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水浒:九百年前的那场山寨盛世(笑死算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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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大多数人的预想不同,武松说起城市生活,最爱用的词不是“艰苦”,而是“有趣”。
  他说,城里有酒楼,有瓦舍,有夜市,有早市,闲暇时能逛逛街,看看杂耍。
  不像农村,什么娱乐都没有,连洗澡都是奢望。
  因此,武松很喜欢城市,宁愿背井离乡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但是,城市似乎不是很喜欢他。
  城里人笑话他说话的口音,傻呵呵的气质,说他脏,素质低,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回去。

  举个例子,武松在公车上总是坐立不安。
  因为假如他抢到座位坐着,旁边就会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民夫素质低。
  如果他站起来让座,旁边就会有人提醒:别坐!不怕脏啊,小心得病!

  衙门是另一个让武松头疼的地方。
  在宋代,生而为人并不是钻出娘胎那么简单。
  因为在那之后,人还需要无数证件,来证明自己活着是合法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证件叫做户口。
  北宋的人被按照户籍分为两类,一种叫乡村户,一种叫坊郭户。
  前者相当于农村户口,后者相当于城市户口。*
  如果你不幸拥有的是前一种,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养老院里。
  人人都是爷,就你是孙子。

  武松拥有的当然是乡村户籍。
  因此他想要合法进城打工,难度跟进趟鬼门关差不多。
  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
  不比喻的说法是,他需要去衙门再办一批证件。
  武松陪着笑脸去衙门里问,却总是被一个耳光打出来。
  后来得到指点,塞个红包再问,得到的答案却老是不一样。
  以为衙门里的人最了解规矩,是大宋百姓的一个普遍误解。
  其实衙门里的人对规矩最不了解,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不按规矩办事。
  而为了掩饰这点,你问他规矩是怎么样的,他就捡最麻烦的一种讲给你听……

  总之,武松进城打工十几年,证件依然办不全。
  但是每次禁军都会在大街上拦住他查他的证件。
  武松拿不出来,于是总是被查一次打一次,打完了再收容遣送。
  到后来,武松在工棚只敢睡紧急出口附近的铺位。
  如果有禁军来敲门,他就一个激灵坐起来,飞快地逃出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武松不是个狭隘的人,他对城里人依然抱有同情。
  他发现,城里人似乎也分三六九等。
  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不比城乡户籍小。
  武松的观察没错,北宋的坊郭户的确分为十等。***(唐代以来即称城市居民为坊郭户)
  比方说,有房的叫主户,没房的叫客户。****
  后者去前者家里提亲,就会体会到武松在公车上坐着不是站着也不是的感觉。
  再比如说,干买卖的叫行户,在衙门里坐班的叫吏户。
  前者去求后者办个执照,受到的呵斥一点不比武松少。
  当然了,也有吏户不敢惹的角色,那就是官户。
  假如后者说“把你老婆送来谈谈你升职的事”,前者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丢掉工作被遣送回老家……
  更可怜的是,武松尚能在工棚里胡说八道,城里人却不能。
  有些事即使你在茶馆里发两句牢骚,也会有茶博士悄然出现,一脸严肃地在桌子上画个#字——这是提醒你:赶紧擦掉,想戴木枷吗?!

  总之,在大宋,不管你是什么户,都不能忘了自己头顶上还有点什么压着。
  假如忘了这一点,你离变成尸就不远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模型倒过来看,我们又能得出一点积极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种层层相欺的关系,大宋人民才活出了幸福感。
  虽说人人都觉得气不顺,但是朝下边一层的贱民吼两嗓子,人人又觉得自己混得还行。
  这就是和谐社会啊。
  不过当压力传递到武松这种人头上时,这个结构就失去了平衡性。
  因为在大宋,农民之下,再无贱民。

  (注
  * “沿边州军管属地分坊郭、乡村诸色人户” [1] 《宋会要》兵27之2。
  “坊郭三年, 乡村五年, 农隙集众,稽其物产, 考其贫富, 察其诈伪, 为之升降; 若故为高下者, 以违制论”."《宋史》卷177 《食货志上五?役法上》。
  ** “州县之吏, 多是狡恶之人……析律舞文, 鬻狱市令, 上下其手, 轻重厥刑, 变诈奇邪, 无所不作。”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十一《五事》。


  *** 往时因为臣寮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 主户则尚能随屋税纳官,客户则逃移,莫知其处,但名挂簿书而已。《韩魏公集》卷13《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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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以上这些经历,武松那天在酒桌上都说过。
  这些事在柴进听来很新鲜,因此他不断插话,提一些让人很难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不天天洗澡呢?
  ——为什么不去买点肉吃?
  ——为什么不弄个城市户口呢?
  不过其中最难回答的还是以下这个:
  既然城市这么难,何不回家乡呢?

  武松说,城市苦,回农村更苦。
  即使他这样的壮汉,下地也感觉像是受刑一样。
  犁田,耙田,锄草,只要你不是铁打的,干完一天就会腰都直不起来;
  家里有果树的,剪枝捉虫,更是让人累得以为胳膊随时会掉下来;
  村里的水车不顶用,遇到旱天,就得自己挑水浇地。
  几天下来,肩膀上层层叠叠全是伤痕。
  到了收获季节,还要拔麦、捆麦、梳麦、铡麦、打麦场、扬场、晒麦……每道工序都足以让人脱层皮。

  武松认为,当农民的最苦之处还不是农活本身,而是靠天吃饭。
  什么叫靠天吃饭呢?
  那就是不管你再卖力,再仔细、再科学,忙活一年,老天爷多下点雨,少下点雨,来场雹子,你就白干了;
  假如老天爷给面子,风调雨顺,也不过是多收个三五斗。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城里人再穷,也不过是饿死;俺们农村人,饿死之前还要先被累个半死、被老天爷玩个半死……”

  武松还说,更要命的是,即使老天爷给饭吃,官老爷也不一定开恩。
  我们知道,宋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一个叫做常平仓的机构。
  它有一个很牛的职能,那就是在丰年时平价收购粮食,防止谷贱伤农;
  荒年是平价卖出粮食,防止饿殍满地。
  其实该机构还有一个更牛的功能,那就是定义丰年和荒年。
  武松以前跟着哥哥去交公粮的时候,最怕有个SB骑着快马飞奔而至,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好消息!今年全国百年不遇的大丰收!
  一听这话,排队的农民就会哀嚎声四起。
  因为这意味着,今年粮食的收购价会低到令人发指,全卖了还不够种子钱。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武松当时不到三十,遇到过二十多次百年不遇……
  更让武松感到不解的是,这帮孙子专心收钱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不务正业,对种地这种技术活指手画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为一个北宋的农民,你想自己决定地里种什么是不行的。
  这是因为衙门经常对农业科学进行指导。
  武松记得,县里每换个领导,地里就要换一茬庄稼。
  这是因为新领导往往要下令,说某种作物“很值钱”,今年全部种这个。
  更可怕的是,领导的智商似乎没有下限。
  比如说,他们曾经要求大家把庄稼全拔了在地里种草。
  原因是朝廷推行保马法,大家就得多种草料支援国家军事建设。
  后来保马法废除了,领导依然要求种草,
  原因据说是丫想建个步打(宋代高尔夫)球场。
  “多好的地啊,种了草最多三年就废了,没法再种庄稼。”
  说起这个,武松就心疼。

  总之,虽然武松在城里活得不太舒心,但是他也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农村了。
  大宋的农村条件太苦了,即使你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只要能离开一天,回去了就会不习惯。
  武松每次过年回家,都觉得地又荒了一些,收成又少了一点。
  村口的那条小路又泥泞了一些,村口的公共厕所又臭了一倍;
  在坟场一样寂静的乡村冬夜里,武松总是想念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
  在这种时刻,他就觉得,哪怕没有钱,哪怕被瞧不起,但是只有城市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真实地存在着。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故其子弟游市井,食甘服美,目睹盛丽,不复肯归南亩矣。”——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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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我提醒你,这里不是艺术人生,不要总说你那些苦日子。”
  听了半个多时辰之后,李捕头决定插一下话。
  他知道,武松这人绝不是看上去这么老实无辜。
  根据卷宗,他打工期间前科累累。
  像这种老贼骨头,由着他说下去,说一个月也不会交代案子。
  因此他决定敲打一下,煞煞他的锐气:

  “武松,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诚实劳动,养家糊口呢?
  挣的钱再少,它毕竟是干净的。
  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社会……”

  武松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问道:我犯的什么案子,你都知道?
  “一清二楚。咱们一件件来谈,好不好?”
  武松点了点头。
  “政和四年,你是因为人身伤害罪,畏罪逃到柴进那里的,是吧?”
  “对。”
  “先谈谈这个案子吧。”

  关于武松畏罪潜逃的事,水浒传交代得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说,他酒后打了“本地机密”(相当于中层公务员)。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因为在北宋末年,民工要打公务员,就好象你要蹬着三轮去追尾撞宝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首先,大宋的公务员跟民工不管是吃饭、休闲还是购物,去的场所都没有交集。
  其次,大宋的公务员在工作单位以外基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公务员。
  偶尔去公厕抱怨几句“公务员待遇过低”都要趁半夜蒙着脸。
  这样一来,武松要打他们,只能去工作单位。

  有关大宋的国情,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
  该国每年的财政收入70%都用在军费上,而军费的70%又用在对内安全上。*
  因此各级官府从来都是戒备森严,好像身处敌占区。
  你单枪匹马闯进去把人打得生死不知大摇大摆走出来,实在不合常理。
  更何况武松是个老实人。
  不到被逼无奈,是不会打人的。
  因此,武松伤人一案,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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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河县的人说,武松不光身体强壮,还是个种田的好把式,干活的好工匠。
  他是十里八乡知名的木工、漆工、篾匠……
  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建筑工种,从和泥、制瓦、摔砖、砌墙到上大梁、抹墙面,样样精通。
  正是由于武松会这么多手艺,又肯勤勤恳恳干活,所以就长年赚不到钱。

  大宋人拿着钱很当回事,不到万不得已不想给别人,哪怕是买东西的时候。
  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每年开工的时候,工头只发给每个民工一点生活费,说你们先花着,其余的年底结账。
  因此武松经常穷得身无分文,有时候不得不跟着老乡去工地偷点建筑材料卖掉,赚点小钱。
  如果东窗事发,大家就把责任推到不善言辞的武松头上,因此他被抓过两次。
  好不容易坚持到年底,又往往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出现:
  包工头卷钱跑了;
  包工头上吊了;
  包工头赖帐不发。
  假如碰到最后一种负责任的工头,你就幸运地拥有了讨薪的机会。
  总之,有人认为,武松前去讨薪,结果打伤包工头,于是跑路。

  (注:*“一 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蔡襄,《论兵十事疏》)

  可是又有人说,以上说法可信度也不高:
  大宋的包工头一向前呼后拥,遇到讨薪民工,一个口哨就能叫来数十打手,手持铁棍把人打将出去。
  你功夫再好,也是寡不敌众。
  因此,大宋的民工讨薪,只能立足于激发包工头的同情心。
  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传言:武松是去讨薪了,但采取的方法不是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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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一辈子经历过许多个寒冬——他曾三九天光着膀子刨冻土,也曾四九天挽起裤管下运河,但是没有哪个冬日像他跟老乡站在包工头门口自焚讨薪的那天这么冷。
  这是因为那年头没有汽油,想自焚只能往身上泼高度酒。
  随着体温不停地被挥发的酒精带走,武松的声音变得哆哆嗦嗦:还钱!不还钱俺就点火!
  面对楼上飞来的嘲笑声和吃剩的鸡骨头,武松跟老乡面面相觑:
  “狗日的死活不掏钱,咋办?”
  “点!俺不信出了人命他还能有好!”

  “好,你不给,俺这就点火……点火……点火……”
  武松好像出了毛病的唱片,把最后两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声音一边比一遍低。
  他并不是表面上那样毫不畏惧。
  他也怕,尤其怕疼。
  但是跟疼比起来,他更不能容忍丢面子。
  “罢罢罢!死就死了!”

  为了表示决心,武松又把酒从头浇了一遍,还喝了半桶。
  这个举动救了他——酒里全是工业酒精,他喝完就中毒了,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醒来后接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他的老乡点了火,自己死了,还引燃包工头住宅,将其烧伤。
  县衙判他伤人罪,需赔偿汤药费一千贯,正在通缉他。
  武松赔不起,就逃到了沧州柴进庄上。

  对于以上的说法,依然有人不信。
  一些了解北宋建筑业的人说,那个年代的拖欠债务都是多角债.
  具体说来,就是开发商欠建筑商,建筑商欠包工队,头包欠二包,二包欠三包,三包才直接欠底下民工的工钱。
  你去要钱的时候,每个环节都把责任往上推,一直推到开发商那里。
  而开发商非富即贵,背景和脸皮都很厚,开口就说,老子的钱被蔡京欠着,有本事找他去——面对这种人,假如以自焚等手段相要挟,衙门八成会说你“恶意讨薪”,即使要到了工钱,事后还不够交罚款的。
  因此靠谱的讨薪手段不是不要命,而是不要脸。

  政和年间,山东大批工场作坊商号倒闭,无数拿不到工钱的民工聚集在开发商紧锁的大门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热闹喧天,不亚于一场春晚。
  五音不全的在搞合唱团,缺胳膊少腿的组成了劲舞团,什么都不缺的就赤身裸体拉着横幅往那一站,自称肉蒲团……
  有人说,武松也是其中的一员。

  武松这辈子经历过无数夏天。
  他曾三伏天冒着烈日扛预制板,也曾顶着40度的高温在屋顶铺瓦片……但是没有哪个夏日像那天那么难熬。
  当时他几天没吃上饭,烈日当头,浑身上下的水分都被晒干,汗都出不来了。
  另外一丝不挂的站在闹市任人围观,实在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可行办法:等围观的人够多了,衙门可能就会出面,垫付工钱。
  以前他们就曾经成功过。
  (只不过那次武松比较倒霉,除了工钱,还得到了一顶“流氓罪”帽子。)
  就在武松即将晕过去之时,一个声音传来:我打听清楚这些鳖孙的去向了!全跑辽国去了!
  听完这个消息,武松真的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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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后,武松痛哭一场。
  他边哭边走,一抬头,发现自己来到了市中心。
  极度的虚弱和沮丧使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他爬上了全州最高的高塔,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要你读的中国史书够多,往往会觉得自杀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
  其实那是你的错觉。
  一个人自我毁灭,远比一个民族要难得多。
  那天武松在塔尖上哭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准备跳下去。
  然而高处风大,他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被吹得摇晃了几下。
  武松拼了老命稳住脚跟,出了一身冷汗。
  就这几秒钟之间,他忽然生出很多杂念。

  在我们看来,武松的生命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但是当事人显然不这么看。
  武松想到了家乡的哥哥,真想再见他一面再死啊;
  他又想到了工棚外面小吃摊两文钱一斤的私酿白酒,每次累得半死,都是这种东西能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
  他甚至想到了几个老乡,虽然他们经常拿自己开涮,但是讲的黄色笑话却挺好笑的。
  想起这个话题,武松遗憾可就更多了。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没碰过女人呢……
  难道——我就这么死了?
  武松决定,要不管多难,都要好好活下去。

  武松爬上高塔的时候,已经吸引了数百市民。
  他胡思乱想期间,这些人都等得不耐烦了,不停的高呼:要跳赶紧跳!老子还有事呢!
  只是由于那天风太大,武松没听见。
  后来大家一看他不打算跳了,觉得这简直是诈骗,纷纷拿起转头瓦块,朝着武松扔过去。
  好在塔实在太高,也没砸着。
  这时候有位衙门里退休的老同志路过,感到十分愤慨。
  他指出,这些打工仔三天两头表演跳楼秀,纯属哗众取宠,堵塞交通。
  于是他出于义愤爬上塔尖,准备一脚把武松踹下来。
  结果年纪大了,腿脚不如以前灵便,半道摔了下来,虽然没死,但从此瘫痪在床。
  家属让武松赔钱,他拿不出,只好逃走。

  总之,武松逃到柴进庄上避难,不但免罪,还过上了吃穿不愁的生活,应该心满意足才对。
  然而认识宋江十几天之后,他却忽然坚持要离庄返乡。
  施耐庵的解释是,武松接到家乡来的消息,说受害者没死,因此觉得没事了。
  这明显逻辑不通。
  大宋是个司机都知道,受害者不死,你的麻烦只会更大。
  其实,武松回乡跟宋江有关。

  宋江告诉他,你逃亡的这段时间,外面形势已经变了——蔡太师三令五申,不得拖欠民夫工钱。
  现在欠薪现象不仅濒临绝迹,还反过来了:宋某听说,外边闹起了民工荒,民工工资暴涨,像你这样的泥瓦匠,一天挣个四五百文不成问题……
  结果宋江这些话起到了反作用,武松听完不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坐立不安。
  他对自己的恶意讨薪行为作了深刻的反省。
  “俺当时真该再忍忍,哪怕拿不到那年的工钱,也不该惹上官司——好不容易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却只能在柴家庄眼巴巴看着别人挣钱。”
  从此,武松在柴家庄每天都像百爪挠心,没几天就冒着被抓的风险,告辞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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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的故事又可以这样重新开始:
  政和年间,武松离开沧州,回乡探亲。
  他的最初计划是,悄悄溜回家跟哥哥一起过个年,年后再出门打工。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这趟回家干了不少事,杀了不少人,最终成就了英雄的名声。
  但是那两个简单的愿望一个都没有实现。

  说起武松的家乡,这是水浒里的一桩悬案。
  据施耐庵记载,武松自称是河北清河县人——金瓶梅也是支持这个说法的。
  然而施大爷后面忽然又说,武松回家要从北向南途经山东阳谷县,还说阳谷跟清河“近在咫尺”。
  看看地图就知道,这绝不可能。
  清河在今天的河北,在阳谷以北大概两百多公里。
  那武松从更北的沧州回清河,怎么可能经过阳谷呢?
  其实这个矛盾之处也不是不能解释,只要你对大宋的春运有点了解。

  作为一个资深民工,武松的生活就像屎壳郎一样:找不到粪发愁,找到了又要发愁怎么把这个粪球弄回家去。
  有宋一代,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始终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
  官道四通八达,长途交通工具种类繁多。
  当时比较常见的载具叫“太平车” *。
  此车平时用来送货,年关用来运人,有诸多优点。
  比如说,动力强劲——“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
  载量惊人——每节车皮“可载数十石”(宋制,每石大约60公斤);
  而且采取双车头设计,可进可退——“乃于车后系驴骡二头,遇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缍车,令缓行也”——深得后世火车之精髓;
  甚至还有防追尾信号系统——“中间悬一铁铃,行即有声,使远来者车相避”……
  当然了,此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票不太好买。
  (*注:关于太平车的描述,均来自《东京梦华录》)

  19世纪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叫做“遗忘曲线”的理论,说人的绝大部分记忆不能持续长久。
  也就是说,如果不加干涉,你今天看到或者读到的信息,大约一个月后,79%将不复存在.
  据我考证,这个理论早在宋代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
  跟西方不同的是,我国认为人类的遗忘率是百分之百。
  举个例子,每年的春运买票都这么难,工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呢?
  有。他们每年都信誓旦旦的保证,三年后春运购票难将成为历史。
  到了三年后,果然一切都成了历史——真的再也没有人提起三年前买票有多难。
  大家都在为今年发愁。

  武松还记得,自己以前买票时的遭遇。
  由于交通工具的速度不比后世(太平车的速度每天不过三十里),宋代的春运开始得要比现在早得多,但是购票时的队伍长度跟今天比一点不逊色。
  每年买票时,天气总是太冷,排队的人总是太多,而自己的冬衣总是太薄。
  到了天亮,他几乎感觉不到双脚存在了。
  当然了,还有个细节不难猜到,那就是以上各种痛苦都不能与排了一夜的队然后被告知“票卖完了”相比。
  这种情况下,人就难免要做点傻事,比方说,不惜花两倍的价钱经历两次春运:
  武松先了买张“沧州——阳谷”的票,再加一张“阳谷——清河”。
  结果他在阳谷没挤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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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人考证,武松离开柴家庄时,柴进帮他弄到了车票,因此以上猜测不成立。
  对此我要说,有了票不代表你能挤上车。
  只要你去过大宋的驿站,一定会对从候车室到站台的那段路印象深刻。
  成千上万的人拎着大包小包拼了命往前冲,每辆车门口都水泄不通。
  应载五十人的车厢能挤进来五百人,外边还有五千多人在朝着门框使劲——这时候还要麻烦驿卒抓着车门,用脚往车里蹬人。
  总之,大宋的春运,每节车皮外的竞争都比精子找卵子还激烈。
  这种情况下,武松上错了车也不是什么怪事。
  而且就算他发现了这一点,也挤不下来,只能将错就错跟着车走到阳谷。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武松这种老民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他们的观点是,上了车不代表你能坚持到站。
  前面说过,太平车本来是作为货运载具设计的,用来拉人,难免舒适度不足。
  平时,车皮就是光板,调来春运时,有关部门才会给它加装个车厢、车篷。
  装完之后,每节车皮都像极了骨灰盒。

  想象一下一个空间,不但你的前后左右都是人,上下也都是人——有人躺在你脚下睡觉,有人坐在行李架上踩着你肩膀。
  不管你想喝水,吃饭,转身,还是解手,都不可能,因为你被牢牢卡在人堆里动弹不得。
  你只能闻见一阵阵汗臭味、尿臊味、马粪味。
  你精疲力尽,浑身臭汗,但是同时被冻得瑟瑟发抖。
  这种状态下,人人都紧张焦虑,烦躁,心里对到站和跳车的期盼都是差不多的。
  偏偏车又走得极满。
  于是就会有意志不坚定的人在中途发疯,轻则自残,重则跳车自杀。
  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武松本来就有工业酒精中毒后遗症,假如他途中发疯,没头没脑地在山东境内就跳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武松回家的事除了以上三种假设,还有人提出了第四种:
  武松可能没有坐错车,也保持了精神正常,但是这不代表他能受得了倒车的罪。
  倒车有两种。
  一种是中途倒车——武松好不容易捱到半夜下了车,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的偏远小站;
  看看时刻表,下趟车明天早上六点才到。
  天寒地冻,北风萧瑟,夹杂着旁边山头上传来的阵阵狼嚎,那滋味生不如死。
  因此有人认为武松被冻昏了头,看见下辆车来了,就闷头挤了上去,结果坐到了阳谷。

  另一种倒车是这样的:就算你成功到达了目的地车站,也不代表你家就在车站附近,你还得找驴车。
  这种驴车是私人经营的,口碑跟今天的小公共差不多。
  他按里程收费,因此喜欢拉着你乱转,观赏一下沿途各省风光。
  武松的家乡很落后,跑到最后路都没有,小公共车主就把他中途扔在山里。
  武松摸黑他走了一夜,结果转了向,越走越远,到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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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关于武松回乡的最后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他遇到了天灾。
  大宋是一个盛产人间奇迹的地方。
  除了经济增长数字,春运也不例外。
  官道上除了数百万回乡旅客,还跑着各式货车。
  “纳粟秆草,牛车阗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东京梦华录》)。
  除此之外,还有买不起车票徒步回家的人。
  总之,在官道的某些路段,人马车辆会挤成一团。
  后边的车拼命摇铃,朝着前边吆喝“动一动车!动一动车!”
  前边的车自己也动不了,无可奈何的在车尾高挂一个木牌,上面用红字写着一个“阻”。

  这时候,太平车潜在的技术缺陷就会浮出水面——平时拉一节车皮,后边有两只骡子负责制动。
  如今一拉十几节,后边还是两只骡子负责制动。
  更何况为了加快车速,很多车把式都把后边的骡子也调到前边负责拉车……
  总之,政和五年的某一个冬夜,随着一声巨响,一列二十节车皮的太平车失去了制动,从山脊上冲下来,带着巨大的动能跟前边的车发生追尾。
  车厢像纸壳般被撕开,旅客糖豆一样撒了一地。
  有人说,武松就在其中。

  武松昏迷了不知多久,醒来时发现四周黑咕隆咚。
  由于四周都有人当肉盾,他没受什么皮外伤,只是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远处忽然出现了一片灯笼,武松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由于车上没法上厕所,他上车后就没敢喝水,嗓子早就哑了。
  这时,传来了一阵掌声和口号声:
  “认真学习贯彻抢险救灾的文件精神!”
  “多难兴邦!”
  “坚决保证官道尽快恢复通车!”
  然后就有一些厢军拎着锨镐鱼贯而来,。
  他们喊着号子,把车厢和尸体一起推到道路两旁挖好的大坑里,然后开始填土。
  武松看到这情景,不知哪来的一股劲,跳起来钻林子逃跑了。
  出了林子,就到了阳谷县境内。

  总之,武松回乡的经历有多种版本,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这其实是正常的。
  在中国,只要你人红到一定程度,那么不管你干什么,都会冒出无数种解读。
  只有你手黑到一定程度,你干过的事才只有一种解释。
  好在这些版本的结局都终于一点,那就是武松到了山东阳谷县。
  这样一来,我们的故事还能继续下去。
  有五毛正用以下三个qq号对我和我的群进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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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为他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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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我不禁有一种故伎重演的冲动,也就是说,武松的故事又可以重新开始:政和五年十月,武松返乡,结果被撂在阳谷县。
  武松当时的境况很惨,又饥又渴,浑身汗臭,行李也丢了个七七八八——不是丢了,就是被偷了——只剩一根本来用来挑行李的扁担(当年施大爷写到这里时都觉得太寒碜,于是摇摇头给他换成了哨棒)。
  再加上几天几夜没趟没睡,还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回家,一般人到这里就该崩溃了。
  然而武松却完全没有这种迹象。
  跟据水浒传记载,他没事人找了家小酒店走进去,说道:老板,来两瓶啤酒。

  世界人民都承认,中国农民的忍耐力可称天下第一。
  取得这样的成绩,跟他们平时的生活质量是分不开的。
  假如你去问问武松,你不发愁吗?
  他可能会回答,这点事算啥,每年回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
  每年都这么不容易,你就不生气吗?
  当然生气,不生气我能来喝酒吗?

  关于武松这个人,可以介绍的其实还有很多。
  他不光生了气喜欢喝酒,高了兴也喜欢喝酒。
  说实在的,不管喜怒哀乐,他就没有不爱喝酒的时候。
  这都是在柴进家养成的习惯。
  如前所述,无论你是什么下三滥出身,只要到了柴进庄上,从此法律不敢管你,吃喝有人提供,而且不管你说什么蠢话,都有人装模作样的认真听取。
  总之待遇跟两 会代表差不多。
  这种环境下,人往往会闲得无聊,要么半睡不醒要么胡说八道。
  因此柴进的门客一个比一个能吹。
  有几个同案犯,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领袖;
  被公差揍过两顿,就说自己打败了世界警察……

  总而言之,柴进家的氛围比较像天涯杂谈,在这里,名声就是硬通货。
  武松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一个默默无闻的id,长期潜水,积分是个位数;
  偶尔鼓足勇气发言,回复要么是“9527”,要么是“少年,你太年轻了,你以为这个论坛上……”
  看着别人飙红的帖子,他又是羡慕又是自卑。
  时间一长,他就开始全方位向这些无赖靠拢,练起了吹牛。

  然而装逼是一门艰难的学问。
  想知道有多难,看看郭敬明写的东西就知道了。
  更何况武松的先天条件压根不适合这一行。
  首先,由于生活层面太窄,他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经历。
  很多人以为,吹牛无非是无中生有。
  其实这是误解。
  吹牛需要的恰恰是阅历。
  比如说,“放弃西方国家优厚生活条件”的,至少要有被西方国家驱逐出境的经历;
  “拒绝资本家高薪聘请”的,起码得有在国外一个本科读十年然后找不到工作的经历。
  再举个例子,鲁迅日记中的“洗脚”是不是指性生活?
  专家们争论几十年,没有结果。
  后来改革开放了不到二十年,再没有人对此存疑,除非你不知道洗脚房是干什么的。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除此之外,武松还有生理上的短板。
  从前边的叙述你可能也看出来了,他这人老实得有点不正常,脑子大概先天性有点迟钝。
  此外他还脸皮特薄,往往嘴还没张,就先满脸通红,一身大汗。
  说不了两句还经常警惕地停下来问问别人“你是不是不信?”
  出尽了洋相。

  好在武松通过不断的摸索,终于找到了成功的诀窍,那就是喝酒:
  喝酒时谁都会脸红,喝多了数九寒天也会出汗,这样一来他的紧张就被掩饰了。
  久而久之,武松对酒产生了巴普洛夫式的依赖:一开始是吹牛的时候要喝酒,后来发展到一喝酒就想吹牛。
  再后来吹不吹牛,都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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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武松来到阳谷县辖区的景阳岗酒家,本意是想喝着酒稳定一下情绪,想想下一步怎么办。
  可是一沾酒,他的瘾就犯了。
  于是武松就好像摸石头上瘾忘了过河的人一样,完全把“下一步”抛在脑后,一口气喝了三碗,还接着要。
  偏偏店家却不给他了。
  “客官,这酒是劲太大,喝多了就要趴下。”
  结果武松大怒,当场撒泼:“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饮老爷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
  相信几乎所有人都到这里,都会为武松到底是个什么人感到疑惑。

  如前所述,武松为了克服吹牛时的紧张心理,逮着酒就喝。
  但他其实是不能喝酒的。
  不管自焚讨薪是不是他逃到柴进家的直接原因,但那件事的确很直接地给他带来了工业酒精中毒后遗症。
  又经过数月狂饮,这个病根算是落下了。

  据说武松喝醉后,最喜欢自顾自傻笑,逢人便问:你知道我是谁?
  别人告诉他你叫武松,他就拍案大怒:胡说,我怎么觉得我应该姓李?!
  ——你真的姓武!
  ——妈的你敢不信俺说的话?!

  当然了,具体到景阳岗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武松酒后闹事,店家的做法的确有不妥之处。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也觉得武松蛮不讲理。
  后来自己也抽烟喝酒了,终于开始理解了他的怒火。
  想象一下你上了烟瘾,走了好半天终于看见一个小商亭,结果店主说,烟可以卖给你,但是打火机不卖。
  换谁谁都要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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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我去了一趟上海,见识了不少南方同胞,又觉得这个故事可能还要复杂一点:
  景阳岗老窖据考证要么是酿酒,要么是早期蒸馏酒,度数顶多在30度左右。
  武松的酒量不小,三碗应该不够。
  但是也不见得很大,能连喝十八碗。
  他正好能喝三碗半。
  不料他提出再要半碗时,却被店小二白眼一扫:没酒了。
  店小二这么说的原因也很简单:武松的外形是在太寒碜,小二觉得这人显然是兜里钱不够,想白喝半碗沾点小便宜。
  结果他不悦的表情触发了武松酒后的第二症状。

  我们知道,武松清醒时,基本是个顾不上要脸的贱民.
  他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不高——当然也不是最低,在建筑工地大概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拉砖的那头驴。
  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什么君子有所不为,什么不食嗟来之食、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对武松来说都跟放屁一样。
  他只顾得上惦记干活时别出事故,年底能不能拿到工钱,过年回家车票好不好买……假如能拿着工钱顺利回家吃顿年夜饭,就算人生目标基本达成。
  然而喝上两斤白酒之后,武松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有理想的!自己原来一直期望变成另外一种人!
  这个人清醒时说不清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一旦喝醉,形象就无比清晰:顶天立地,无所畏惧,自信自尊……
  那天在景阳岗,他看到店小二的表情稍有不敬,立刻就不干了:你是不是看不起俺?你是不是觉得俺没钱?告诉你,俺有的是钱!你有多少酒?都给俺搬上来!要不就弄死你!

  这些话可不是虚言恫吓,武松酒后的第三个症状就是迷信暴力。
  如前所述,武松喝醉时,会变成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刺头。
  按照现在某些国家的的价值观,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宋代的中国人明显不这么看。
  那时候的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人和事物。
  比方说,你一身名牌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上去问你:哥们做什么生意发了?兄弟给你供货怎么样?
  而是要一脸不屑:尼玛当年你还给在路口修鞋呢,牛个屁!
  再比方说,有个小国,就说西夏吧,突然崛起了,打得大宋找不着北。
  大宋人不去探讨西夏为什么变强,而是在家里关起门来痛骂:尼玛你当年向我们称臣,叫我们爹!你打我这是忤逆犯上,畜生不如!

  同理,柴家庄的混混们看到武松酒后忽然不好欺负了,也会破口大骂:尼玛你晚饭前明明是个S B啊,凭什么老子不能接着笑话你!
  这样一说,武松就会一拳打过来。
  酒精不光降低了他的思考能力,同时还把他的忍耐能力拉低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武松虽说偏瘦,但是肌肉都像藤蔓一样,结结实实地缠在骨头上,非常有劲。
  一旦动起手来,柴家庄还真没几个对手。
  一年下来,打伤过不少人。
  因此施大爷委婉地说,武松在柴家庄人缘不好……

  总之,那天景阳岗的店小二被武松吓坏了,赶紧照办。
  于是接下来武松就面对满满当当的十几碗酒犯愁:喝吧,太多;不喝吧,又会被人笑话。
  最终他觉得,不能让人看扁了,捏着鼻子把十八碗酒全喝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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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喝完这十八碗酒之后,不出意外地干了一件蠢事,同时也是改变他命运的事。
  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老虎,他不信。
  按理说一般人听到这话,起码要问一句:你听谁说的?
  但是武松当时喝醉了,脾气坏了好几倍,听到消息不符合自己的心愿,喜欢直接说对方造谣。

  当然,武松也可能没说这么多废话,
  他喝完十八碗酒,已经醉得腿都软了,觉得自己的脑袋一会儿在桌子上,一会儿又飞到了屋顶。
  拼了老命扶墙走出酒店,被冷风一吹,又开始满脑子觉得自己应该姓李。
  这时候不管别人跟他说什么话,他完全听不懂。
  别说山上有老虎,你就是说店里有白虎他都不会留下。

  以上的情节合情合理,写完本来觉得很满意。
  可是又一想,发现自其中还是有破绽。
  北宋末年,物价飞涨,酒的价格可不便宜。
  贡酒被炒成了天价,供不应求,连村酒的价钱也跟着水涨船高——一些有良心的假酒贩子不想喝死人,就买便宜酒灌进贡酒瓶子里卖。
  这样以一来,武松能不能买得起十八碗酒就要打个问号。
  因此,武松打虎的故事其实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开头。

  某年某月某日,景阳岗酒家门口蹲着一个愁眉苦脸的青年,他就是武松。
  他在春运中丢了行李,也丢了钱包,自己也被列车丢了下来。
  回家的事先另说,如果不想被饿死,唯一的选择是找个建筑工地,打两天短工。
  先前听宋江说外边世道变了,在闹民工荒,武松本来以为这不该是件难事,说不定还能攒两个小钱买点年货。
  可是真找起来才发现,世道还真是变了,到处是商号破产,工程烂尾,开职业介绍所的(牙人)都关门找工作去了,什么活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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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大宋的经济,还有值得补充说明的地方。
  大宋是个制造业大国,财政收入据说七成来自工商手工业。
  其中相当一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从事对外贸易。
  据学者研究,大宋的对外贸易有这么个特点,那就是出口以手工业制品为主,进口以高档奢侈品为主。*
  契丹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都对大宋物美价廉的锅碗瓢盆、服装鞋帽、雨伞箱包赞不绝口,就好象大宋的领导对进口的豪华马车、精美折扇、象牙、犀角、珊瑚、玛瑙赞不绝口一样。
  (详见《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作者 朱爱武,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

  跟大宋领导不同,那些外国人很抠门,价格稍微高一点,他就不买你的了。
  他们抱着嫖客一般的恶劣态度:这点玩意谁不会,爷找你就是图个便宜。
  好在大宋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很便宜。
  别人卖一块,我两毛就卖,不由得你不动心。
  而拥有这个优势的关键又在于,大宋人比什么东西都更便宜。
  别人给一个月一千文,我最多给你五百,爱干不干,反正进城农民有的是,不由得你不就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不可持续发展。
  因为自然资源不是人,不可能永远再生;
  同时人不也不是自然资源,忍耐能力是有限的。
  果然,到了北宋末年,老一代农民还无所谓,城里出生的农二代都受不了了,宁肯进黑社会也不进工场。
  于是就有了民工荒。
  于是工场不得不提高工资。
  于是大宋的对外贸易就完蛋了。

  这样来看,大宋的经济困境属于情理之中,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假如劳动力便宜就是王道,那么显然奴隶社会才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
  可惜大宋朝廷还真是这么看的。
  有关人士早就扼腕叹息,还是奴隶社会好啊。
  他们觉得国内的工人工资太高,最好一分钱不发,全扣起来当社会保险;
  觉得工人业余生活太散漫,最好全圈起来住集体宿舍,干完活不让出厂区;
  觉得工人要求太多,最好把厂房修在监狱旁边,谁闹涨工资就把谁扔到隔壁去。
  他们最遗憾的还是以下这点:工人干嘛要有人身自由?最好全带上手铐脚镣,不想干了也别想跑……
  那样的话,怎么会有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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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没心思替大宋经济操心。
  他当时正呆坐在一个罗斋的旧址——景阳冈的一家小酒店墙外,绝望地愣神。
  奇迹没有发生:招工的依然一个没有,找公厕的倒是有不少人来找他交费。
  他不禁纳闷:难道宋大哥说错了?

  这时,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兄弟,找活干啊?”
  武松一下子蹦了起来:“对!俺、俺什么活都能干,价钱好商量……”
  说话的人一身酒保打扮,四十多岁的模样,六十多岁的神情。
  胡子拉碴,抬头纹长得满脸都是。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示意武松坐下,掏出个酒壶,问道:“大兄弟会喝酒吗?”
  武松接过来刚要喝,忽然想起以前几次受骗的经历,不由得警觉起来:“这酒……不要钱吧?”
  “不但不要钱,还要给你钱呢……”
  武松激动得都结巴了:“大……大哥,你、你真是……你快说,一口给多少?”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家酒店的老板,兼店小二……呵呵,我这岁数,该叫老二了……”
  老二说,他本来是附近某酒坊的中人(业务员),今年的倒闭大潮中,顺利失业。
  现在跟几个老职工凑钱开了个小酒店为生。
  “大哥,酒家的活俺不懂,但是刷锅洗碗还是没问题的……”
  老二摆摆手,然后压低声音跟武松解释了一下:
  地脚不好,客流稀少,生意快维持不下去了,因此他们决定在科研攻关上下功夫:
  “我们老哥几个在家私酿了点酒,明天有赛会,准备搞个促销活动。”

  武松吓得一哆嗦:“大哥,你说的俺可都没听见啊……”
  大宋时,酒是国家专卖商品,私酿属于重罪,三斗以上一律死刑。
  就连武松这种孤陋寡闻的人都在京闻评话里听过,某小贩无扑(类似营业执照)酿酒,逃税两千贯获利二十贯,被依法斩首。
  老二不屑的看着武松:“要砍头也是砍我的,你怕什么?再说死法多了,除了砍头,还有饿死呢。”
  武松犹豫了半天,点了点头。

  “总之,我们是万事具备,只缺一个人上台配合一下。到时候我一问谁愿上来品酒,你就上;喝一碗给十文钱。你看怎么样?”
  老二几天来在这附近物色了很久,但是始终没有中意人选。
  这些人主要的毛病在于看起来不够傻。

  “喝一碗十文?中!不好意啊,大哥,喝了你的还让你破费…要不喝完了我把碗给你刷出来…”
  “其他的你不用管,你就记住:如果我问你这酒怎么样,你就说‘好酒’。记住了吗?”
  “好酒……好酒……”武松念叨了两遍,“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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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武松如约而至。
  整个小镇熙熙攘攘,不知是什么赛会,周围几个州县的百姓似乎都挤在这里。
  找到约定地点,武松发现这些人果然准备得很充分。
  一座高台拔地而起,四周十几条长杆挑起巨型布牌(条幅),上面写着各种促销口号。
  ——谁喝谁知道!
  ——洗洗更健康!
  台下人山人海,台上也热闹非凡。
  老二打扮得奇形怪状,描眉画眼,像个易装癖一样精神抖擞,站在台中央举着大喇叭吆喝: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各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大哥大嫂,我今天代表我们酒坊给大家送礼来了!您要问送什么,那就是我们酒坊的王牌产品——景阳冈老窖和景阳春特酿!正所谓‘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景阳春!’我们的产品远销海内外,多次荣获雄州霸州世博会金奖……”

  宋代的商业发达,促销活动的规模和形式跟今天很像。*
  因此你光说是不行的,还要表演。
  此次活动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看样子整个酒场职工家属院都来了。
  于是话音未落,台左边一支业余乐队已经开始吹吹打打,从门牙漏气的声音推断,主要由职工们的爹组成;
  台右边,几个做工简陋的台阁(这种东西今天某些庙会还能看到)开始转动,上面坐着一群小崽子,表演八仙过海,看样子是职工的孩子。
  然后几个浓妆艳抹的老年妇女登台,往那一站就开始扯着嗓子聊天:
  ——你们老年人,怎么身体这么好啊?
  ——我们啊,天天都喝,景阳冈老窖!
  婆婆刚退场,媳妇们又走上来,满脸焦虑:“干干干干……干不成怎么办?”
  “景阳冈老窖,他好我也好!”
  “你爸性病又犯了,赶紧找瓶景阳冈!”
  ……
  这些广告之低俗,连武松都觉得浑身发凉。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台阁上的那群小崽子还在不停的伴唱:
  “景阳冈,羊——羊——羊——!景阳冈,猪——猪——猪—— ……”

  随着台下的倒彩越来越响,老二很紧张,赶紧向某个女演员低声说了一句:
  媳妇,不行,脱了吧!
  然后该促销会就成了女子相扑专场。
  宋代的所谓女子相扑,其实就是变相脱衣舞。
  只见两个女子在台上你抓我一把,我扯你一下,不多时人身上就只剩了内衣。
  这下台下顿时变成人山人海,观众们无比满意,纷纷吹着口哨,看得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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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大家欣赏得差不多了,老二重新登台:
  “今日开业大酬宾,免费品酒!哪位朋友愿意上来品尝一下……”
  说完,他立刻冲着武松一指,“好,这位兄弟反应比较快,请上来。”
  武松浑身紧绷地走上台来,瞻前顾后,畏畏缩缩,说不出的土气猥琐。
  “这位兄弟看起来像外地人,不知是不是被我们的产品吸引来的?”
  不料武松紧张过度,一张嘴就是:“好酒!”
  老二楞了一下,灵机一动,脸上露出吃了兴奋剂的表情:
  “这位兄弟单凭嗅觉就闻出我们的产品是好酒,看来真是行家啊。我们的酒无愧于‘透瓶香’的美名!”
  底下被煽动得一片掌声。

  武松端起来第一碗酒,一饮而尽,强忍着该酒可疑的辣度,心里数着:“十文。”
  “味道怎么样?”
  “好酒!”
  又一仰头,心里数着“二十文”,武松又叫一声:“好酒!”
  “小伙子真是好酒量啊!咱们为他鼓鼓劲怎么样?”
  台下的掌声成片响起。
  如此这般喝了十几碗,武松也记不清该拿多少钱了,嘴里只会说:“好酒!”
  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效果,台下的观众开始有人掏钱买酒,场面火爆异常。

  转眼间天色已经向晚,忙得热火朝天的老二往远处定睛看了一会儿,脸色大变,马上叫人收拾东西。
  “兄弟,起来……”武松这时正呆坐在椅子上,老二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起来,“你快上山躲躲吧,衙门的人来了……”
  “好酒……”武松当时已经喝得双目呆滞,嘴角流涎,对这话毫无反应。
  老二塞给他二百文钱,连拖带拽地把他弄下台,一脚踹进路边的树林里。

  处理完武松,老二赶紧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把东西搬上车,一溜烟走了。
  见没有人跟上来,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今天赚了多少?”
  “凑合吧,两万多……”
  “第一天,不少了……媳妇你哭啥,要不是揭不开锅,我能让你去干那丢人的事……”
  这时忽然有人问:“刚才那个傻x呢?”
  “让我糊弄山上去了。”
  “哟,那是景阳冈啊,可别碰上老虎……”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一行人说着走远了。

  *关于宋代促销活动的形式,吴自牧所著《梦粱录》有详细描写,篇幅较长,这里不再引述。
  请参考《梦粱录》卷二“诸库迎煮”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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