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谁？”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心说：我太爷薛徊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现在怎么会有人要找他？这是拾粪老汉起五更，找死来的？
老头儿还挺不耐烦，边吃边说：“你这娃娃耳朵咋还不好使捏，额找薛徊，有人让你给他带个信儿。”
我一听就火了：“这信儿我可带不了，你要有能耐，自个儿去找他说吧！”
老头儿没反应过来：“额咋找他捏？”
“出门左拐往前两百米，那有个药店，你买两瓶安眠药仰脖子一喝，晚上就能见到，想快点也行，路口还有个五金店，买把王麻子抹脖子去吧。”
他听出我话里带刺，有点不高兴：“你娃咋说话捏嘛，额好心跑这么远来给你带信，你娃要不想听，额就不说咧，反正话是带到咧，额吃完饭就回切！”
我还想损他两句，老毛拽了拽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先别说话，随后给老头儿倒了杯酒，笑呵呵地说：“大爷，你别跟这憋犊子一般见识，来，喝杯啤酒消消气。”
老头儿脸色稍缓，端起酒一口灌了进去：“嗯，你这黑娃娃，别看长得黑，说话还算中听。”
老毛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了一下，好不容易才忍住想打人的冲动，又给老头儿倒了一杯。两杯啤酒下肚，老头儿话匣子就打开了，加上老毛刻意套话，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这老头儿名叫余庆喜，原先在西安给工厂烧锅炉的，后来他儿子买卖赚了钱，就让他辞职回家过退休生活。老头儿忙了大半辈子，突然闲下来也不知道该干嘛去，在家呆着都快闲出屁来了，他儿子做生意比较忙，也没有时间陪他，就寻思让老头儿找个地方出去旅旅游。
那会儿正巧电视上在播东北二人转，老头儿当下就想到东北去转转，看看二人转尝尝杀猪菜什么的，之后他儿子就给他报了个去东北的老年旅游团，还托了导游帮忙照顾。
就在旅游团准备出发之前，有一个年轻人突然找到他，那人大概跟老头儿聊了几句，随后从身上拿出一个包裹，让老头儿到抚松县后按照地址，找一个叫“薛王八”的人，把东西交给他，并让带个口信给“薛徊”，最后还给了老头儿一千块钱的带信费……
听到这里，我有点诧异，老毛也觉得奇怪，“他还给了你一千块钱？”
余庆喜警惕起来，“那钱是他给额的跑路费，额都存银行咧。”
“我又不是跟你抢，你怕个啥？”老毛撇撇嘴，嘟囔了一句什么，大概是说什么傻逼不发快递之类的话。
我此时也有些好奇，问他：“他让你带什么话？”
余庆喜很认真的回忆，接着一字一顿地说：“说是‘东西不在山上，在水里’…”
我以为这口信应该很长，结果等了半天，余庆喜闷了屁了。
我怔了一下，问他：“没了？”
余庆喜啊了一声，显得很无辜：“没了啊！他就这么跟额讲滴。”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心说，什么玩意儿？这半句话没头没尾的，是什么东西也没说，整句话的关键的信息点就山上和水里，看起来像个什么暗语。
老毛有点怀疑，“大爷，你会不会记错了？”
听到这话，余庆喜有点急了，“额咋能记错呢嘛！”说着，他掰开手指，比划着嘟囔起来：“一个‘山’一个‘水儿’，一个‘学坏’，一个‘薛王…’”大概看我面色不善，后面的话含糊得吞了下去：“反正错不了，错不了！”
我看他说得很认真，不像是在扯淡，就问：“那这话什么意思？”
“你问额，额问谁切！”余庆喜回道，仿佛是看在一千块钱的面子上，又多说了两句：“这山啊水儿的，额也不懂，他就是这么说滴，额一个字都莫有乱说。”
我心想，且不说这半截话压根没什么内容，那不知姓名的傻逼，花了一千块钱，大老远让人从西安带话到东北，究竟有什么目的？而这口信，他是打算要我回家烧给太爷爷，还是想让我坟头割脉？
我又问了那人的体貌特征，余庆喜说，那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长得白白净净，戴着个眼镜，右脸下边有颗小痣，打扮得很板正，像他们厂里车间主任的儿子似的，操着一口西安口音，可以肯定是本地人。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印象里，根本没有符合这些特征的朋友，别说是西安人，就是整个陕西，我也可能只认识一个干传销的，那人都快六十了。而且，我在东北这件事本身就没几个人知道，就算知道我人在东北，能有具体地址的也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亲密的朋友。
我冷不丁就想到了陈启，昨天才刚接到他失踪的消息，今天就有人直接找上门来，所带来的消息还是跟太爷爷有关，这其中肯定有着某种联系。
难道陈启是有什么信息要传递给我？不方便自己说，所以才会找了个傻逼转了一手送给我？
想到这里，我忙问：“他让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是撒你自己看嘛，额又莫看过。”余庆喜搁下筷子，从斜挎包里掏出一个油皮纸封好的包裹，递过来：“就是这个嘛，可沉咧，额一路从西安背过来的。”
我接过来，好家伙，一入手，沉甸甸的，像是包了三本新华词典一样，通体都是油皮纸包裹，再用胶带整齐的缠了好几圈，上面也没有任何文字信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因为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当着余庆喜的面，我也不知道方不方便打开看，万一是什么违禁品，那乐子就大发了！
正犹豫间，老蔡从后厨端着两盘菜就出来了，招呼道：“葱爆牛肉，葱爆羊肉好了，馒头一会儿给您上…”
老蔡一出来，我看到余庆喜的眼睛仿佛都亮了一下，他跟着就站起来，叫道：“你不用上咧，都给额打包，额事情也办完咧，准备走咧。”
老蔡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和老毛，有点搞不清状况。老毛大概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也叫起来：“我说余大爷，您这不地道了啊，这怎么还兴打包了？”
余庆喜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那是额点的，咋不能带走？”
“你点的？那你把这菜钱结了…”
余庆喜一指我，“是他让额点的，凭啥让额结…”
嘿，这老东西也太不要脸了，分明是你他娘的要吃肉的！
不过，此时我也顾不得计较这些小事儿，不耐烦地摆摆手，跟老蔡说道：“老蔡，麻烦给他打包。”
老蔡应了一声，回到后厨，不一会儿拎了俩袋子出来，余庆喜赶紧抢在手里，对我们说道：“任务完成咧，莫事儿额就走咧，一会儿额还要跟旅游团上白山捏，车不等人，额得赶车起咧。”
“走吧走吧，麻溜走！”老毛被这看着土拉吧唧的老头儿挤兑得很不爽，嘿嘿怪笑了两声，问候道：“余大爷，您路上吃葱爆羊肉时当心着点，别把牙给崩了。”
闻言，余庆喜咧嘴一笑：“你这黑娃娃不光说话中听，心眼还挺好，放心，额牙口好滴很！”挤兑完老毛，他朝我这里扫了一眼，随后对我们俩说道：“额走咧~”
说完，他转身就往门外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说，这老王八犊子别看一脸猪相，心里还他妈挺嘹亮。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隐约感觉到哪里有点不对劲儿，这老头儿最后说话时的表情有些奇怪，而且也不知是有意还无意，刚才他看我时，眼神有点飘忽，仿佛是有点刻意在瞧什么东西。
我立即警觉起来，低头一看，靠，是鬼匣的照片？他娘的，这老东西认识鬼匣？！
我连忙抬头去看那老头儿，却发现他已拐出门口，不见了踪影，此时我有种想把这老家伙拽回来逼问一番的冲动。不过，很快冷静下来，即使我把他叫回来对质，他肯定也不会承认，这老东西虽然看着有点憨，但明显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要不然老毛嘴巴那么臭，也不会在他那讨不到便宜。
如果他真的知道“鬼匣”的存在，那他肯定不是帮忙送信那么简单了，保不齐就是老陈口中，和那件事情有关联的人之一。
我拽了拽老毛，把心中的怀疑简单一说，老毛有点不相信：“不可能吧，这老东西看着不像啊！”
“你好好想想，昨天刚接到老陈失踪的消息，今天就有人送信上门，还是我压根不认识的人，一千块钱的送信费，你不觉得这巧合之中有点扯淡吗？”
老毛有点被我说动，虽然他并不相信我之前那些阴谋论，不过对余庆喜来送信这事儿，他应该也察觉出不太对劲，当下就问我，想怎么做？
此时，我心中有个大概的想法，说道：“你不是当过兵吗？跟踪个把人应该不成问题吧？这样，你帮我跑一趟，跟着这老头儿，看看他一会儿去哪？”
“对啊！”老毛一拍大腿，“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他是个通透人，一定也清楚，如果余庆喜没有说谎，那他现在肯定是要去车站跟着旅游团继续走，即使真有问题，离开了抚松县，也没太大威胁，如果他没去车站，没跟着旅游团走，就肯定有鬼，那样的话，至少能找到他的落脚点，看看他憋了什么坏屁！
“这事儿你就包在我身上！”老毛很有自信：“跟踪这老东西，那还不是手拿把掐？老薛你等我消息吧！”
我连忙嘱咐道：“别小看这老东西，他可没有表面看着那么憨！”
“放心，我心里有数！”老毛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急忙起身就追了出去。
他出门之后，我坐在原地捧起那包裹，一边瞧，一边思考，心里却弥漫着一种不详的预感，总感觉老陈和我太爷爷的事儿，似乎开始向我逼近了。
这会功夫，已经了到饭点，老蔡酒馆也开始陆续上人，人多眼杂，我也不方便再拆包裹，连忙跟老蔡结了账，带着东西就回去了。
一回到宿舍，我就先把包裹给拆开了，扒开几层油皮纸之后，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
油皮纸内，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笔记本，本子很有年代感，八十年代的线装书一样，有十来本，每一本上面还都标着序号，从一到九，虽然封皮和内页泛黄发旧，但非常整齐，显然是被人刻意保存下来的。
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这是一整套书写于80年代的回忆录，记录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往事，扉页上有笔者的名字——韩醒，旁边还有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有些世界，就在我们身边，你却看不到。
这个名叫韩醒的，一看就是个文化人，一手钢笔字，笔走龙蛇，铁画银钩，内文中还夹杂着一些繁体字，显然在解放前就是个知识分子。
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原名叫韩世文，字文昌，是山东淄博人士，父亲还是晚清时代的生员，算是生于书香门第，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他弃文从武，才改的名字。
我边翻着本子，边思考那人寄过来这些东西给我的目的，因为打眼一看，这一套的回忆录，跟我压根就没什么关系，那人千里滔滔给我送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突然我仿佛瞥到了什么，那一瞬间，我就被震惊的呆了一下，以为自己看错了，连忙翻回去，再仔细一瞧，顿时头皮一阵发麻，惊叫道：“这不可能！！”
PS：因为工作的缘故，所以更新可能比较慢，但我不会太监，希望有喜欢的朋友麻烦多多评论留言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才是我更新的动力哦~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某一天，当我被日本兵从卡车上拽下来时，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死在那个地方！
当时一同被押送过来的，还有一百来号人，大量的俘虏、逃兵、农民，甚至是土匪…对于日本人来说，这都是最好的劳动力。
在密不透风的罐头车里颠簸了十几天，每天只有少量发霉窝头和水供应，我们早已饿得头昏脑涨，不少人被拽下车时，一屁股就瘫倒在地上，但旋即就被日本兵用枪托砸得哇哇大叫，挣扎地爬起来。
另一边负责接收劳工的几个鬼子，像在漫长的无聊中，找到了一丝乐趣，呜哩哇啦地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不时发出一阵嘲讽的大笑。
那是赤裸裸的羞辱，但我已感觉不到多少愤慨，自“九一八”之后，我们身上已发生过太多惨绝人寰的经历，对于置身战乱被俘的我们来说，你所能做的，除了忍受，剩下的，也只有麻木了。
我扶着车屁股勉强稳住身子，连忙搭手拽起旁边摔倒的喜子，那几乎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喜子全名叫刘二喜，贵州人，原是国军第9军新编师团下的一等兵，41年时，在中条山东线战场大败被俘，我们曾在来时的战俘营一同被关押过几天，算是半个熟人。
其实在抗战初期时，日本鬼子几乎不设战俘营，他们对于中国人一向是一杀了之，直到战争中后期，迫于各大矿厂/工程劳动力、伤兵血源、人体实验等丧心病狂的特殊“需求”，在各地设置了关押中国兵的战俘营，我和喜子以及一同到来的战俘、逃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幸”存活下来的。
喜子身体很虚弱，小脸蜡黄蜡黄的，他瞧了瞧四周，小声问我：“韩哥，这是啥子地方哟？咱们似不似要死球球喽？”
“死？暂时还死不了。”我张了张嘴，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小声说道：“小鬼子费劲把我们从各地抓过来，关押到集中营，再一起运到这儿，怎么会让咱们轻易死掉？”
趁着日本兵拢人的工夫，我悄悄打量了一下周围。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来时卡车棚封得很严实，窝在车里根本看不到外面，单纯从日本押送车行驶的路程路况，和此时眼前的地形地貌来看，只能大概推算出是在东北极深的深山之中。
此时正值八月，放眼望去，目之所及之处，是看不到头的深林，高低起伏的山脉上，全是郁郁葱葱树木，那种没有任何人烟气息的原始荒凉，让人无比窒息和绝望。
而在我面前的，是极大面积的军事工程施工场，包含整整一个山头，到处是被日本兵看管下，麻木又机械的中国劳工，在他们肌瘦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和生气，他们对于我们的到来，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四周沿着地势走向，围着密集的三道铁丝网，旁边是延伸的壕沟，迎面有几座依靠大树修建又被伪装过的塔楼，上面挂着探照灯和轻机枪枪手，居高临下，射界开阔，地面施工场有岗哨，有巡逻队，远处峭壁之下还有日本兵营房、仓库、弹药库等建筑设施，里面不知道还藏着多少小鬼子，这还是我明眼看到的。
仅仅粗略一看，这里的工程量以及日军对此地的戒备程度，就让我感觉十分震惊。
我并不是第一次被小鬼子抓去做苦力，自山东沦陷，家人失散，我从兵营逃出来寻找双亲，曾先后在保定府和热河的兴隆县被抓进劳工营，修筑仓库、营地，甚至是铁路等军事附属工事，那些工程规模以及日本人的重视程度，与这里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联想到来时路上小鬼子对我们的严密防范，以及之前在劳工营的一些见闻，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声：这绝对是一座日军正在修建的绝密军事要塞！
根据我后来查到的资料，在1934年到1945年期间，日军为了永久控制中国东北富饶的资源，以及形成对前苏联侵略的作战优势，在东北和前苏联国境线上秘密修筑了大量的筑垒地域和地下要塞，从吉林省珲春，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以及海拉尔和阿尔山5000公里边境地带，被发现至少有17处要塞，要塞群相加大概有1700公里，共有8万个永备工事…
根据要塞工程的规模、强度、类型以及设施，日本人一般将它们分为绝密工程、重点工程、一般工程和附属工程，而每项工程大多都是重体力劳动，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日军强征和奴役了320多万人的中国劳工，造成100多万劳工死亡…
那时，我并不知道日军在国境线上的所作所为，但凭借我对他们的了解，像这种级别的军事工程，小鬼子是要绝对保密的。几乎从那一刻开始，我都可以预见到，即使我们有幸没有在建造时发生意外或被累死饿死，也会在工程竣工之日，被埋进万人坑中屠杀。
想到这里，我暗自捏了一把冷汗，这与保定和热河那两次能趁夜借机逃跑不同，以我目前粗略观察到的情况，要想从这里逃跑，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
随后，小鬼子把我们这波人拢到一起，用枪押到一片空场，排着队挨个登记。
负责登记的是个日本兵，旁白有个点头哈腰帮忙搭手的矮胖子，那是个中国汉奸，姓熊，负责翻译和管理中国劳工。
登记的目的主要是对劳力进行区分使用，根据之前在其他劳工营的经验，我知道带手艺的劳工远比做苦力待遇要好，尤其是在如此深山林之中修建要塞，匠人的稀缺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人的态度，所幸喜子未入伍前在老家做过木匠学徒，我跟着他谎报了出身就混进了另外一队。
一行百十来号人分成了两波，我们这组只有十七八个，有木匠、铁匠、厨子、铆工…还有做过锅炉维修的，剩余的则全被当成是了苦力。
登记完之后，日本人给我们每人派了一块粗制的小木牌，上面印着一个编号以及一些日文，木牌上有条麻绳穿着，可以挂在脖子上，听那胖翻译说，这块牌子是我们在此地的身份，不能弄丢，否则连饭都吃不了。
我翻了一下手里的牌子，上面编号写的“C9842”，看了一眼喜子的，他的是“C9844”，中间隔着一个做过砖瓦工的“C9843”，从号码的连续性上来看，这大概是按照此地劳工人数进行排序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编号是从001开始的，在我们之前，至少有九千多名被抓获的劳工，但我放眼望去，能看到的施工场似乎没有那么多人……
我们刚登记完没多久，有七八个日本兵从远处的伙房就走了过来，领头的那人叫田中造野，是个军曹，负责劳工营后勤的，他身后的小鬼子抬着几筐东西，扔在了地上。
我们一瞧，是几筐粗面的窝头，和两桶水。
连续饿了十几天，乍一看到吃的东西，所有人眼睛都绿了，人群顿时骚乱起来，但慑于小鬼子手里的枪和刺刀，谁都没敢乱动，只能咽着唾沫，直勾勾盯着那些吃的。
田中瞧着我们的衣衫褴褛，面黄肌肉的样子，面带鄙夷地和胖翻译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言语和神情之中，有种不知所谓的优越感。
“嗨依！”胖翻译点头哈腰应承着，回过头来，腰杆就挺直了，扫了我们一眼，见我们还都站着，顿时骂起来：“他娘的，都愣着干什么，肚子还不饿是不是？还让老子喂你们不成？你们要是不吃，老子全他娘喂狗切！”
那时候，已经没人深究他一个中国人对待因抗战被俘的中国军人的态度，不等他说完，已经饿疯的人，伸手就扑了过去，都开始疯抢那两筐窝头。
窝头是苞米面掺橡子面做成的，吃在嘴里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不过至少能填饱肚子。
不少人边往嘴里疯狂地塞，一边往破衣兜里揣，但随即被人抢过去，俩人很快扭打在一起。一旁的田中顿时就怒了，大叫一声“八嘎”，他手下的日本兵上去就是一枪托，立马把那俩人砸倒在地上，跟着就是一顿乱踹。
小鬼子出手很重，不一会那俩人就被踹得头破血流。等到日本兵停手，他们好半天没缓过劲儿，窝在地上，一边擦着血，一边扣着带血的窝头往嘴里塞。
我看着于心不忍，有心想把他们拽起来，但喜子拉住了我，他告诉我，听一旁的劳工嘀咕说，那俩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本就是一伙不对付的土匪，刚抓到集中营时，还想打人来着。
我叹了口气，没再理会，和喜子一人抢了两三个窝头就躲了出去，边吃，边用瓢往嘴里灌冷水，吃完好一会儿，才感觉身体缓过劲儿来。
喜子还想再吃，但被我拦住了，饿了这么长时间，一次吃太多，肚子会受不了。我的话很快就应验了，有几个土匪大概是饿急眼了，吃得太快，被噎得不住打嗝，灌了几大口冷水，不一会儿就捂肚子开始冒冷汗。
但日本人不会管这些，见我们吃得差不多，田中朝着远处大叫了几声，随后就有七八个劳工从施工场各个方向小跑过来，那是各个劳工队的队长。
日本人在这方面很会计算，他们为了方便管理中国劳工的生活和工作，在劳工营设立了日本监工，还将之前在中国军中有职务或会些日语的挑出来，指定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让中国人管中国人。队长也同样需要干活，只不过手下劳工出了篓子后，他们要跟着受罚。这样的制度，能极大地减少他们管理和交流成本。
我和喜子是木工，属于带技能的劳工，被分到一个名叫何君鸿手下，其他人则分别被各个队长带走。
何君鸿算是劳工之中有点来历的人，他原是第74军58师下属团部的连长，还是个上尉。
第74军是当时真正的王牌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中，有靠嫡系上位的，有靠美式装备称雄的。只有第74军，是真正靠本事在抗日战场上打出来的，有国军主力之首的名号，历任的主官包括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等名人。
不过何君鸿并没有赶上好时候，他在南京保卫战时，随军防守牛首山阵地，与日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冈本保之部，苦战三天三夜之后，被火炮炸晕，在牛首山阵地失守后被俘。
他人很不错，虽然也瘦骨嶙峋，穿着破烂的粗布衣，但身子依然挺拔，尤其是眼神非常亮，可以说是那时标准主力军人的样子，他一边带着我们往干活的地方走，一边跟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
从他的口中，我了解到日本人在这里有相当严厉的制度，从吃饭要排队，干活时不能四处张望交头接耳，到上茅房要打报告，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不能靠近战壕、岗哨以及规定外的区域等零零总总，被日本兵发现，轻则一顿毒打，重则能要了小命。
“最后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看好你们木牌上的洋码子，就是那排数前面打头的符号，如果有些地方标了符号，跟你牌上的不一样，千万不要私自进去，这个一定要记住。”何君鸿很慎重的对我们说。
我点点头，知道他所说的是木牌上的洋文字母，那时我才恍然，原来木牌还有这样的用途，日本人肯定是为了保证某些区域的核心秘密不被泄露或破坏，所以才想起来用权限分级制度。
“那要是脑子倒坎，麻麻呼呼走错了嘞？”喜子问。
“要是走错了，一旦被小鬼子发现，他们会不问理由把你当场击毙，所以在这里千万别乱走乱闯！”何君鸿瞧了瞧四周，没有人注意到，才小声问我们：“看你俩的样子，想必也是在战场被俘的吧，原来是哪个部分的？”
我和喜子简单说了一下各自的来历，一个是跟着不听中央命令，不战而撤，致使山东沦陷，让无数百姓陷入无尽痛苦的韩复榘所部，另一个是则是被在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的中条山战场上，屈辱大败的第9军新编师团。
何君鸿听完我们的话后，沉默了几秒，最终很无奈的叹了口气，我能感觉到他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这简直是国之耻辱，民之悲哀！
之后他就没有再说话，只是脚步沉重了许多，一言不发带着我们，往分配木匠干活的木料厂走去。
喜子悄悄问我：“韩哥，我们似不似说错话喽？他啷个……”
他这个年纪或许还没太想明白，如今在中国各个抗日战场的失利或许有敌强我弱的劣势，以及主事军官的错误，但跟国民党人的政治眼光、军阀派系斗争脱离不了干系，韩复榘的“明哲保身”，中条山战役的临阵换将，甚至是各个派系军阀的拥兵自重，相互斗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中国还有多少机会？
“他也许是感觉无奈吧！”我拍了拍依旧迷茫的喜子，跟了上去。
……
木料厂位于整个施工场的西北侧，陈放着成堆成堆原木和裁切好的木料，供要塞建设使用。日军在此地的工程，除了附属设施和外围火力点之外，主要的建筑工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要将山体全部挖开，建造内部设施，等修建完成，再用土覆盖，另一部分则是在山体内部进行土方洞挖作业，也就是直接从山体内部挖洞，之后再进行混凝土或砖石加固。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日军建筑师的设计规划，对地下要塞和部分地面混凝土结构的设施，进行模型建造、休整下料或者分拆木料等支撑工程建造。木料厂的木头是在劳工营周边就地开采的，也是那时我才知道，在劳工营外围，还有更多从华北地区被骗招工来的农民，负责开采木料和外围附属设施的建设。
木料厂设内有日本监工和岗哨，还有几个懒洋洋的二鬼子看守，干活的劳工大概有八九十号人，我们过去时，他们都在闷头干活，几乎没人说话。
“老炮，来了俩人，交给你了！”何君鸿招呼了一声，旁边正在量木板的一个老头儿抬头瞧过来，看到我和喜子，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黑黄的牙。
这人叫范老炮，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又带点精明的老头儿，但知道他来历的人，却没人敢小瞧他。
范老炮原隶属陕西刘镇华部镇嵩军下辖的炮兵营，镇嵩军是当时有名的“土匪军”，最初是由豫西一带被招安后刀客组成的，队伍中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有，包括后来的东陵大盗孙老殿，也是镇嵩军有一号的人物。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刘镇华被冯玉祥保荐陕西督军掌握军政大权，大力扩充兵员时，范老炮应招入伍，参加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围困西安以及“中原大战”等战役。
1933年刘镇华出任安徽省 ，移调第十五军到安徽时，范老炮感觉势头不对，跑路了，三年后，刘镇华果然倒台了。
他从镇嵩军中逃跑，到了山西，却被正在扩编的晋绥军收编，两年后因为和新晋的连长发生口角，某天晚上，范老炮带着一支枪和一把刀，趁着夜色摸到连长家里，一口气屠杀了他全家十八口人，随即逃跑到东北落了草，因为范老炮枪法极好，使得一手抬手枪，渐渐被麻伍绺子重用，封为四梁八柱的迎门梁，也就是炮头。据说在后来和“滚地龙”绺子火并时，光他一人就干掉了二十三个土匪。
直到1939年，关东军上山剿匪时被捕，随后就被带到了这里。
范老炮是个小队长，算上我和喜子，他手下一共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个叫老疙瘩，原来是奉天城烧饼大娘的小儿子，人长得非常壮实，壮得不像是那年代的人，他站起来就是黑压压一坨，活脱脱像一只吃饱的熊瞎子，他是在奉天城里被关东军当浮浪被抓来的，原本是要做苦力的，后来因为范老炮的缘故被派进了木料厂。
另外一个人，叫薛徊……