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的逻辑》
中国的股市，是全世界最有趣的股市。它有半个资本融资的能力，但被称为“圈钱”；而它的另一半美其名曰是“政策市”，说的难听点：中国股市的另一半就是“流氓市”。
中国的股市里也存在着甲乙丙三大“群落”的利益。这甲方嘛，是集“裁判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的多头巨怪。这丙方嘛，就是保守数量有5000万之巨的“散户”。这乙方嘛，成分十分复杂，大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间的有各种基金经理，小的可以囊括到上市国企持有原始股的职工。
甲方具有决策权，在2005年5月甲方出台了他们的决策：重新启动股市！具体的招数是“股权分置”方案，股市果然被激活了，从此就热得一发不可收拾，得到了乙方和丙方的大力热捧。尤其是丙方，那里的人性贪婪的弱点被甲方和乙方充分的加以利用。即使发生了2007年5月30日这样“半夜鸡叫“的小动作，仍挡不住丙方失控的惯性。
乙方有积极的参与权，那就是所谓的“股权激励”。按照中国的宪法，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事实上并没有私有财产这一说，只不过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宪法修正案，含糊其辞躲躲闪闪的称“合法的个人财产得到国家的保护”。
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里，中国人穷的叮当响，也没有人想私人财产保护不保护这个理儿。但从20世纪末开始，有一批所谓的“能人”开始暴发。这些暴发户开始注意了“合法”这两个字。
“股权激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了。又要多挣钱又要快挣钱，同时又要使钱具有合法性当然就是可公开性，股市显然是最好的运作工具了。
比如一家破破烂烂的国营企业，有5000名国企职工。现在需引入一些资金包装一下（外资或国内私人投资），然后再找个借口（比如与国际接轨，提高劳动生产率）踢掉3000富余职工。好了现在这个企业已经很“漂亮”了，它只有2000职工了，注意其中的核心人员（体制内）只有200人！其他职工只是干活的！现在可以把这个企业上市了，并且开始了股权激励。公司设定为1亿股，各级“国资委”大老爷们即甲方的代表们拿走7000万股；来包装的内资或外资分赃获得2000万股；而企业职工共分得1000万股：总经理可以拿到100万股，副总经理可以拿到50万股，工会主席这样的妖孽也可以拿到20万股，车间主任嘛也可以拿到10万8万股的。
表面看起来似乎都合情合理的，但事实上这里有两个猫腻。其一，“股权激励”私分的股票不是分给大家想象的原来的5000名职工，而是“核心”的200人！这里面就产生了不满和愤怒。其二，企业的管理者人为故意的将原始股定价过低，比如原始股定价为1元，两三年企业上市后股票很自然上升到六七元甚至更高，这里所体现的乙方的贪婪，大家心知肚明啊。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这家已经上市的国企的总经理，他是乙方的一个典型，当初他只要投资100万元（可能动用的是公款）买到100万原始股，若干年后这个总经理的身价恐怕就不只六七百万了。这钱完全是合法的，干干净净的。这就是股市的妙用，这种股权激励的方式非常有效的把乙方这些苍蝇吸引到股市中，使股市高涨。
乙方对股市有热情，现在我们理解。可甲方怎么突然在2005年来了热情呢？原来元凶在国家的外汇储备上。国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在强制结汇的制度下导致了本币的基础货币迅速膨胀，甲方已经预感到了通货膨胀这个毒蛇猛兽。于是甲方就设计了一个蓄水池，来收容货币这个“洪水”，这第一个蓄水池就安排在股市里。所以，甲方并不在乎股市是否具有融资能力，股市是否能够实现资金配置的合理优化，甲方更不在乎谁在股市里圈钱？甲方只是想把更多超发的货币收容在蓄水池里，但又要求蓄水池里的洪水不要过于激荡。翻译过来，中国股市这个流氓市里，耍流氓不要太厉害呦，所以规定了10%的跌停涨停幅度，这差不多是中国股市独有的，还有什么限售股等等，说的再直白一些，乙方欺负丙方不要太狠啊！
甲方是非常了解丙方的弱点的，所以甲方在2007年来了一个530急刹车。甲方开始感到股市这个蓄水池不仅容量有限，而且难于操控危险异常。丙方的许多“小散”具有这样的素质：一个买盐者的素质！相传在盐荒时节，有一个小散注意到了盐价由每袋1块7涨到了2块7，他自以为发现了商机（其实人人皆知），他在超市狂买了1000袋，哈哈，没几天盐价重新跌回到1块7，再过几天这个小散忍不住了，耍无赖去超市退货。为什么说小散耍无赖呢？认赌服输呀，想挣钱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想平白无故的赚便宜，却让别人承担风险同时还要忍受他的利润盘剥，那个小散具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但小散却有一股“赖劲”！甲方知道丙方中这样的无赖很多，所以他对自己流氓性质的股市忧心忡忡。
当然中国的股市也有好处。使大量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有事可做；使许多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家庭主妇有了营生；使许多体制内的上班族一边炒股一边偷菜，从而有效的帮助他们消磨上班的那八小时；使大量“游手好闲”的资金挤进各种各样的基金里，去供养如同仓鼠般的基金经理；更重要的好处是，使甲方拥有辉煌的成就感：中国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也曾有过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这些旷世的欺人骗局，都需要在中国股市这个最丑陋的舞台上群魔乱舞。
2011年5月19日
早上看到了一个新闻，是关于欧盟在2012年向中国的大约33家航空公司征收过境碳关税的新闻，又引起了笔者的许多联想。
首先，新闻里的用词是“伤害”,“伤害”了谁呢？是伤害了地球的气候？还是伤害了13亿多中国人的利益？还是伤害了那些所谓的航空公司的利益？要知道在中国的那些航空公司，仍然是企业不企业政府不政府的。有个国家的领导人动辄就在国外玩政治秀，少则购买60架多则一口气购买了200架的空客或波音飞机，谁给他们这个作秀的权利？花了中国纳税人的钱买的飞机以什么方式进入了那些航空公司？所以，伤害这个词他们是不配说的。
其次，有理走遍天下。如果中国那几家航空公司觉得欧盟收他们碳关税不合理也不合法，那为什么不去控告他们？要知道国际上有大量的仲裁机构，也有大量的国际法作为依据。何苦通过那个人不人妖不妖的媒体对中国人民唧唧歪歪的诉苦呢？
再次，中国方面也完全可以有对策啊。为什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欧盟敢收中国航空公司的碳关税，那你中国为什么不敢收欧盟航空公司的碳关税呢?这个事情从2007年欧盟就开始运筹了，中国有关方面的人士都干什么去了？天天喝茅台酒喝醉了？难道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加的也是茅台酒？
前几天写了一个《一个中国农民能养活多少中国人》的文章，本来有几句话一直想说却欲言又止。
中共建国一开始，为了那场朝鲜战争而负债累累，接着就要搞工业化，中共的工业化其实是军事工业化。据笔者所知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的那一个阶段，中国引进的每一个工业项目都与军事目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基本上没有民生的考虑。好了，一方面欠了很多债，一方面又要搞工业投资，钱从哪里来啊？当时中国只有农民和每一个中国农民生产出来的仅能够养活2~3个中国人的农产品！农民是无法出口的，于是就得挤一点农产品出口，以实现决策者的“野心”！
于是1958年就大“跃进”了，工农业生产似乎飞黄腾达了。但事实上，中国农民却由养活3个人而逐渐降为2个人了（人民公社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降低的），于是不久，1960年到1962年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注意1958年到1960年中间间隔了两年，正是这两年耗尽了整个社会最后的积蓄，这个积蓄指的是物质积蓄，而非所谓的钱！这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启发：如果我们把辉煌的2008年看作是历史上的1958年，那么时隔两年或三年就会出现可怕的1960年的！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可怕的饥饿使农民的生产率稍有提高，其实不过是恢复性的提高。整个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一个困境：一个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养活两个多一点的中国人！
决策者的野心仍然那样高涨：他们需要原子弹，他们还需要卫星，当然他们也需要奢侈品！于是，他们无情的甚至残酷的压榨中国人民！决策者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呢？无能啊），但是他们懂得提高农民的总数量也同样可以扩大“对中国人民的剥削”， 这回他们有了新的发明：鼓励生育，让那些中国愚昧的妈妈们生产出数量越来越多的农民！当时的口号叫“人多力量大”。持不同意见的马寅初就成了牺牲品了。
孩子生得多了就意味着将来有更多的可以被挤压的农民，但那是“将来时”啊，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早期，中国的农民数量仍然不够决策者们的野心的需要，那么农民从哪来呢？伟大的决策者们又产生了伟大的发明：将城市里的年轻人驱赶到农村做农民！当时的口号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样，中国农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了。
是的，中国的人口进一步膨胀，但可怜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却一直在下降。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已经下降到无法再下降的地步了。伟大的前一代的决策者们，要么安详的进了棺材里，要么安详的被撒进大海里。临死前这些决策者们拥有了号称的原子弹和号称的卫星。他们在弥留之际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饿肚子问题，换句话说此时的一个中国农民连两个中国人都养活不了了。临终前的决策者们实现了最后的伟大发明：窝里斗！当时把这个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代决策者们“光荣”的走了，第二代决策者们拿起了接力棒：此时的中国有九亿人口八亿是农民，城市里是工厂的废墟！怎么办呢？改革呀！自己会改吗？不会呀！请外国人来嘛，那就再加两个字“开放”！于是，第二代决策者们的伟大发明横空出世了：改革开放！
那农民怎么办呢？第二代决策者们显然聪明了一些，首先要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就是要一个中国农民能够养活3~4个中国人。这就需要可怜的农民们具有生产的积极性，于是就假装的让他们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这个政策就是后来所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果然不辜负决策者们的殷切期望，农产品的产量开始上来了，中国人似乎拜托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了，这个故事贯穿了八十年代的早期。
可是决策者们是贪婪的，他们的本质目的仍然要挤压中国的农民。这个时候第二代决策者们沾沾自喜了，他们又开始挤压中国农民了，虽然此时一个中国农民只能养活四个中国人。这种好光景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时有26亿亩耕地（目前只有18亿亩）；第二个背景是还没有让那些流离失所的知识青年们回流到他们原来的城市中呢。当这两个背景优势逐渐消失时，就产生了1987、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当然随后1989年也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动荡！
九十年代初期，决策者们开始反思了。他们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农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压榨的了。于是决策者们放弃了对农民的直接压榨！但又开始了对农民的间接压榨，这间接压榨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这发明的“功劳”显然属于第二代决策者们。这个发明是什么呢？是把农民的身份换成了“农民工”！压榨的场所，也从田间地头改成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林立的厂房里！可怜的中国农民啊！
这样，笔者的话题就不得不由《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养活多少个中国人》，转到了《一个中国工人能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