），将上都作为陪都。
这件元上都遗址穆清阁出土的滴水，既可起到排水的作用，又可防止雨水回流，在保护建筑的同时，兼具装饰作用，一般用于高等级建筑房檐。
元四年（ 1267 年），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开始了，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已有四五十万居民迁入大都。大都新城整体为长方形，周长 28.6 公里，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其中道路规划整齐，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 28 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 25 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外表覆以苇帘。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至元大德十一年（ 1307 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开始建设。它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在元代，这里是农业定居区和草原游牧区的交接地带，处于大都和上都之间，在中都修建以前，这里曾是元朝皇帝巡幸两都返程途中的旺兀察都行宫所在，也是迄今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元代都城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元中都采用三重城垣叠套的回字形格局，由外向内依次为外城、皇城、宫城。宫城居于整个都城中央，宫城内部建筑按南北向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布局来营造，除了宫城建筑，元中都也有放置毡帐的空地，兼具草原文化和中原传统双重特色。
02
初见中国：繁荣盛景中的多元一体
早在 1266 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抵达元大都，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并将忽必烈写给教皇的信件带回罗马。此时欧洲恰逢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结束，第九次十字军东征尚未开始之际，兄弟二人拿到忽必烈回信后，便于 1271 年动身返回中国——这次，马可·波罗也一同前往。
一行三人从威尼斯乘船出发，辗转至黑海再经由陆路继续前往东方，在 1275 年最终抵达元上都，随后来到元大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邮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朝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使节、传教士、商旅也络绎不绝，而马可·波罗的聪明伶俐颇受忽必烈的青睐，忽必烈也派他前往中国各地成为元朝皇帝的使者，这些见识也丰富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体验，为其暮年的游记增添了来自记忆之中的东方素材。
马可·波罗把对江南的匆匆一瞥留在了杭州。元至元十三年（ 1276 年），杭州为两浙大都督府所在地，后又更设为安抚司。元十五年（ 1278 年）升杭州路，为江浙行省之省会。“城内除了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城中商业中心区集中了各种店铺，如市西坊的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市南坊的沈家百衣铺，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水巷桥下温州漆器铺等”。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知马可·波罗在感叹西湖来往行客匆匆之时，是否也驻足于西湖澄澈宽阔的湖面，感叹远处山峦连绵起伏，流连于雷锋夕照和柳岸闻莺。
马可·波罗同时也记录元大都为贸易发达的大都会：“一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具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
为规范各地商贸行为，元朝统治者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纸钞。元钞法较为严密，具体为“子母相权制”，即铸币分量的轻重应与市场的需要相联系，铜钱可以兑付会子，达到调整市场流通的铜钱与会子比例的效果。铜钱为母，会子（纸币）为子，母子所以相权也。如果会子没有铜钱相对应，则是“无母之子”。
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元代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后者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开始发行，是元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纸币。“至元”二字为纸币发行的年号，“通”指流通，“行”即行用，“宝”指以元宝为标准兑换，“钞”指纸币。宝钞面额分十一等，即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至元钞的尺寸随面额不同而有大小区别，面额越大则尺寸越大，文字图案大体相同。此件宝钞面额为二贯。
这件钞版为印制“至元通行宝钞”的铜质印版。正面为印制纸钞钞面的文字和纹饰，背面有四足。钞版正面的图文是反书，可以和“至元通行宝钞”纸币对应观看，顶端横栏中有“至元通行宝钞”六字楷书，两边为火焰宝珠纹。下方是由缠龙纹饰围成的长方形竖框，这类繁杂纹饰是为了防止作伪。框内由一道横线分隔为上下两部分。上栏中央横书“贰贯”二字，字下有两贯钱纹，图文并茂地表明纸钞面额。左右两侧分别是八思巴文的“至元宝钞”“诸路通行”，文下则各是汉字“字料”“字号”。
马可·波罗大抵惊叹于元王朝的繁盛之景，同时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着文化的交融。在元朝，蒙古贵族妇女头戴罟（gǔ）罟冠（也有姑姑冠、故姑冠、鹧鸪冠等多种写法），由兜帽、高冠和羽饰三部分组成，有的高冠由桦树皮制成胎骨，用桦树条进行加固。下端用桦树皮卷成中空椭圆柱形筒，筒上连双翅，双翅由下自上越来越宽，分别向前、向后敞开，侧看形若Y状。胎骨内外皆包裹丝织品，内帖褐色素面罗，外裹四瓣花图案的印金绢。侧面有一鎏金菱形饰物，上缀三颗天蓝色料珠，饰物内部雕有肩扛荷叶的孩童形象。
罟罟冠的兜帽贴于面部以及连接一起的下口边缘，呈“几”字型镶滚边一组，分别为两条较宽紫褐色小团花菱格点纹暗花绮，中间夹一条较窄黄色暗花绮作为装饰。兜帽面料为黄褐色水滴纹暗花重组织丝织品。根据该时期罟罟冠兜帽用丝织品的规律和纹样轮廓可以确定其为当时蒙古贵族流行的纳石失，即一种织金锦类，来自于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
元代的装饰工艺藏不住游牧民族豪放的习性，手法大多比较粗犷，不拘小节，雕琢的线条粗而深凹。
元取代南宋后，元朝的制度除保留蒙古民族旧制之外，也吸收了不少前宗主国金朝的内容，也直接或间接通过金朝接受了一些中原文化，因此有学者提出元朝整体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多元一体形态。这种效仿与继承的对象，则主要为来自江南的南宋文化。
池下阴刻篆书方印“龙阳子”，池内阴刻楷书：“至正壬辰十月上旬，东海云林生监造”。“龙阳子”是元末明初道士、音乐家冷谦的别号。至正壬辰即至正十二年，为 1352 年。“东海云林生”是元代著名书画家倪瓒的别号，此琴或有可能为倪氏监造。
尽管来自游牧民族的基因与江南文化之间的表达有所不同，但两者潜在的文化基因也成为其融合的底色。事实上，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族和和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色目人不超过全国的百分之三，原本南宋的文化难免成为主流。
03
行于中国：市井人烟，千帆竞发
当马可·波罗动身回欧洲之前，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受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在 1291 年经海路抵达中国泉州。1292 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及叔叔受忽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儿汗国成婚。
马可·波罗在泉州见到各国商人、商品汇聚于此，“刺桐城（今泉州）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各地出售”。早在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逐渐对陆上丝绸失去控制，客观上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已经在当地统治者“开闽三王”的建设下成为一座良港，海外贸易发达，泉州也当仁不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元朝政府对既已开放的海外贸易整体也持积极态度。忽必烈曾“诏行中书省嗦都、蒲守庚等曰：‘诸藩国列居东南岛语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藩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在各港口城市，包括但不限于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今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
市舶司建立以后，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凡外国海船抵港口，监市舶务负责考验官券，并对禁买的香料抽解；凡海舶至，干办公事负责抽解、博买等事务。市舶司的设置，使这些港口城市有了较为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同时也使之成为法定海上来往船只的登记港口，消除了地方出口贸易的制度性障碍。
这件拓片出土于市舶司遗址，残长28厘米。铭文砖现砌在墙面中，仅露出一长侧面，上戳印铭文。从拓片可见其铭文中有“市舶亭”三字，从文字层面直接佐证了该处遗址与泉州市舶亭相关，铭文中的“蒲”或为当时市舶司的官员蒲寿庚。
元代的海外贸易规模远远超越前朝，有学者统计发现，南宋后期成书的《诸藩志》记载有遍及欧亚非国家58个，至元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载了一百多个与广州通商的国家名。其中，瓷器是元代海外贸易的商品大宗，外销品类主要以青瓷、青花瓷、青白瓷等为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地。
元青花是这一时期景德镇创烧的新兴品类，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融入了许多伊斯兰文化因素，深受海外市场喜欢。绘制青花所使用的钴蓝料既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这件青花梅瓶发色浓艳，略有晕散，积料处有黑色斑点，使用的正是进口的苏麻离青。
梅瓶是宋元时期广为流行的一种器形，可作为盛酒的容器，也可作为陈设品，作插花之用。这件梅瓶通体以青花描绘纹饰，自上而下有五层：肩上部绘有一条较窄的卷草纹；接下来是一圈缠枝莲花纹；腹部周身绘满缠枝牡丹纹，紧接着又是一条较窄的卷草纹；胫部装饰有一圈仰莲瓣纹。纹饰带有宽有窄，整体构图严谨繁密，但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并无杂乱无章之感。胎质坚实厚重，器型高大沉稳，线条柔和优美，给人一种浑厚庄重、饱满质朴的感觉。
元 景德镇窑卵白釉加彩梵文碗 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也打通内地航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航运网络。忽必烈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了多条新运河，主要为会通河、通惠河。自杭州至元大都，沟通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元代海漕的发展也促使不少沿海城市兼具国内和海外贸易两种功能的港口，位于今江苏的扬州港和刘家港港口便是其中之一，后者在明代也成为了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
学者们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担任过官职甚至盐务官职争论至今，但不论答案如何，扬州包罗万象、络绎不绝的大街小巷必定是欢迎马可·波罗的。毕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商旅纷纷注入了各异的文化。
这件铜牌于 1951 年拆城筑路时，出土于扬州南门西城根内侧。圆形铜牌上端饰叶蒂，有穿孔。正面铸楷体直书四行，自右向左铭文为“公务急速”、“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持此夜行”、“玄字拾号”。背面自右向左铸波斯文和八思巴文各一行，有释为波斯文与八思巴文联读，其意为“违者杀、必诛灭”。亦有称波斯文与八思巴文各有其意，分别为“持此夜行”、“巡牌”，与正面文字对应。这类集合多种文字的元代铜牌符是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历史文物。
也里世八墓碑于 1981 年出土于扬州城西扫垢山南端。碑身左侧刻有叙利亚字母拼写的文字，十二行。碑身右侧刻汉字三行，内容是：“岁次丁巳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碑石周缘及碑额与碑文之间，分别用单线或复线为界。碑额中间嵌有宝珠纹饰、用双线勾成的“十”字架。下面衬以莲花作座。两侧各镌一身长四翼展翅欲飞的小天使，头戴十字双耳冠，面向莲花，双手前伸，守护着十字架，墓碑的样式及双语文字显示这是一块元代景教徒的墓碑，有重要的历史、语言学价值，对于研究基督教史和我国宗教史有重要意义。
沿着纵横水道途径的商业市镇在马可·波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记忆中有“无数城市和市镇坐落在长江的两岸，享有其航运好处多达十六个省和二百多个城镇”，而马可·波罗自己也成为见证“大元制世，民物一新”的一个西方视角。
尾声
1295 年，马可·波罗与其家人一同回到欧洲，此后他定居威尼斯。三年后马可·波罗参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因战争失败成为战俘，在狱中，他将自己在中国见闻讲述给狱友听，同样被关押的一位作家以古法语代为记录完成。
马可·波罗最终在 1324 年初辞世，去世前他立下遗嘱，为自己丰厚的财产做了一系列安排。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的大命题依旧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其遗嘱财产清单中有关词语、名字和物品都可以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找到，或为其到过中国提供了佐证。
马可·波罗留给自己女儿凡蒂纳财产与东方相关的，包括一件白色鞑靼丝绸袍子，一件饰有珍珠宝石的罟罟冠，一块大金质通行牌，两块白色中国丝绸，一块黄色中国丝绸，一件“纳石失”长袍和一个装有动物长毛的小袋。
1323 年 1 月 9 日
长 67.5 厘米，宽 24.5 厘米
威尼斯马尔恰纳国家图书馆藏
马可·波罗的遗嘱全文用拉丁语在羊皮纸上书写而成，由圣普罗沃洛堂神父兼公证人乔凡尼·朱斯蒂尼亚尼书写并最终确认了此遗嘱。文件符合当时公证文书的书写格式，有两位神父作为见证人并签名。
而他留给世界的，是一声声绵绵悠长、超越时间的浩荡回响，是一次次念念不忘、跨越空间的光荣回望。
观展攻略
寰宇东西：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地点：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时间：2025 年 3 月 30 日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 201 号
交通：地铁一、二、八号线，人民广场站/八、十四号线，大世界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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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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